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回歸 光華再現——寫在《十竹齋箋譜》復刻面世之際

如果說藏書票是西方的「版畫珍珠」，那麼中國的「版畫珍珠」，無疑就是花箋了。花箋是一種特製的小幅紙張，供文人雅士寫信或題詩之用，因為雕印精美，又有彩箋、錦箋之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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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與花箋有著特別的緣分。一是見於史籍的花箋使用，正是肇始於南京。南朝文學家徐陵在《玉台新詠序》中，曾提到「五色花箋」。《南史·後主紀》載：陳後主君臣宴會，先命張麗華等八妃嬪「襞彩箋制五言詩」。一是被視為花箋巔峰之作的兩部箋譜，《蘿軒變古箋譜》和《十竹齋箋譜》都誕生於南京。而今天將我們的目光引向這東方藝術經典的，是南京十竹齋在魯迅、鄭振鐸先生復刻《十竹齋箋譜》八十年之後，繼承、弘揚、活化餖版、拱花水印木刻絕技，讓《十竹齋箋譜》以明代原貌完整再現。

唐代以降，花箋便在詩人墨客間流行。宋人詩文中，多有向人索紙、謝人贈箋之作。但直到明代中葉，箋紙製作仍較樸素。明人李克恭在《十竹齋箋譜》首卷《序言》中，對花箋發展有一個簡要的概括，說嘉靖、隆慶以前「箋制樸拙。至萬曆中年，稍尚鮮華，然未盛也，至中、晚而稱盛矣。歷天、崇而愈盛矣」。清人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中引明末孫燕貽的話，也說萬曆二十九、三十年間，「多新安人貿易於白門，遂名箋簡，加以藻繪。始而打蠟，繼而揩花，再而五彩，此家欲窮工極妍，他戶即爭奇競巧，互相角勝，則花卉鳥獸，又進而山水人物，甚至天文、象緯、服物、彩章，以及鼎彝珍玩，窮極荒唐幽怪，無不搜剔殆盡，以為新奇，月異而歲不同，無非炫耳目以求售」。正是這一場「花箋市場爭奪戰」，促成了天啟、崇禎年間南京的花箋「愈盛」，其標誌，就是《蘿軒變古箋譜》和《十竹齋箋譜》的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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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蘿軒變古箋譜》是我國現存時代最早的一部箋譜，由江寧人吳發祥（號蘿軒）在天啟六年（1626）刊成於南京。據書前顏繼祖《箋譜小引》，其繪、刻、印均出於吳發祥之手。他以「變古」為名，明確提出在繼承傳統「神明」的同時，對「古所不足」有所彌補。具體而言，就是摒棄前人的「藻繪爭工」，以清新淡雅的象徵手法來表現內蘊豐厚的典故，而最重要的貢獻，則是在花箋製作工藝上，運用了套版彩印的餖版和立體效果的拱花兩種新技法。遺憾的是，這部箋譜長期湮沒無聞，直到1963年上海博物館徵集到《蘿軒變古箋譜》足本，世人才認識其價值。如今全譜僅存孤本，殘本亦只日本藏有半部。流傳稍廣的是1980年上海朵雲軒復刻本。

刻印《十竹齋箋譜》的胡正言，原籍安徽休寧，定居南京雞籠山下，宅院中種竹十餘竿，遂以為齋名。他能詩會畫，制墨造紙，以出版為業，又精於篆刻，曾為南明弘光政權鐫刻國璽。從萬曆四十七年（1619）開始刊刻《十竹齋書畫譜》，到康熙十三年（1674）九十一歲去世，胡正言在南京出版界的活動時間長達數十年，身邊常年聚集著眾多書畫名家和刻、印名匠，切磋琢磨，相互浸染，對於金陵派雕版印刷，特別是餖版、拱花技藝的成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每見繪畫佳作，便刻印為花箋，並先後印行過多種分類箋譜，崇禎十七年（1644）匯印為《十竹齋箋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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餖版工藝，是世界上最早的套版彩印技藝，印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早期的彩印版畫，是在同一塊雕版上塗以不同的顏料，然後鋪紙一次刷印而成，不同色彩往往相互混淆。餖版則是對畫面進行分色勾摹，為每一種顏色的圖案專刻一塊版，甚至一種顏色還要分成由淺到深的若干塊版，然後從淡色到深色逐次套印或疊印，這才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套版彩印。餖版工藝在繪、刻、印三方面都有極高的要求，哪一方面稍弱，都會影響到作品的成功。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中介紹：「這樣複製出來的畫，最善於保持中國繪畫的本色和精神，因為所用的顏料和宣紙，都是和原畫所用的相同，具有民族藝術的特色。這種餖板彩印，在印刷史上又是一大飛躍。」

