文學理論，已死？

在當今的國內外文學理論界，一個日益引起人們興趣和討論的話題就是「後理論」。確實，面對當今文學理論的衰落和文學研究的低迷，來自世界不同國家和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均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有些人認為（文學）理論「並沒有死亡」，它在當今時代依然興盛，只是其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也有人則認為（文化）理論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不可能在當下再度興盛。我本人作為一個對文學理論的未來前景抱有樂觀態度的文學理論工作者，始終對文學理論的現狀持一種樂觀的態度，即使在文學理論失去轟動效應後也對之不感到失望，而對其未來的發展走向更是抱有信心。但是同時，面對文學理論在當下所面臨的狀態，我們又不得不反思這樣一些問題：究竟我們的文學理論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我們在學界總是聽到「理論死亡」的聲音？文學理論的現狀究竟如何？它在未來的前景又如何？如此等等。

原文 ：《理論的作用和功能必須加以限定》

作者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 王寧

圖片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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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沒有大一統理論話語的時代

我本人曾為「後理論」這一術語和概念的推進以及在中文語境中的發展發表過許多文章。當然，提出一個理論概念並非難事，粗粗瀏覽一下國內的學術期刊論文，我們便不難發現，光是近幾年來在論文的題目中帶有「後理論」字樣的文章就不下數十篇。但是如何對這一理論概念進行界定和闡釋，並使其為更多的人所接受，進而並引起批評性的討論，則並非幾十篇文章所能完成。我在這篇短文中首先根據近年來國際文學理論界的最新進展對「後理論」這個概念進行進一步闡述，同時，也想藉此機會提請我的國內外同行注意這樣一個事實：文學/文化理論的盛期確實已經過去，我們絕不可能指望一個曾經有過的理論大行其道的盛期再度出現。但我依然認為，在「後理論時代」，理論的功能和作用雖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限制，但理論本身並沒有死亡。最近十多年裡出現並風行於西方世界而且在中國得到介紹和接受的「後人文主義」、「性別研究」以及「生態批評和動物研究」等理論思潮，就表明了後理論的一些具有生命力的形態及其在未來的發展方向。這三種理論思潮，可以算作當下最有影響力的三種後理論形態。它們都從德里達的後學教義中獲取靈感，並逐步發展演變自成體系，共同形成了「後理論時代」的一道景觀。

那麼什麼是「後理論時代」呢？它與理論的「黃金時代」有何關係？這是我們首先要明白的。我認為，就文學/文化理論而言，當今時代是一個沒有主流的時代，一個沒有大一統理論話語的時代，但是各種理論思潮卻可以在自己的有限空間里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文學和文化理論雖然不斷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挑戰，但理論仍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它雖然無法回到過去曾經有過的「黃金時代」，但它永遠不會消亡，只是理論本身曾有過的「無邊的」作用和不恰當的功能必須加以限定。

在後理論時代，還有什麼具有活力和發展前景的理論思潮呢？本文只簡略地描述當下三種受到各種後理論概念啟發應運而生的新的理論思潮，我之所以稱它們為「後理論」，是因為它們都受到德里達等人的後學理論教義的啟迪和影響，或者由此滋生並發展出自己的體系。它們雖然目前主要風行於西方世界，或者更具體地說主要風行於英語世界，但卻已經開始進入中國並引起國內學界關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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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在於解釋文學和文化現象

所謂「後理論」，就其字面意義來說，意味著它也同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關係一樣，是接著前面曾出現過的理論而「後」出現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要表明自己與先前的理論的分野和區別，故曰「後理論」。後人文主義就是這樣一種理論形態。我們在探討這一後理論形態之前，首先會想到它的前身人文主義。如果從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方學界對人的價值和作用的強調開始，人文主義在西方也有了數百年的歷史。但是在當今的全球化時代，高科技的飛速發展以及人工智慧的開發使得人的價值和作用受到了質疑，以人作為思考和研究對象的人文主義和人文學科也出現了危機。確實，在一個以後工業信息生產為主的時代，機器的作用變得越來越明顯，甚至達到了排擠人工的地步。面對各種機器的強有力挑戰，人類是否還能像過去那樣駕馭它並使之為我所用？這已經引起了當代理論家以及其他人文學者的關注。

所謂後人文研究（posthuman studies，或譯「後人類研究」）正是來自文學和文化理論界的一種反應，目前這種反應方興未艾，並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那麼究竟什麼是後人文主義呢？它是否意味著人文主義的終結？它與傳統的人文主義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毫無疑問，後人文主義對過分張揚人類之作用的嘗試起到了某種反撥作用，它認為人類只是宇宙萬物中的一分子，他不可能君臨一切，也無法改變這一既定的生態格局。理論也是一樣，作為人文學科各種學術話語之一種，其作用應是有限的，尤其是來自文學的理論，它的作用主要在於解釋文學和文化現象，而不能濫用於對所有社會現象的解釋。不認識到這一點，就不能對文學理論的未來前景作出恰如其分的估價和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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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在於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

