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南京有部千年閱讀史

千年文脈，薪火相傳。在南京的歷史上，始終瀰漫著淡雅的書香，有太多讀書、寫書、藏書的故事，在這個城市次第上演。

南京最老的「讀書台」 接近1700年

南京老門東歷史街區東側，有一條長不過三四百米的老街巷——老虎頭，兩側多為低矮的平房民居，走到小巷盡頭，眼前是一座建於民國時期的牌坊式大門，橫額上寫有「周處讀書台」五個字。再往裡走，地勢逐漸升高，兩側和山坡頂部，共有三棟建於清代的老宅。

「這處古迹與『讀書』有直接的關係，相傳已有1700多年的歷史。」和記者一起尋訪的南京古建築攝影師黃榮說，在南京漫長的歷史上，被命名為「讀書台」的古迹還有多處，但保存最完好的，就是老虎頭的「周處讀書台」。它的存在和延續，記錄著這座古都延續千年的讀書風尚。

「周處除三害」的故事最早記錄在南朝劉義慶所撰《世說新語》之中：西晉周處年少時縱情肆欲，橫行鄉里，人們將他與山中猛虎、水中蛟龍合稱為「三害」，深惡痛絕。周處得知後，未泯的羞恥心使其幡然醒悟，隨即入水搏殺蛟龍，入山手刃猛虎，並痛改前非，跟隨當時著名的學者陸雲學習，勤奮讀書，勵志圖強，終於成為一代能臣名將。

史載，周處曾在東吳任東觀左丞，居住在南京城南，即如今的老虎頭。堂宅名為「子隱堂」。傳說「周處讀書台」就是「子隱堂」的故址，也是他當年勤學苦讀的地方。清代吳敬梓曾登臨周處讀書台，留下「昔者周孝侯，奮身三惡除。家本罨畫溪，折節此讀書」（「孝侯」是周處戰死之後的封號）的詩句。

千年白雲蒼狗，南京古城的六朝印記留存下來的已經很少，且多為皇家貴族的陵墓、宮闕府邸的遺迹。以「讀書」直接命名的「周處讀書台」在其中格外引人注目。

歷史上，周處讀書台屢廢屢興，多次得到修葺，屋內保存著的清代石碑顯示，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地方政府整修周處讀書台，工程完畢後，引得文人紛至沓來，登臨懷古。

南京文史作家張智峰介紹，讀書台是一種有趣的文化現象。文人喜歡選擇高高的台地，在上面閱讀修身，著書立說。後人將這樣的台地冠以「某某讀書台」名號，作為人文勝跡，互相激勵，修身向善，勵學精進。

在南京地區，時間較早的讀書台還有溧水的伯喈讀書台（伯喈，東漢文學家蔡邕）、城區的「二陸讀書台」（文學家陸雲、陸機的讀書台）、朝天宮附近的郭文舉讀書台等。

南京歷史上留下讀書台最多的人，是著名文學家、梁武帝蕭衍之子蕭統。昭明太子蕭統僅僅活了30歲，短暫一生中，因主持編撰《昭明文選》而被載入中國文學史。蕭統自幼嗜書如命，南京至少有五處和昭明太子有關的讀書遺迹，分別是紫金山北高峰的「太子岩」、江寧湖熟秦淮河邊的「梁台映月」、六合橫山的六峰書院、玄武湖的梁園（相傳是蕭統編選《文選》的地方）、江寧牛首山佛窟寺的「昭明太子飲馬池」。

三山街： 明代全國印刷出版中心

南京城的書香，從遙遠的六朝發端，沁染了此後的各個歷史時期。到明清時代，南京城南三山街一帶書坊林立，刻書業無比發達，成為全國印刷出版中心。

據學者考證，明代南京出版業的繁華，首先和南京重要的城市地位有關。有明一代，南京先為京師，後為留都，始終是南方的政治經濟中心，教育、文化事業極其發達；其次，明代在南京設有一套完整的中央機構，也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在南京任職的官員們較為清閑，業餘就以著書、刻書為樂。

早在明初，朱元璋就將一批熟練的雕版工匠集中到南京居住。位於雞鳴山下的南京國子監（明代初年全國最高學府）匯聚了宋元以來江南各地的木刻書板。永樂遷都以後，國子監刊刻的書籍稱為「南監本」，整個明代，「南監」刊刻的圖書超過兩百種，其中，利用元代集慶路儒學書板刻印的「南監二十一史」流傳最廣，不亞於宋元精槧。《元史》《大藏經》等重要文獻，也是在南京首次出版。

