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寫時代：莫言用單位稿紙寫成名作，編輯騎車上門催汪曾祺交稿…

書寫變得太便利了，這時候我們還能不能保留一種敬重，一種敬畏？

余華及其小說《鮮血梅花》手稿。記者張漫子攝

對於沒經歷過上世紀80年代的人來說，80年代是一個傳奇。

現在的年輕人似乎很難想像，在那個沒有電話、沒有網路、沒有娛樂節目的時代，人們如何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暢談文學是怎樣的場景。

今天說走就走、可以四處旅行的孩子們也許無法想像，自己的父輩在80年代了解外面世界、了解外國人吃什麼穿什麼平時聊什麼，也許是從一本《契訶夫小說選》的手抄本開始的。

80年代初的燕園，學生人人是詩人。他們晚上睡前討論的是，那詩哪裡好，這詩怎麼寫才好。文學是文青彼此相認的「接頭信號」，談對象找話題要靠聊小說和背詩歌，檢驗友誼的標準是看到好書美文會不會「奔走相告」。

近期，誕生於80年代並銘記在一代人心靈深處的作品，如劉心武的《班主任》、舒婷的《致橡樹》、巴金的《隨想錄》、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劉震雲的《塔鋪》和余華的《鮮血梅花》等作家手稿在中國現代文學館一經展出，馬上引起了不同年齡段讀者的一場「奔走相告」。

陳列於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劉震雲成名作《塔鋪》的手稿。中國現代文學館供圖

手寫的痕迹

舒婷的詩歌代表作《致橡樹》就寫在42年前的兩頁「北京市電車公司印刷廠」印製的紅色格子稿紙上。如今它被串上線，懸掛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展廳中央。

「一走進展廳，屬於80年代的那種氣息撲面而來，真摯的，洋溢著熱情。」前來觀展的田磊記得，這首詩的走紅剛好是80年代初。「當時在北京，許多新人在自己的婚禮上深情地朗誦這首《致橡樹》，想抒發新時期的年輕人特別是女性對愛情的一種態度。」

舒婷的《致橡樹》手稿。記者張漫子攝

但在那時還只有15歲的文學愛好者趙小梅來說，這首詩還太「朦朧」。是時在「西鐵局」創作組任創作員的趙父下班後常帶一些文學雜誌回家，供孩子們翻閱。

《人民文學》《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收穫》《十月》雜誌都是趙小梅特別喜愛的。「文藝的春天來臨，我們兄妹幾人就像高爾基口中『飢餓的人撲到了麵包上』，如饑似渴地閱讀。劉心武的《班主任》、路遙的《人生》、韓少功的《風吹嗩吶聲》都是這時候看的，不僅看，還要翻來覆去看上好幾遍。」

發表於《人民文學》的劉心武短篇小說《班主任》被稱作傷痕文學的代表作品。記者張漫子攝

在這些展出的手稿中，「北京文學稿紙」「人民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稿紙」「農民日報社」等字樣出現在顏色各異、大小不一的稿紙頁腳，頗具時代特色。「那時，對於一個寫作的人來說，能用上出版社和雜誌社的稿紙也代表一種認可、一種特別待遇。常來稿件、跟編輯部關係好了，才能用得上報社、出版社和雜誌社給的稿紙。」作家李敬澤說。

對於上世紀80年代的青年寫作者來說，文學期刊曾是他們實現文學理想的最佳舞台。隨便一本80年代文學雜誌的發行量都在二三十萬份以上，有時一部小說在期刊的公開發表，能使雜誌創下「當日脫銷」的紀錄。

據說那時老牌文學雙月刊《收穫》的發行量曾高達100多萬份，這讓時任主編巴金頗為擔憂，「滿大街都是(這本雜誌)，是很可怕的……100萬份的發行量太高，寧可少印一些。」