受到後結構主義啟迪的當代性別研究和性別理論也是後理論的一種十分有影響的形態。既然我們在一個後理論時代考察性別政治和身份問題，我們自然不可迴避這兩個突出的社會文化現象：女同性戀研究和「酷兒」理論。確實，在當今這個全球化時代，人們的生活節奏不斷加快，人際之間的直接交流日益減少，所導致的一個後果就是人際關係的淡漠。不少女性，尤其是有著較高文化修養的知識女性和女性企業高管越來越陷入某種「自戀」的情境中，她們很少與男性交往，有些激進者甚至公開號召與男性對立，因而久而久之便淡漠了傳統的「異性戀」，作為其後果的女同性戀和怪異現象便凸現出來，並越來越受到社會和文化理論界的關注。

作為「後理論時代」的一種頗有影響的理論形態，性別研究便應運而生。它的主要代表性理論家就是朱迪斯·巴特勒。巴特勒在理論上的一大貢獻就在於消解了男女性別之間的天然區別，認為性別更多是由社會文化建構的。此外，性別更具有「操演性」，就像戲劇舞台上的角色一樣。由於巴特勒從事學術研究的方法在歐美主流學者中有著很大的爭議，因而並非所有的理論家都贊同她的觀點。例如，美國哲學家和倫理學家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在猛烈批評巴特勒的那種將簡單的事物變得複雜的文風時，就尖銳地指出，巴特勒的理論自最早提出以來，一直有著重複性，而且許多觀點在過去的著述中就已經有人提過，因此她的理論並無新穎之處。當然這種全然否定巴特勒理論的新穎之處的偏激觀點不無一定的文化政治意味，因而並未影響巴特勒本人在國際學界的地位和影響。

但在我看來，巴特勒的理論創新雖然並非全然新穎，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她至少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礎上向前邁出了一步，這一點應該得到認可。也許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巴特勒等人也像其他後理論家那樣，要用複雜的語言來討論簡單的問題。因為巴特勒畢竟是一位擅長修辭和跨界寫作的哲學家，儘管對她以及同輩理論家來說產生出全新的理論也許很難做到，但玩弄文字遊戲則是作為比較文學和修辭學教授的巴特勒的拿手好戲。這一點也許正是所有的後結構主義性別理論家的局限所在：與其前輩相比，她們確實大大地缺乏戰鬥性和挑戰性，因為後理論本身的作用就不在批判性，而更在於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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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襲來已久的人類中心主義發起挑戰

近幾年來，生態批評和人與自然之關係的研究中出現了新的轉向：「動物轉向」，即一些從事生態批評和人與自然之關係研究的學者們發現，考察人類的生態環境不能忽視地球上另一些物種的生活狀況和環境。因此關愛動物也便自然而然地提到了生態批評家的考察範圍，他們的關注也得到後人文主義者的呼應。如前所述，後人文主義也和生態批評家一樣，從不同的角度向襲來已久的人類中心主義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前者把人類的現在發展階段定位為「後人類」，後者則直接試圖消解這種人類中心主義，代之以「地球中心」或「自然生態中心」的理念。後人文主義者也和動物研究者與生態批評家一樣，實際上想告誡人們，不要忽視地球上的各種動物和一切有生命的東西，它們是人類所賴以生存和繁衍的生物鏈，一旦這個鏈子斷了，人類就會遭遇到滅頂之災。最近十多年裡出現的風暴的頻繁、草原的萎縮、部分動物的瀕危甚至滅絕等現象就是一些不祥的預兆。對於自然和環境的危機狀態，作家和人文學者是最為敏感的，他們試圖呼籲人們保護自然，保護一切有生命的物種。也許他們的聲音是微弱的，甚至被更多的人所忽視和誤解。但是作家和人文學者的長期不斷的呼籲終究會起到一些作用。既然人與動物都是自然界中不同的生命體，那麼他們之間的關係就理應是一種共存和共舞的關係，而不應該將自己當作君王，而把其他動物當成野獸。這就是目前興盛於歐美的動物研究對早期的生態批評的一個超越。

顯然，在動物理論家看來，動物是我們生活中的一分子，它們伴隨著我們人類生長，和人類有著難以割捨的關係，我們和地球上的其他物種共同組成了這個大千世界。因此作為人類，我們理應關愛其他物種，就像關愛我們自己的同胞一樣。我想這就是德里達等動物研究理論家給我們的啟示。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40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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