據學者考證，南京最早從事私家刻書的書坊名叫「王氏勤有堂」，洪武四年（1371），刊刻了識字帶圖的《新刊對相四言雜字》。

嘉靖年間以後，三山街成為全國著名的書坊集中地。文學家胡應麟說：「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閶闔也，臨安也」，「凡金陵書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學前」，點出明代天下四大書肆繁榮之地：北京、南京、蘇州、杭州，而南京的書店書坊，主要集中在三山街以及夫子廟附近。

明清南京民營印刷業主要有坊刻和家刻兩種形式。著名書坊有唐氏富春堂、廣慶堂、世德堂、嘉賓堂、壽德堂、文林閣、陳氏繼志齋、汪氏環翠堂等。由於聲名遠播，安徽徽州、福建建陽等傳統雕版中心的大量熟練刻工慕名而來，在這座城市裡施展拳腳，留下名字的著名刻工有萬曆年間的劉素明，崇禎時的項南洲、洪國良等人。

三山街民間書坊兼具刻印、出版、批發、零售等功能，是「出版社」與「書店」的綜合體，所刻印的書籍涉及經、史、地誌、文集、醫藥、小說、戲曲等各個門類，內容極其豐富，什麼樣的書暢銷，就刻印什麼書。明代南京書商刻印的戲曲類書就有兩三百種。

這些在南京誕生的書籍質量上乘，裝幀精美，明代學者謝肇淛有「金陵、新安、吳興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之贊。

「家刻」則是指文人在家中僱傭刻工，刻印書籍。明清藏書家焦竑、黃虞稷、甘熙都曾在家中刻書。最有名的當數清代文人，創辦南京「芥子園」的李漁。

老門東歷史街區內，重建的李漁芥子園即將和遊客見面。這座雅緻的私人園林小如芥子，但「丹崖碧水，茂林修竹，鳴禽響瀑，茅屋板橋，凡山居所有之物，無一不備」，代表了清代南京高超的造園藝術。

除了名園，「芥子園」還有一個重要身份——書肆，這裡也是李漁芥子園書鋪所在地。

清順治十四年（1657）左右，為了應對各地翻刻自己作品的不良書商，李漁把家搬到了江寧（南京），因為這裡是清代重要的圖書集散中心，便於維權，打擊盜版。在周處讀書台旁邊，他建造了「芥子園」，開辦芥子園書鋪。李漁在這裡完成了《凰求鳳》《巧團圓》《十二樓》《無聲戲》等著作。書鋪則由女婿沈心友打理，不但出版李漁自己創作、編輯的書，還推出《三國演義》《紅樓夢》《西遊記》等暢銷書。

李漁是一個出色的書商，芥子園書鋪還刊刻了不少科舉考試方面的書，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高考輔導書」，銷路極好。

康熙十八年（1679），沈心友邀請畫家王概三兄弟，花費三年時間，編成《芥子園畫譜》初集，由芥子園書鋪推出，迅速引起轟動，「遐邇爭購」，流傳至今。

具有劃時代意義的 《十竹齋畫譜》

現存的《西遊記》諸多版本中，學術界一般認為，明萬曆二十年（1592年）由金陵「唐氏世德堂」刊印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最接近吳承恩原本，也是最早的《西遊記》版本。這個「世德堂本」就是在南京問世的。

「上自墳典，下至傳奇，凡有相關，靡不收采，雖命醫書，實該物理」，《本草綱目》是我國最具世界性影響的藥學及博物學巨著，它的首次出版也是在南京。

李時珍有感於歷代《本草》多有訛誤，立志重修。他遍尋草藥，求訪醫書，考辨異同，歷時三十多年，基本上完成了《本草綱目》。1579年，李時珍來到南京，希望找到書商出版，但未能如願。一直到萬曆十八年（1590年），南京書商胡承龍看了《本草綱目》的稿本後，認為很有價值，遂出巨資付梓，六年後，52卷本、190萬字的《本草綱目》終於在南京付梓。可惜的是，此時李時珍已經去世三年。

除了《西遊記》和《本草綱目》，明清兩代，在南京首次刊刻，或者刊刻較早的書，還包括《三才圖會》《三國志通俗演義》《嬌紅記》《牡丹亭》《紫釵記》《南柯夢》《金陵梵剎志》《閑情偶記》《西湖佳話》等。

南京著名學者、藏書家薛冰則頗為推崇明末在南京出現的《十竹齋畫譜》（明天啟七年刻印）和《十竹齋箋譜》（明崇禎十七年刻印）。「這兩種書繪製精美，採用了當時最為先進的餖版、拱花技藝，在中國古代印刷技術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魯迅評價這兩套書為「明末清初文人士大夫清玩文化之最高成就」。

