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思呈：邊疆屬於不屬於的事物

撰文/陳思呈，專欄作家

歐文·拉鐵摩爾的一生，與他所研究的游牧民們有著相似的性格，他不斷地遷移，搬家，奔波，更換著生活狀態。他在最重要的作品《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中寫道：移動權比居住權更加重要，沒有一個單獨的牧場是有價值的，除非使用它的人可以隨時轉移到另外的牧場上，因為沒有一個牧場經得起長時期的放牧。這段話像一個隱喻，一個寓言，他似乎也一直在轉移著自己的牧場。

《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美]拉鐵摩爾 著，唐曉峰 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拉鐵摩爾出生在美國，不滿周歲（1901年）由父母帶到中國，在中國長到12歲。19歲時，由於未能獲得一份去牛津讀書的獎學金，又再次回到中國。那幾年他先後工作於：天津英租界的一家洋行、上海的保險公司、天津的一家報社（《京津泰晤士報》）、天津洋行。通過與中國商人打交道，他開始了解當時中國的社會結構。他開始閱讀旅行家、人類學以及那些「比我遊歷得更遠的人們的著作」。他在口述回憶錄中說：「我實際到達的最遠的地方僅是內蒙古邊緣，我有意使自己浪漫化，成為深入這種不同文化的人，因此我在內地的商務談判並沒有完全同我的浪漫傾向分開。」（引自《蔣介石的美國顧問——歐文拉鐵摩爾回憶錄》一書，下文提到的回憶錄皆是出自這本書）

當時他們從天津出口的大宗商品是羊毛，這些羊毛從蒙古和新疆來。他想到商隊出發的地方親自去看看，於是向洋行提出這個申請，稱了解情況有利於打敗競爭對手。洋行稱，現在時局不穩，你去了會被土匪打死。於是他只好辭職，決心跟著中國商隊旅行，到達這條線路的終端。

拉鐵摩爾和他的妻子

在回憶錄中，他原本為自己無法去牛津求學而遺憾，但此時，他認識到自己面前敞開著一個新領域，一個新職業。正由於沒有去牛津，他才能避免從事一種普通的職業，而現在他要從事的新職業實際上比去牛津求學更適合他的條件和智力氣質。這是他成為一個「徒步歷史學家」的開端，他奔走在草原商路上，學習蒙古語，圍在篝火旁聽商人們講述各種內亞腹地的奇聞趣事。

他學習蒙古語，因為「為了理解蒙古人的觀點，有必要掌握蒙古語。我必須能夠同普通人民交談，同那些既不是封建貴族也不是政客的人，同那些最少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並且不講漢語的人交談」。他後來重返蒙古，甚至能用蒙古語對同行者介紹草原跳鼠、三河馬的習性。

1927年，結束了這一場遊歷的拉鐵摩爾和妻子一起到歐洲，先後向漢學家伯希和以及博物學家道格拉爾卡拉瑟斯求教，前者非常冷漠而後者熱情地接待了他，正是後者使27歲的拉鐵摩爾開始了學術生涯。隨後他又認識了隨心所欲不落俗套的旅行家巴雷特。

法國漢學家、探險家伯希和，1908年曾到訪敦煌

1929年拉鐵摩爾再次來到中國東北並且呆了九個月，這個過程後來寫成了《滿洲，衝突的搖籃》一書，兩年後他買了四匹駱駝開始行走內蒙，所有這些遊歷所經過和收穫的，都集合在1940年於美國出版並於次年翻譯為中文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里。

這書首次翻譯成中文時，譯者趙敏求也在引言中寫到了「邊疆」一詞的迷人：「所謂邊疆，是兩個不相等形式的文化，互相接觸，因而產生相互的影響，造成許多行動及反動，形成特殊的勢利，並從其中發展出新的觀點來」。

「邊疆」這個知識對象確實是迷人的。作家趙彥說，「邊疆屬於不屬於的事物」。因為邊疆處於兩種不同的事物之間，在「邊疆」這個詞身上，有過渡性、衝突性、跨越性、邊緣性，以及因這一切而來的不確定性。又因地處遙遠，風情迥異，陌生感、艱難感也是其迷人的原因，比如顧頡剛先生就曾在《中國邊疆學會宣言》中說到，「驅橐駝於大漠，浮泭筏於險灘者，謂之邊疆；人煙稀絕，衣氈飲酪者，謂之邊疆」。

拉鐵摩爾本人對內亞邊疆的描述也十分詩意，他說這是指「一塊水流無法抵達海洋的心臟地帶」，具體指的是從太平洋到帕米爾高原，又從帕米爾高原南下，到達分隔中國與印度的高寒地帶，在這個範圍內所包括的是東北，內蒙古、新疆和西藏。這一片土地雖名為「邊疆」，但它們的總和佔據了中國版圖一半以上的面積。