在這股「文學熱」的潮流中，無數寫作者、批評家、文學愛好者們共同組成了「文學的天堂」。與數字時代不同的是，編輯們催稿靠嘴也要靠腿：距離近的作者家門一推就進去了，距離遠一些的要靠騎著鳳凰自行車在他們家與家之間來回穿梭。阿城1984年發表於《人民文學》的短篇《樹樁》和汪曾祺發表在《人民文學》1983年第9期的《故里三陳》，就是那時《人民文學》的編輯朱偉這樣得來的。

汪曾祺發表於《人民文學》的短篇小說故里三陳。記者張漫子攝

編輯騎車取回的稿子都是手稿，是作家一筆一畫寫過、圈塗過的。那些手寫的痕迹明白無誤地向人們坦露出一條寫作者思考的軌跡。他們下筆前後的猶疑、遺忘或是突然發現，甚至寫作時的心情起伏都躍然紙上，每一份與每一份都不重樣。

汪曾祺於1983年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小說《故里三陳》手稿。中國現代文學館供圖

與《致橡樹》手稿一同懸掛在展廳中央的，還有莫言30多年前寫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政治部文化部」稿紙上的，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紅蘿蔔》，和同年發表的短篇小說《白狗鞦韆架》。

中國現代文學館中展出的作家莫言創作於1985年的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蔔》手稿。中國現代文學館供圖

莫言在創作《透明的紅蘿蔔》《白狗鞦韆架》等作品時，共手寫4萬餘字，修改謄寫數次後方才發表。《透明的紅蘿蔔》是莫言的成名作，是1985年他在《中國作家》第2期發表的中篇小說，其創作衝動源自於1967年莫言兒時隨石匠打石頭時的一段經歷。

莫言的兩份手稿中多處布滿醒目的勾劃與修改痕迹。在《白狗鞦韆架》的手稿中，僅第一頁，莫言就刪掉了七八處、三四行，還在刪除的部分旁邊補充了11行對大狗午後活動的細緻刻畫。

莫言《白狗鞦韆架》手稿。記者張漫子攝

《透明的紅蘿蔔》原本的篇名是《金色的紅蘿蔔》，或許是字多讀起來拗口，作家徐懷中用筆圈掉了「金色」，改為「透明」二字，於是「金色的紅蘿蔔」成了「透明的紅蘿蔔」。徐懷中把這篇小說推薦給他的老上級馮牧，這小說就刊發了。據親歷者回憶，「黑娃」的故事見刊以後還專門開了座談會——此前，沒人能將一種意象表達出一種油畫般的凹凸感——「那篇文章真有一下子耀亮整個文壇的感覺」。

「你們年輕人不知道了，我們那個時代的人瞧一眼莫言的字跡就猜得到，『一定是寫黑板報寫出來的』。」李敬澤說。的確，青年莫言曾是連隊的一名通訊員，黑板報是一門「必修的功課」。前來觀展的書迷朋友一邊湊近觀察這些細節，一邊感慨，「莫言的字跡變了」，「手寫的痕迹太珍貴了」。

莫言和徐懷中關於《透明的紅蘿蔔》的對話《有追求，才有特色》手稿，莫言此時就讀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徐懷中為文學系系主任。記者張漫子攝

書寫方式「小變」，文明之大變

「上世紀80年代，是手寫時代最後的燦爛綻放。」此次手稿展的策劃人李敬澤說，「幾千年來人類從用筆寫字的習慣在咱們這一代發生了變化。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作家們放下筆，改用電腦敲出一排排方塊字。這是文明之大變。」

陳列室內舊版的莫言文集。記者張漫子攝

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國文學迎來了光榮的新時期。活躍的青年作家和他們的代表作以罕見的速度湧現、迭代。他們心中想到的和要寫的東西像春運時火車站裡的人群——緊緊擠作一團。每有作品公開發表，數百上千封熱情的讀者來信猶如臘月飄雪，從大江南北撲面而來……