清代、民國初年，三山街印刻的圖書依然在江南地區產生著廣泛影響。紅學家、南京大學吳新雷教授回憶，他幼年時在家鄉江陰讀到的蒙學課本，就是百年前金陵書坊刻印的本子，一本《千家詩》的扉頁上還印著「金陵聚寶門內狀元境，狀元境口狀元閣，自梓印訂書籍發兌」。吳新雷考進南大中文系後，還特地去尋找這家「狀元閣」書店的遺址。

三山街、夫子廟書店街的繁華，持續到清末民初。學者甘熙在《白下瑣言》中寫道：「（南京）書坊皆在狀元境，比屋而居有二十餘家，大半皆江右人。雖通行坊本，然琳琅滿架，亦殊可觀。」民國年間，狀元境最有名的一家書店名為「李光明書庄」，所刊刻的《三字經》《百家姓》等蒙書享有很高聲譽。李光明印的書賣的書實在太多了，以至於南京民間由此衍生出一句俏皮的歇後語「李光明的夥計——做（坐）書（輸）」。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三山街書肆漸漸衰落，楊公井花牌樓成為南京最集中的書店街，大大小小的書店足有四五十家之多。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世界書局、中華書局等著名的書店、出版社在這裡設有分店。學者紀果庵在《白門買書記》中對當時南京花牌樓、狀元境、貢院西街、莫愁路等處的書店有著生動細緻的描寫。

袁枚的藏書「史上第二多」

走進位於南京南捕廳的甘熙宅邸，在整個建築群的西部，有一座兩層小樓，匾額上寫著「津逮樓」三個大字。「津逮」二字出自《水經注·河水》，意為「求知入門之道路」。這是清代南京最大的私人藏書樓，樓主是清代著名學者甘熙。津逮樓仿寧波天一閣而建，閣內曾藏古籍善本十餘萬卷。可惜的是，老的津逮樓毀於咸豐年間的兵燹，如今的這座是按照原樣，於2007年重建的。

津逮樓的興衰，只是歷史上南京眾多藏書樓的一個縮影。在這座氤氳書香的城市裡，從六朝到現代，讀書的風尚薪火相傳，藏書家也是代代不絕。

南京大學徐雁教授《南京的書香》一書指出，南京地區的藏書歷史可以追溯到兩漢時期的郡學。南朝謝弘微是南京地區第一位有案可稽的私人藏書家。謝弘微出身貧寒，藏書卻多達數千卷。前面提到的昭明太子蕭統也是狂熱的藏書家。藏書將近三萬卷之多。

明清是南京民間藏書的高潮時期，明代出現了徐霖、黃琳、羅鳳、謝少南、顧璘、張晟、盛時泰、朱之蕃、茅元儀、顧起元等知名藏書家。萬曆年間，高中過狀元的南京人焦竑「藏書兩樓，五楹俱滿」，其藏書樓位於珠江路西端的原焦狀元巷。焦氏藏書代表了明代南京私家藏書的最高水平，清代人評價他：「明代藏書之富，南中以焦氏為第一」。

清代，民間藏書家更是層出不窮，多築有藏書樓或藏書室。著名的有黃虞稷「千頃堂」，藏書八萬多卷，位於城南馬路街；丁雄飛的心太平庵坐落於城西烏龍潭邊，藏書裝滿40個書櫥；目錄學者孫星衍，藏書十萬卷於二條巷五松園；等等。

詩人袁枚退居江寧（南京）。在小倉山築隨園，藏書竟多達三十多萬卷，以數量論，僅次於南潯巨富藏書家劉承干。

和其他藏書家相比，袁枚對於藏書讀書有著更深的感悟，他幼年時家貧無法買書，夜晚常夢見自己去人家借書，「塾遠愁過市，家貧夢買書」。當了官之後，袁枚大部分俸祿都用來買書，讀書反而不及幼年家貧向人借書之時。他在《書倉》一詩中寫道：「聚書如聚谷，倉儲苦不足。為藏萬古人，多造三間屋。書問藏書者，幾時君盡讀。」

袁枚告誡藏書者，不但要藏書，更要讀書，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藏書，將「室藏」化為「腹藏」，並鼓勵別人利用自己的藏書做學問。到了晚年，袁枚甚至主動「散書」，他在《散書記》中表達這樣的觀點：書散出去，才能促使自己不得不讀書，不再將書籍束之高閣。他也希望藏書散得其所，為人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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