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誤失業：一個時代的來臨

自20世紀80年代末尤其是實行雙向選擇、自主擇業以來，大學生就業難現象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此後有愈演愈烈之勢。西方發達國家、日本和許多發展中國家曾經出現過的知識失業問題開始登陸中國。大學生就業難和知識失業，在上世紀90年代初往往被視之為局部的、個人的和暫時性的現象，認為主要是個別人就業期望值過高，只要不過分強調專業對口，就業難是可以緩解或消失的。但到了1998年以後(即在關於高校擴招的討論中)，即有人謹慎地提出了中國應防止教育過度和知識失業問題。

按照國，際勞工局的定義，失業是指有勞動能力並願意就業的勞動者找不到工作的一種社會現象。知識失業是指受過較高教育的知識勞動力處於不得其用的狀態，知識失業的主體是具備一定知識和專業技能的知識勞動者。知識失業可能表現為公開失業(狹義的失業)，即勞動力有工，作能力和工作意願，但卻無工作機會；知識失業也可能表現為隱性失業，如就業不足、人才過度浪費和教育過度等現象。在此我們可以採用以下指標對知識失業進行度量：1．接受過九年制義務教育及以上教育的失業者其公開失業狀態；2．當年大中專畢業生及研究生當年就業狀況；3。迫於就業壓力考研者的狀況；4，在職者擁有超過其崗位所需的更高的教育技能。應當說就這四項指標而言，前兩個是較為客觀的指標，而後兩個指標具有一定的主觀性。

《經濟日報》2001年8月31日報道，據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失業保險處提供的數字：截止到2001年6月底，北京市登記在冊的失業人數為4．02萬人，其中大專以上學歷者為0．21萬人。另據媒體報道，深圳市勞動局失業科的統計數據顯示：2000年12月31日，深圳大專以上學歷登記失業人數為2869人，研究生僅2人。但到了2001年1月9日，全市城鎮登記失業人員中，大專以上學歷的失業人員總數達到3157人，占失業人員總數的12．34％。這些數字都未包括那些沒有在勞動部門登記失業的「隱性失業者」。而北京市統計局公布的《北京市失業人口狀況分析》顯示，在失業人口中，73．7％的人口未到勞動部門進行失業登記。如果按照受九年制義務教育作為統計基點，比例會明顯提高。因此以第一個指標來衡量，可以看出我國已經出現了知識失業的趨向。

目前雖然缺乏全國大學生當年就業率的權威統計數字，但大學生就業難的確已經成為令人頭痛的社會問題。據2001年5月30日《中國教育報》報道：「從重點院校、一般院校和高等專科學校畢業生的就業形勢來看，重點高校畢業生的就業處於比較理想的狀態，人才需求和供給基本平衡，其初次就業率為82，75％；一般院校畢業生就業存在一定壓力，但壓力不大，其初次就業率為68％；高等專科學校畢業生就業比較困難，其初次就業率為41．23％。」

從1999年開始，我國開始全國性的高校擴招，2002年，全國大學畢業生總數達到了創紀錄的145萬人，2003年，這一數字猛增至212萬人，而到2004年，則將達到250萬人左右。可以預見，未來大學生初次就業率將呈下降的趨勢。

教育過度也是反映知識失業現象的又一個重要指標。近幾年考研熱的興起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學生就業形勢不理想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目前在一些就業形勢較差的院校和專業，50％的本科生讀研深造並不稀奇，整個宿舍全部考取研究生的也時有所聞。從1999年開始，我國研究生擴招的速度不可謂不快，但顯然跟不上考研的需求。據統計，我國考研人數從1995年的15．5萬人一路急增到2002年的62．4萬人，生源增幅高於錄取的增幅。2003年研究生報考的熱情更是空前，達到72萬人。

從在職者擁有超過崗位要求的教育技能的情況來考察，很難量化，但從生活當中人們不難發現，的確存在著人才高消費現象。前幾年一些用人單位大量招聘研究生甚至博士生，造成本科生就業空間縮小，專科生更是少有人間津。現在無論是國有單位還是私有制企業，用人日趨理性，盲目追求高學歷的現象有所緩解，但仍然存在非碩士、博土不取的情況。

