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啥明朝多昏君，而清朝鮮有昏君？問題出在朱元璋身上

明清同樣立國不到三百年，哪朝昏君多？第一反應當然是明朝。明朝皇帝實在奇葩，十六位皇帝中，正統、成化、正德、嘉靖、天啟是公認的昏君，連洪熙、宣德也多多少少有些黑點。反觀清朝，前幾位皇帝允文允武，定國安邦，是公認的明君，道光、咸豐、同治也鮮有黑點，大部分黑鍋都讓慈禧背了。於是就有這樣的感覺：明朝多昏君，而清朝鮮有昏君。

明朝昏君多，關鍵問題出在社會風氣上。明朝自土木堡之變後，武官勛貴元氣大傷，無力壓制日益囂張的文官集團，而繼任的成化、弘治也不是什麼鐵血君王，大多情況下對文官均禮遇有加。尤其是弘治帝，更是出了名的好脾氣，於是導致文人們更加無法無天，什麼話都敢說，什麼事都敢寫。

明朝文官們退休後喜歡寫書，尤其喜歡寫宮廷秘史、野史八卦之類的東西，連歷代先帝也不能倖免。如《七修類稿》日常黑朱元璋，說元末明初的高僧守仁寫了一首感懷詩《題翡翠》，就被朱元璋興了文字獄，罪之不以善終。又如仁宗不是死於肥胖，而是死於後宮爭寵云云。終明一朝多野史秘聞，大多數都是退休文官們搞出來的。

朱元璋留下的言官制度也是無比巨坑。他是窮苦人家出身，深受弊政之苦，因此格外重視官場風氣，皇帝是主要監察對象。為方便官員直言規諫皇帝，朱元璋設置了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給事中，專門挑皇帝和大臣的毛病，有「風聞奏事」之權，從法理上作了硬性規定。所謂風聞奏事，就是說言官可以根據道聽途說來彈劾大臣，而不需要任何證據。比如說，言官在街上聽見有人談論某某做什麼壞事，回頭就能立馬參他一本。什麼，你說證據？本官風聞奏事，要什麼證據，你還是自證清白吧。

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給事中的品級並不高，但權力極大，上至宰輔閣臣，下至地方衙門，都在其監控之內。言官的選拔有嚴格的標準，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再則曉知治體。明朝的言官們固執到可怕，軟硬不吃，油鹽不進，腦子一根筋，認死理，認準一件事必定死磕到底，明朝皇帝沒有不怕他們的。嘉靖皇帝沉溺齋醮青詞，御史楊爵上書極諫，被下詔獄，備受酷刑，數次昏死，仍泰然處之。萬曆皇帝一日在宮裡演戲嬉樂，忽然聽到巡城御史來了，嚇得慌忙躲藏。言官之霸道，與現代噴子有的一拼，斷章取義、偷換概念、捕風捉影、扣帽子、雞蛋里偷骨頭正是其能事，而不需要負任何責任。

言官們噴的痛快了，可苦了明朝的皇帝們。後世史書往往稱讚明朝言官們敢於直言進諫，但是在稱讚言官的同時，皇帝的形象必然受損。嘉靖帝被文人們罵作「家家皆凈」，萬曆被罵「酒色財氣」在言官們的襯托下，明朝皇帝們的形象頓時一落千丈，於是給人一種昏君多的錯覺。歸根到底，問題出在朱元璋坑孫子的言官制度上。

與其說清朝少昏君，倒不如說清朝多奴才。清軍入關後大興文字獄，張晉彥案、變記案、明史案、黃培詩案、南山案、朱方旦案，往往因一句一詞而惹禍，動輒抄家滅族，株連過萬，文人們噤若寒蟬，歌功頌德尚且來不及，哪個敢不要命地直言規勸？乾隆自詡十全老人，滿朝文武諛詞如潮，沉浸在天朝上國美夢中。清朝倒是少昏君，個個都是勤政勞模，最後還是免不了被西方列強按在地上蹂躪，真是莫大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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