在拉鐵摩爾看來，邊疆不僅僅是純粹地理學意義的概念，「邊疆是一個共同體佔據一片領地的時候形成的，此後，邊疆就隨著共同體的活動與發展，或者由於另一共同體施加的影響而發生轉變。由於歷史是由社會發展的記錄構成的，因此，對於歷史學家而言，隨著社會共同體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邊疆就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拉鐵摩爾以這個地段為切入點觀照整個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

作為西方對華邊疆研究的開創性學者，拉鐵摩爾的研究視角很特別：既異於中國學人的身份，又異於其他西方對華研究者的身份，他既是局外人、中立者，又是在華長居者，他有豐富的實證性經驗積累，又不急於研究成果理論化，因為其寫作方式的靈活務實，略顯散漫，又過於生猛，甚至曾被質疑為學術性不強，但這正是拉氏的獨到魅力，是他甚為自矜之處。

在當時的西方學界尤其是歷史學界，對於什麼樣的範圍是一個經過朝代的更迭、作為延續文明體的中國，學界是有疑惑的，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拉鐵摩爾的邊疆研究影響尤大。他敏感地發現長城不止一條線，而是一個浮動的「過渡地帶」，對漢族來說長城是邊緣，而對整個亞洲大陸來說卻是一個中心。他給予長城一個非常優雅的稱呼：貯存地。

長城

拉鐵摩爾反對「採集-狩獵-游牧-粗耕農業-定居農業」的歷史發展順序的假設，而是認為游牧社會與農業社會各有自己的歷史表述，這樣的分析角度在當時的學界也讓人耳目一新。以蒙古族為例。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中，拉氏不掩飾他對蒙古的偏愛，他說，先來研究蒙古草原，這是所有邊疆歷史中最典型的一部分。

拉鐵摩爾用一個既超然又非常全面的角度來看待草原社會的各種技術和文化。他說：「據我所知，現代中國討論邊疆史的書籍中，沒有討論過草原社會興起的功能解釋。」草原游牧社會沒有可以與上古時期中原地帶農業與水利的神話與半神話的英雄相比的「文化英雄」。另外，乘馬的游牧經濟技術起源很晚，而且是在外圍邊疆，游牧民族本身在當時又沒有文字紀錄，所以任何方面都沒有留下材料。

大禹治水

草原生活需要騎乘和短弩，但「短弩不必學，也不必發明，除非這個社會已經發展到能夠充分發揮短弩的特點的時候。因此，具有歷史意義的問題，是社會與技術的相互影響，而不是技術造成了社會，也不是僅僅為對付漢族而發明了技術」。

而各種產物：「……很深的水井具有特殊的價值，也就有了固定的所有權，而固定的所有權並不符合社會的一般利益。……工匠是特殊的，達爾漢，可以不納稅，不服勞役，但如果他不住在原料供給地附近，他就依然是游牧社會的一份子，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職業鐵匠。……移動的必要性，作為草原生存的法則，產生了草原部落社會的準則。它造成部落戰爭，造成各方面的移動需求得到協調的和平時期。」

這些觀察和分析，在一個普通讀者（而非蒙古學的研究者）的閱讀體驗里，是極為曼妙的「多孔式」的社會研究。游牧社會或者農業社會，過去時代的社會和現代社會，皆是「生物活體」，在時間和空間各個維度里複雜地生長，它們之間的浸染、衝突、此消彼長在拉鐵摩爾看來甚至是富於哲學意味的：

「游牧民族和漢族所取得的成功，沒有一個不產生對自己的反動。不停的勢力消長說明，在最典型的草原與標準的中國農業的城池及水田之間，隱藏著亞洲內陸邊疆上遷徒及征服的秘密。」

今天我們閱讀拉鐵摩爾，不僅僅是出於對邊疆和接近異域生活的一種獵奇心情，對於一片我們所忽略的廣袤大地，以及這廣袤大地上陌生的族群，這位西方學者給予了令人感慨的熱忱。正如張承志所說，他也是曾受益此書的人，他寫道：「（《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是經受了時光考驗的大師著述……熟知的地理世界之遼闊，超出中國人的想像。」

而我們也許還有更深的感動，這種感動可以藉由法國飛行員聖埃克蘇佩里在《人的大地》中替我們說出，當他在蒼茫中降落一片陌生的大地，一個地球極南的鄉村、離我們的祖國至為遙遠的、某口鄉村的井邊，他看到了一些陌生的人群：「我靠在一口井旁邊，望著那些姑娘，離她們的倩影才兩步，我更能感到人類的神秘。在這一個生命與生命為鄰，花與花在風中相迎，天鵝認識所有天鵝的世界上，惟有人類卻自甘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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