陳列於中國現代文學館的余華作品。記者張漫子攝

文學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初入文壇的余華一篇習作在《北京文學》發表，轟動了他所在的整個海鹽縣。他被通知去縣文化館工作，從此結束了在鄉鎮衛生所5年手執鉗子的拔牙生涯。

在沒有網路，沒有娛樂、看個電視還得去鄰居家的時代，文學承載了太多東西。「我們怎麼感知世界，怎麼自我表達——我們的慾望、我們的愛恨、我們的嘲諷，怎麼在語言中找到自由和娛樂，很大程度上都是文學開拓出來的。真的是，領時代風氣之先。」在《小說選刊》做編輯的李敬澤1985年第一次看到中篇小說《紅高粱》時，他驚呆了，「語言可以這麼炫目?漢語寫作可以這樣打開民族的感受力?」

新時期以來，湧現出的新的語言、新的思想、新的表達，這些「嶄新事物」的形成過程無一遺漏地反映在作家筆下的稿紙上。此次展出的「國寶」級手稿中相當一部分是之前《人民文學》雜誌社、《中國作家》雜誌社歷年的存稿。

此次展出的手稿，還有手寫於農民日報社稿紙的劉震雲小說《塔鋪》。與莫言《透明的紅蘿蔔》類似的，這篇「新寫實小說」代表作的篇名也是修改過的，原名叫「河堤」，後來才改為「塔鋪」。儘管是謄清的手稿，其中仍充滿大量細微的刪減與成塊的塗抹。「不小心」改為「無意間」，「聚在」改為「聚到」，連「地」「的」「還」「又」等字眼也在斟酌後刪去，體現了作者對凝練精準、不冗不贅的語言風格的極致追求。

再比如，他把原本寫的「父母」「爸爸」字眼修改成「大人」「爹」，「兩個孩子」改為「倆孩子」，「風氣太壞」改為「風氣恁壞」，修改後的語句更貼合鄉土文學氣息，讀起來更接地氣，符合創作時的語境，令小說平易近人，通俗易懂。

正如馬克·波斯特所說，手稿作為原始件，能讓研究它的人們，更接近作者的創作意圖，從中發現「真實」文本的演化過程。從作者擦掉、替換和刪除的地方，從旁註和增補中，從筆跡的微妙變化中，人們可以看到整個創造過程。

「廣大的讀者通過期刊或圖書看到的當代文學作品，並不一定都是作家的意圖，這些作品是作家和編輯們的共同產物。」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劉方認為，手稿體現了作家的創作初衷，也體現了手稿出版的精神、靈魂所在。

「手稿是時間的證物。字跡作為身體的延伸，清晰地標記著時間。不僅如此，一個重要作品的形成痕迹和個人氣息也是明明白白地留在紙上的，這與電腦列印稿完全不同。」李敬澤說，一份手稿兼具作為文物的歷史價值、作為文獻的研究價值，以及審美價值和文化價值。

作家巴金《隨想錄》手稿。中國現代文學館供圖

「文明就是想像力」

站在巴金的《隨想錄》手稿前，田磊回想起他中學時代的「手抄記憶」。

上世紀80年代初，書出版得少，新書常常買不到。因此不僅作家成稿用手寫，讀者傳閱也靠手寫。

從合肥轉學回老家上學的同桌帶來一本巴金的《隨想錄》，田磊翻看起來覺得，「哪一頁都好，哪一句都妙」，就拿家裡的《名人名言》去換，換回來就拿鋼筆抄。常常還沒抄完就被其他同學借走了。

班裡花三角錢班費買的《解放軍文藝》以最快的速度傳閱遍整個年級。「有的同學來不及看，就在放學後悄悄拿回家，第二天一早要提前到校，爬窗進來把書歸還原位。後來我們才知道他看了一夜，抄了一夜。」