因此，從以上四個方面進行考察，毫無疑問，我國已經遭遇知識失業的衝擊，而且這種知識失業已遠不同於90年代初的知識失業問題。一是目前我國的失業是總量結構供過於求，知識失業者的數量增大。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認為「中國正面臨世界上最大的就業戰爭」。掘他計算，中國以世界上9．6％的自然資源(指電力生產量、商業能源使用量、農業種植面積和水資源)、9．4％的資本資源(指國內投資額、資本市場、凈外國直接投資，按實際購買力平價計算)、1．85％的知識技術資源(指個人電腦數、互聯網主機數、本國居民申請專利數、科學論文發表數和研究與開發支出，按實際購買力平價計算)、1．83％的國際資源(指出口貨物和服務總額、進口貨物和服務總額、版權和專利收入、版權和專利支出)來為26％的勞動力人口創造就業機會。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要像中國這樣提供7．3億個工作崗位，整個西方發達國家總共才提供4．3億個工作崗位(參見《經濟觀察報》，2002年6月17日)。據學者估計，今後10年，我國勞動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還會持續上升，只有到2010年以後才會下降。這就意味著，我國目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失業是一種總量上供大於求的失業，因此知識失業近期得到根本緩解的空間很小。二是知識失業的程度加深，表現為失業者的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這幾年的統計結果顯示，從1995年以來，大中專畢業生的初次就業率基本呈下降趨勢。現在，碩士研究生的初次就業率和在畢業市場上的受歡迎程度也開始呈現下降。據報道，教育部決定繼續擴招研究生，2003年招收的碩士生、博士生將達到27萬，人數比2002年約增長35％，到2005年在校研究生數量將達到100萬人。可以預計，碩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研究生的失業率也將會有明顯的上升。三是這種失業不是局部的和個性的，而是普遍的和結構性的。雙向選擇、自主擇業的就業機制已經在中國實施了近十年，各高校和就業指導部門也對就業指導給予了很大的重視。因此對於目前出現的大學生就業難和知識失業，再將之簡單地歸於個人就業期望值過高、就業市場不完善、就業渠道不通暢等顯然已沒有充分的說服力了。目前的狀況是全國性的(不僅東南沿海大城市存在知識失業，中西部中小城鎮也存在知識失業和就業不足)、全行業性的(不僅農科類大學生存在失業或就業不足，管理類和汀業也存在知識失業現象)，知識失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大，普遍性和整體性的特徵越來越強。

現在有幾個思維誤區需要澄清：一是認為中國現在人口總體受教育水平很低，不會出現全局性的知識失業。其實這一說法經不起推敲。知識失業和國民受教育水平低並不直接相關，決定國民受教育水平高低的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水平。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高，需要的人才就多，反之則低。在一個文盲很多的國家和地區，也可能由於經濟和社會發展不需要很多的人才，而出現知識失業。劉堯在《新世紀高等教育評論》中指出，「按每億元GDP擁有的大學生數來比較，原蘇聯和美國只有160～180人，而中國大約有620人。」(劉書瀚，2002)從資本僱傭勞動的傳統經濟學理論來看，目前中國經濟水平所承擔的有知識的勞動力的數量比西方還高，存在著總量上的知識失業並不奇怪。二是認為目前我國的知識失業主要是由於大批畢業生過於集中選擇少數大城市(如沿海地區、北京等)、效益好的大單位等用人單位的結果，廣大的中西部、大量的中等城市和小城鎮大量缺少人才。我們承認這種現象是存在的，它的存在的確加劇了知識失業的程度，但是，我們認為，在已有的經濟發展水平之下，中西部和中小城鎮吸納大中專畢業生的能力是極其有限的，這些地區之所以不能吸引大中專畢業生、甚至其原有的高級人才還大量外流，其原因就在於大中專畢業生作為人力資本，他的使用並進而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並不是毫無條件的，人力資本(指經過投資後形成的握結在勞動者身上的知識、技能和經驗)、物質資本(如工廠、機器、廠房等)、貨幣資本（如生產和管理的流動資金等）之間有著極大的關聯，人力資本的形成和使用必須有一定的貨幣資本和物質資本為基礎，不能有效地提供充足的發展啟動資金，真正的人才是很難發揮自己的作用的。大量事實證明，一些貧窮地區並不歡迎本地考出去的大中專畢業生回鄉就業，即使是有些人回到家鄉，也沒有很好地促進這些地區的發展。三是認為知識失業是暫時的，目前我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意味著數以億計的農村勞動力將由農村、農業轉移到城市和非農產業，農民的隱性失業顯性化，他們從農業中釋放出來，成為就業市場上的組成部分。經濟的轉軌表現在產業結構的調整上，這種調整往往帶有一種資本排斥勞動力的負面效應。從目前狀況看，舊的就業崗位被摧毀的速度遠遠超過新的就業崗位被創造的過程，原有的就業人員當中有一部分下崗或分流，這兩股力量構成了當前巨大的就業壓力。而同時自1999年後，我國高校大規模擴招，2002年10月1日《中國教育報》報道，1998年我國高等學校在校生總規模為643萬人，而到2001年已增加到了1214萬人，2002年是1400萬人，已接近排在世界首位的美國(1420萬人)，短短3年的時間裡使高等教育的規模翻了一番。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從1998年的9％上升到2001年的13，3％。最新研究表明，到2002年末，這個數字將接近15％，達到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標準。雖然我國經濟增長一直保持7％以上的高速度，但新增的就業崗位與在崗人員自然更替所提供的就業崗位與接受高等教育的大中專畢業生所需要的崗位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距，有人提出我們可以縮小高校招生規模，這一措施的確也在實施。目前我國高校招生膨脹的速度正在放慢，但通過這一方法減少知識失業畢竟有一個過程。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本科和研究生擴招一定程度上還起著減緩就業壓力和通過教育投資拉動內需的作用，否則會出現出國留學等人才和資金外流的現象，而且社會成員整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還對社會發展有著一定的推動作用，採取縮減高校規模並不明智，且不會在短時期內奏效。

