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畫家賣畫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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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沈周 廬山高圖

古今中外的畫家都賣畫。

歐洲的畫家很少在乎體制身份。自由職業者居多，能與教會簽訂合同，進行創作的畫家，靠的是實力。能給貴族和官員們畫肖像的畫家，也靠真實的水平和影響力。

中國的畫家與歐洲相比，完全不同。差別表現在哪裡呢？最大的不同是：中國畫家格外迷戀體制身份，至今如此。

在明代，有畫家靠賣畫為生，也有不靠賣畫為生。比如: 畫院畫家和官員畫家。畫院畫家是職業畫家，官員稍顯複雜，有業餘畫畫的，也有以畫畫為主的。

中國畫家不論職業的還是業餘的，其作品都願意交易。賣畫是交易，以畫作為饋贈禮品，換取其他利益，其實質還是交易。

董其昌 《青卞圖軸》 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藏

明代的畫家是怎樣賣畫呢？那時畫家賣畫有這樣幾種形式：

1.委託和書信

先由買畫人寫信給畫家，希望購買什麼內容的作品在信函提出來。畫家如果同意也回信。有趣的是購買畫的一方這封信的寫法，往往決定了畫家同意與否。

買畫者對畫家的畫風應該了解，要在信裡面讚美畫家。說好聽的話，誇得畫家比較舒服，這樣容易成交。

不過奉承畫家也有風險。比如，說得不到位或者誇得過分，都有可能讓畫家不高興，無法成交。

明代畫家在賣畫的問題上，表現出個性鮮明，自尊自大者並不少見。買家如果真想得到某畫家的作品，投其所好是必須的。寫好這封信就顯得至關重要。

當時，有專門為求購書畫，寫信的寫作範本、指南一類的書。有文獻可考的例子證實，這樣的指南，最早可以至唐代。舉個例子：

有一封書信建議如此開場白：「先生筆力堪比荊（浩）、關（仝），精微處乃有顧（愷之）、陸（探微）之遺韻。滿紙煙雲，春風沐面，成造化之功。」

如此奉承不知是否對畫家的脾氣。同時，指南編者也告訴寫信求畫的人，對畫的主題風格要求，只可籠統提及，以免限制了畫家而對他有所冒犯。

2.中介和代理人

充當這類角色人員身份多種多樣，多數是行家。在交易過程中，中間人收取售價的百分之十作為酬金，其中包括他們的估價服務費在內。

董其昌《燕吳八景圖冊》（部分）

3.市場和畫室

除非萬不得已，有點名氣的畫家一般不願意到市場去賣畫。那是降低身份的行為，等於把自己放在了小攤小販的位置上。會被看成辱沒斯文有失體面。

中國很早就有文字記載提到銷售古畫古物的市場。

如：廟會形成的集市，以及城市某區域內的商店。

直接到畫家畫室拜訪和求購作品，有一定的難度，特別是名氣大的畫家。許多畫家並不願意在家裡接待買畫者。有的畫家甚至會當面拒絕買畫者，特別是對素未謀面的索畫者。（高居翰《畫家生涯》）