外國文學也在這時進入中國，走進中國青年的視野。有的故事要靠口耳相傳，聽同學提過一嘴「好看」的《歐也妮·葛朗台》就再也不能忘了。

「外國人冬天有什麼娛樂?堂兄從巴黎帶來的那件金紐扣一直扣到脖子的新奇背心怎麼穿?歐也妮會像冬妮婭一樣穿著藍白條海魂衫嗎，還是穿像大扇子一樣的長裙子?」這些田磊在生活中得不到的答案，在「封皮是米黃色網格的外國文學名著叢書」裡面有。

每到周末，他和他的同學就一遍一遍搜羅能找到的每一家新華書店，看看有沒有新書到了。可最多的答覆永遠是「還沒到貨」。

這在擁有33萬餘種圖書出版規模的今天，是不可想像的。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每年出版的圖書是每年一萬四千種左右，拿2017年圖書出版數據來看，僅是圖書出版的品種就翻了二十多倍。

當今，文化生產和文化供給更加豐富，人們對精神產品的選擇權不斷在擴大。在李敬澤看來，文學地位的這種變化恰好說明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社會的長進和時代的發展，這不是壞事。

陳列於中國現代文學館的莫言文集。記者張漫子攝

從手寫時代進入數字時代以後，除少數堅持用筆在紙上創作的賈平凹等作家之外，書寫歷史隨書寫方式的改變，對作家和讀者、對閱讀和寫作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在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趙勇看來，從手寫到打字的媒介之變，帶來的是思維方式和內容創作的改變。「由於電腦寫作免除了我們的謄抄之苦，由於游標點到哪裡就可以在哪裡插入或刪除，完整的構思已顯得多餘，齊全的材料準備也似無必要。我們完全可以想到哪兒寫到哪兒，寫到哪兒再想到哪兒。磚不夠了先上瓦，瓦不足了先按梁。只要那套複製、粘貼、查找、替換的技術熟練起來，這座房子最後怎麼也能把它造得像模像樣。大概我們不會想到，就在這樣一種顛三倒四的『修建』中，我們的思維開始變得零散而破碎了。」

Kindle里，手機閱讀APP里，動輒幾百萬字一部的網路小說，每天還可被更新一萬字——這也是在手寫時代想都不敢想的速度，即使高產如金庸，平均每天寫個千字也不得了了。背倚裝滿書本典籍的聯排書櫃，李敬澤點燃煙斗，「毫無疑問，如果沒有電腦的出現，就不會有網路文學的產生。你再看我們長篇小說的出版量，一年的量要比曾經十幾年的總量還多。書寫變得太便利了，這時候我們還能不能保留一種敬重，一種敬畏?」

對於可以接觸海量信息的閱讀者來說，越來越多的人有時不得不面臨這樣一種「富餘的困境」——每天可打開百篇難辨真偽的文章，卻難以周詳、深入地把某一個問題搞清楚。當面對一本書的時候，許多人發現已經少有從第1頁開始，一行一行邊讀邊批註到第200頁的耐心。

走進中國現代文學館、站在手稿前的人們，在回望手寫時代的同時，似乎也意識到，重返一個年代是不可能的了。然而，即便在文學不再是必需品的今天，不論是睡前把童話寓言讀給孩子的母親，還是逛街時順便逛一逛「西西弗」「言幾又」的年輕人，沒有人拒絕文化與藝術的滋養，也沒有人否認文學對於生命、對於人類文明的某種意義。

「我們為什麼搞文學呢?它不是一種現實的謀生手段。人類的文明在於我們發明了那些無用的東西。」李敬澤停頓了一會兒，「我記得一本書上有這麼一個比喻——如果在河邊，發現一頭獅子在那兒飲水，有個聲音說，趕緊跑吧。那這可能是一隻動物，也可能是一個人。如果有個聲音說，有獅子，我們把它打死，吃它的肉吧。那麼很難辨別這聲音是人是獸。如果有聲音說，啊，這個獅子真美。於是拿起了一塊石頭，把獅子的模樣刻在了山洞牆上——這才是人類。文明就是想像力，文學就是這種想像力的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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