從世界範圍看，知識失業並不是什麼新生事物，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大都出現了高等教育過度化發展的態勢，尤其發展中國家情況更甚。據法國1992年2月公布的數字，大學生約佔283萬失業者的30％：據《紐約時報》(1993年6月6日)報道，加州理工學院225名畢業生在畢業典禮前千周，只有6人接到名牌公司的聘書；據英國《獨立報時艮道，1989—1993年，英國最大的大學——倫敦大學的畢業生失業率連續4年上升，逐漸接近80年代初的12，5％，而同期要求繼續深造的畢業生則增加了30％。據統計，50年代 初，印度的大學畢業生失業總數為2萬人左右，佔全部失業人數的12％，70年代達到120萬人，占失業人數的20％左右，80年代大學畢業生失業人數卻多達150多萬人。韓國1970年大學畢業生就業率為57％～58％，1985年下降為41％，同期畢業的研究生的就業率由95％下降為75％。泰國的大學畢業生失業率在80年代初，因專業不同，分別達24．70％(李家才，2001)。對於我國來講，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實行的是一種國家模式的高等教育，大學生包分配，基本上不存在知識失業的憂患。但在1977年到1988年間，我國高校數從404所增長到1075所，在1983年到1985年的三年間，新建高校301所，年遞增12％以上，在校學生從62．5萬增長到206．6萬人，高校畢業生年均增長13．3％，這一發展態勢已經隱含了知識失業的危機，諸如分配困難、文憑貶值等問題。從理論上講，進行教育投資所形成的人力資本具有「溢出效應」，高素質的社會成員對於社會的整體發展具有推動作用。從實踐上看，美國的農業發展過程中所採用的以知識替代資源的技術推廣戰略、日本的科技立國戰略都給我們樹立了成功的榜樣。我國近20年的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也得益於大批高素質人才的培養，發展教育事業本身的思路是不應該受到懷疑的。而且人才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變動性，與我國人口及經濟發展狀況有著某種相似之處的印度，10年前也飽受知識失業的困擾。但90年代以來印度軟體業的輝煌，不由得讓人對其高等教育的作用刮目相看。世界上很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實踐表明，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和一定程度的知識失業有可能將長期並存。

承認知識失業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並不意味著對於我國的知識失業不加以重視。我國知識失業同其他國家相比較有著一定的特殊性：第一，我國知識失業是一種新情況。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曾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消滅了顯性的失業，更不要說顯性的知識失業了，必須考慮到民眾對於失業現象的心理承受力，尤其是知識失業，因為知識失業者組織起來引發社會動蕩的破壞性顯然會更大，這已被許多欠發達地區的動亂歷史證實。第二，知識失業表明，部分人力資本投資和積累已經無法在勞動力市場上得到回報，無論是顯性的知識失業還是隱性的知識失業，從社會整體上看，都是一種資源的浪費，它對國家和社會的整體發展制度和資源的有效利用都是一種損失。在目前我國人口素質整體不高的情況下，這顯然是一種「貧窮的奢侈」。第三，知識失業的存在，對於現有的社會階層可能產生截然不同的兩種後果，對於有能力支付這種教育投資的群體來說，為自己和子女提供超過一般水平的教育是理性的選擇，面對目前非常貧困無力支付這筆教育投資的人們來說，參與這場代價昂貴的教育投資競爭有可能血本無歸，理性的選擇是根本不進行高等教育投資。目前很多經濟條件較好的人們鼓勵子女一直讀到博士或送子女出國留學；而貧困家庭的孩子則高考錄取以後，卻放棄了接受大學教育，這正反映了社會兩極分化的結果。這種受教育水平的兩極分化所造成的就業機會和獲取社會財富數量的兩極分化，最終將會導致社會結構有可能出現兩極分化甚至兩極對立，這顯然不利於社會的穩定和協調。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目前我國的知識失業是一種總量供過於求的、全國性的、多行業、多領域的知識失業，而且它不是暫時性的，可能會和我國的社會快速發展長期並存。因此可以說，知識失業已經成為一種時代的特徵，我國知識失業的時代已經來臨。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都必須認清這一時代特徵。作為個人，應理性選擇自己的教育投資和職業；而作為國家，應該從整體和大局出發，加強預測和調控，從教育總量適度超前於社會需求總量和保持兩者的相對平衡的角度來規劃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規模，使知識失業保持在一個相對合理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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