沈周 倀立遠眺

4.交易方式

我們理解的交易是現金交易。明代畫家在買賣書畫過程中，除了現金交易之外，也有許多其他方式。比如，送禮品、宴請等等。禮品包羅萬象什麼都可以，只要畫家願意就成交。

明代有許多畫家很有意思，嘴上說以賣畫為恥，賣畫辱沒了斯文和清高，畫照樣賣，只是低調些。

明 沈周 山水圖軸 紙 32X114

5.買畫的用途

畫買回來之後做什麼用？有幾種情況：為了收藏、欣賞；為保值增值；為炫耀主人富有；買了為了再賣，賺錢；為了辦事給官員送禮。

明代腐敗成風，行賄受賄是普遍現象，繪畫也與珠寶金銀玉器一樣，具有特殊價值。

在明代有影響的畫家不少，如：洪武年間的王履；永樂年間的謝環、戴進；吳派的沈周；蘇州畫家徐渭、唐寅、仇英、文徵明；明晚期的董其昌、藍英、陳洪授等等。

沈周自畫像

我們來說幾個畫家。先說沈周。

沈周（1427～1509），字啟南，號石田，長州（蘇州）人。文徵明、唐伯虎都出於他的門下。

沈周，算得上明代畫家中少數富有者之一。以今日類比，他既為官宦之後又出自豪富之家。他祖上留下的土地、房產、收藏養活了好幾代人，到了沈周已經是第四、第五代的樣子。

俗話說，富不過三代，可是到了沈周這輩兒，家族依然富裕。如果那時有今天的豪車，沈周寫生中國時，不只是坐轎騎驢，買幾輛蘭博基尼車開出去寫生，那是小意思。

為富而驕、恃才傲物，不把地方官員放在眼裡是沈周的幼稚。

蘇州當地幾任一把手請沈周出來做幕僚，都被沈周找各種理由推脫了。領導看得上他的畫，又不好直接要，作幕僚就好辦了。估計，沈周清楚領導的心思，就是不給面子。

樂於悠閑自在的沈周，不依靠組織不願意寄生體制，願做平頭百姓。當然難以混到大哥的位置，其繪畫的價格始終不及弟子文徵明高。而且，許多時候只收禮品不敢收錢，原因不詳。

明曾黥、項聖謨合繪董其昌像選自董其昌《秋興八景圖冊》 上海博物館藏

另一個具有傳奇般色彩的人物，在明代最具影響力，官職最高的畫家是董其昌。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號思白，又號香光居士。華亭（今上海松江縣）人。

董其昌早年在貧窮中度過。

貧窮導致人的生活窘迫，社會地位低下。窮則思變應該是他成年後努力上進的動力。憑著聰穎和悟性，他在實現個人夢想過程中，選擇的道路和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二十多歲開始，他勤奮作畫，以臨摹地方藏家所收古畫為學習方式。同時苦讀應試，1588年，33歲的董其昌鄉試及第。次年會試上為二甲第一名進士，由此榮登仕途，青雲直上，官至禮部尚書。

他還任過太子的講官，教太子讀書，數年後此太子繼承皇位。 沒曾想，該太子繼任皇位後不久，便駕崩了。

董其昌深諳官場之道，數度辭拒官職。越是推辭不就，其政治家的聲名也就與日俱增。

從中央機關回來，他成了集政治、藝術、商業資源於一身的大富豪，當地人人敬畏羨慕的大明星，商業資本追逐的對象。

許多官僚士紳富豪紛至沓來，求寫字、作畫、鑒賞文物者絡繹不絕。潤筆費那是不用說的。

董其昌有聰明過人的能力，而且將其能力發揮到了極致。《南北宗論》是他的著作。這本書幾乎成為藝術法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沈周是個一貫不給領導面子的人，得罪了董其昌，被他打壓整治叫苦不迭，成為歷史公案。

董其昌算得上典型的官員畫家，擁有絕對權威。是赫赫有名的畫家、收藏家、藝術理論家、批評家。他是明代繪畫歷史中一個很特殊的人物。

董其昌從社會底層從貧困中走來，實現了自己的夢想之後，變成了地方惡霸。因其作惡太多，引起當地百姓的公憤激起民變。老百姓放火燒了他家的公館，使得他好長時間東躲西藏無處安身。