同時十竹齋又採用了拱花技藝，即在木板上雕成圖案紋線凹陷的陰版，經砑印使紙面圖案拱起而富有立體感，不但雕工艱難，印工要求也極高。砑印之法，將宣紙拉到雕成的陰版上，覆以較薄的羊毛氈，再以木製拱花錘用力旋轉擠砑，使形成的圖形高出紙面。此法雖在宋代已見於記載，但工藝到此時完全成熟。成功的拱花作品，不用色彩，就能以淺浮雕的效果表現出生動的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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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竹齋箋譜》四卷四冊。卷一含清供、花石、博古、畫詩等七類62種；卷二含龍種、勝覽、無華、雅玩等九類77種；卷三含孺慕、棣華、應求、尚志等九類72種；卷四含壽征、靈瑞、寶素、雜稿等八類72種。無華、寶素等類純用拱花，不加色彩。而博古、雅玩等類，餖版套印之外，多加拱花襯托，成為史無前例的彩色立體畫面。

《十竹齋箋譜》畫幅雖不大，但結構謹嚴，勻稱工整，細膩而不煩瑣，明快而多變化。它充分運用象徵手法和簡明形象表達傳統歷史故事，如「畊莘」畫耕犁一具，喻伊尹躬耕故事。「韋簡」畫竹簡一卷，喻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四知」畫一隻金元寶，喻楊震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拒納賄金。「投筆」畫毛筆於案下，喻班超投筆從戎。「漢節」畫龍頭節杖，喻蘇武牧羊不忘故國的精神。「補袞」畫線補袞袍一襲，喻規諫夫子自行補過之意。「周蓮」畫蓮花以喻周敦頤之愛蓮。「舉案」畫几案以喻孟光、梁鴻舉案齊眉。「思鱸」畫鱸魚一尾以喻張翰思鄉之情。箋譜以簡潔精雅的畫面引發人們對這些掌故的興趣，從而達到弘揚傳統文化精神的目的。

《十竹齋箋譜》的刻、印水平比《十竹齋書畫譜》有進步，餖版、拱花技藝的運用也比《蘿軒變古箋譜》成熟，且增加了「撣」的手法，更豐富了墨色深、淺、干、濕的變化，逼近繪畫效果，成為我國古代水印木刻的巔峰，也開創了世界印刷史的新紀元。魯迅和鄭振鐸先生當年對《十竹齋箋譜》這珍貴的民族文化瑰寶十分珍愛，不惜耗費大量精力和財力促其「復活」。在兩人的往來書信中，魯迅先生評價：「《十竹齋》箋樣花卉最好，這種畫法，今之名人就無此手腕。」鄭振鐸先生在《中國版畫史圖錄自序》中盛讚：「十竹齋所刊畫譜、箋譜則纖妙精雅，曠古無倫，實臻彩色版畫最精至美之境。」這種境界，一般水印木刻技法是不可企及的。

作為《十竹齋箋譜》的誕生地，南京專家學者始終密切關注這部箋譜的命運，以及餖版、拱花技藝的傳承。經數年醞釀，2016年四月，文史、藝術、出版、收藏諸方面的專家學者五十餘人及有關方面領導，在南京舉辦研討會，具體磋商《十竹齋箋譜》復刻的意義與可能，並達成共識：以餖版、拱花技藝印製的《十竹齋箋譜》，是中國雕版印刷史與世界文化藝術史上的奇蹟。通過復刻《十竹齋箋譜》，傳承活化餖版、拱花技藝，重振南京十竹齋品牌，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與職責。南京文化投資集團正式啟動《十竹齋箋譜》復刻工程，以「打造大國工匠，再現藝術經典，彰顯城市文化」為理念，全方位展示中國傳統文化精髓。集團為此成立工作領導小組和十竹齋傳習所，聘請海內外專家學者擔任顧問，組成精幹的復刻團隊。並依託復刻工程，制訂了「十竹齋」品牌復興計劃和產業發展規劃。在復刻過程中，同步舉辦各種展覽與講座，走進學校，走向市民，讓更多的人了解、感知、體驗這藝術瑰寶、傳統技藝，又組織書畫名家在箋紙上進行再創作，當代藝術與傳統經典兩相碰撞，煥發出可喜的新生命力。

復刻工程得到了國家圖書館的大力支持，以館藏鄭振鐸先生捐贈的明代初版珍本《十竹齋箋譜》作為底本，讓這次復刻能夠正本清源，以明代的工藝，明代的工具，明式的材料，首次真實可靠完整地重現《十竹齋箋譜》的明代原貌。全譜283頁畫面，一套成品的雕版數量將近兩千塊，每一塊都須精雕細琢，每一印都須全神貫注。成書的裝潢，也全部依照國圖藏本，用純手工製作的櫻桃紅灑金粉蠟箋做封面，以桑蠶絲雙線鎖訂，襯香樟木夾板，裝入楠木書匣。復刻團隊淬鍊心性，精益求精，歷時兩年半，將這部《十竹齋箋譜》復刻本呈現在大家面前，用所有可以企及的美好，致敬經典，致敬歷史，致敬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

《光明日報》（2019年01月04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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