陳洪綬《花鳥草蟲寫生冊》之一

陳洪綬是另一種有代表性的畫家。

陳洪綬（1598～1652）字章候，號老蓮，悔遲，雲門僧等。浙江渚暨人。

陳洪綬八歲喪父，十八歲喪母，二十六歲喪妻。他祖父是功成名就的高官，到他父親那輩兒，家道中落。

從小，陳洪綬就表現出強烈的實現個人功名的抱負。他曾參加縣試，考取生員，這是科舉的初等考試。但是，此後他多次赴京考試，皆未中。

他志存高遠，並不願以繪畫為生，而又不得不以賣畫艱難度日，且身處亂世，他的中年充滿挫折和心酸。

陳洪綬兩度娶妻，女方都是名門望族，家族對他抱有很高期望，也成為巨大壓力。他極其自尊，科舉又多次落第，在親友們面前抬不起頭是有的。

44歲時，他納貲進入國子監，皇帝賜他宮廷畫家之職。按理說命運並非對他不公。可是，做畫家與他的理想，做文士大儒相差甚遠。他沒給皇帝面子，辭拒不受。

再回老家還是只能賣畫。他的身份決定，他的畫不可能賣出高價。只能艱難度日。

1645年，滿清軍隊攻入南方，社會動亂。他縱酒買醉，哀傷感嘆，經常酒後失態放聲哭嚎。或許，他想過自殺；或許，他懷疑人生。

他有六個兒子、三個女兒、一妻、一妾。加上他自己，12口人要吃飯，全家生計都仰賴他一筆又一筆畫出來，可以想到有多艱難。

苦悶和命途多舛，使得他放浪形骸狎妓酗酒，終於身體垮掉了，僅活了54歲就撒手而去。

閱讀歷史，泱泱華夏數百年過去了，許多事情已經改變，還有些事情一如既往。

陳洪綬《花鳥草蟲寫生冊》之一

以上三個有一定代表性的畫家經歷，能夠引起讀者何種思考呢？我想有以下幾點：

1.陳洪綬的命運和失敗的人生有何必然性？

以今日之眼光看，陳洪綬的一生毫無疑問是失敗的。

失敗，或許有他性格缺陷問題，或許與他能力不足有關。但是，根本的還是他追求的人生目標，他的夢想無法實現。他的夢想也是社會共識，這種共識和價值取向，壓垮了他。

他靠賣畫養家糊口，看似畫家都在賣畫，差別可太大了。市場容量有限，蛋糕就那麼大。效率和公平在權力社會裡，哪有平衡點。只會向權力傾斜，不掌握權利就意味沒有出路可言。

那麼假設，陳洪綬實現了自己的理想，做了文士大儒，會不會也和董其昌一樣呢？答案多半是肯定的。

明 董其昌 疏林遠岫圖 紙本38.3x98.4

2．董其昌在實現了個人夢想之後，為何沒有變善良？

當佔有和分配社會資源，決定的因素是權利的大小，而權力並不受監督的時候，加上人性無止境的貪婪，決定董其昌功成名就、富裕了之後，不可能資源共享，不可能體恤弱勢群體。

共同富裕的社會是公平正義的社會。實現共同富裕，必須依靠嚴格的法制保障，權利必須受監督和受制約。

否則，像董其昌這樣怙惡不悛的官吏、商人、畫家就是成功的標誌，行業的領軍人物，市場價格的決定者，學術標準的制定者。只能為富不仁。

明 文徵明 山水圖(立軸)紙本166.7x48.4

3．明代的繪畫真的能以「道」為最高理想嗎？

宗炳的《畫山水序》中，屢次提到 「道」，「聖人含道暎物」，「聖人以神法道」，「山水以形媚道」等等。…道指的是天地萬物的總規律、總法則。儒、道、仙、佛傢俱言「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陳傳席《中國繪畫美學史》）

如果畫家藝術創作真的是追求「真理」和「道」的精神，真如宗炳畫論說得那樣，畫得好不好水平高低，判斷的標準應該是清晰的。

現實是，誰的權利大，誰的職務高誰就掌握話語權，就離「道」近。豈不是「道」和真理也向權利傾斜？

權利巫術浸潤的毒蘋果，能夠毀滅白雪公主的生命，權利的濫用，同樣能阻礙藝術的發展進步。

當權利崇拜成為文化符號，社會共識的時候，像文徵明、陳洪綬這樣的傑出畫家，只能成為權利、等級、專制制度的犧牲品，受欺壓被邊緣化的人。（文/宋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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