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三解：大秦帝國的敵人到底是誰？ | 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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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劉三解
這是一篇以問答為底本的文章，您可以耐心地向下看。
問題如下：
如何評價商鞅的馭民五術？看了商君書後，突然感到商鞅太可怕了，尤其是那馭民五術：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如果不行再殺之。
回答如下：
《商君書》里對於「治民」理論的表述，
是一種總結，而不是一種發明
。商朝的情況，限於甲骨文的記載局限，我們很難確知，存世的多為周以後的制度和政治信息，以及一鱗半爪的社會記錄。
根據這些記錄，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周朝奠基時所採取的「國野制度」，本質上極其類似於清代的八旗治天下，即以「小族臨大邦」，以文明邊緣的野蠻政治、軍事聯合體征服先進的文明。
所謂的「分封制」實際上只是這個制度體系的一個側面，即對於東方新征服地區要點的軍事殖民，進行分封，這種分封，某種意義上講，類似於八旗的駐防。
而在周的王畿之內，王廷內部有卿大夫治理，也有天子的近臣，參與所謂的國政；在王廷之外，則實際上採取的仍是「大夫」治民，類似於日後的官僚制，只是這個「大夫」多半是世襲的，比如被周王封為西陲大夫的秦國始祖。
這就是「廷臣—大夫」體制，一種兼具貴族社會特質與官僚組織特徵的制度，在中世紀中、晚期的西歐，一樣常見。
在王畿之內，「民」的概念，主要是
「國人」
，也就是周本族政治、軍事共同體所轄的「屬民」，但是這部分「民」需要承擔貴族管理者派出的「軍役」；在王畿之外，跟隨分封諸侯到新「國」，也就是諸侯都城的，除了諸侯親族之外，也是「國人」。而這一切，其實是周王朝「國族」的組織體系，在這個體系之外，是承擔實物、勞役的
「野人」
，也就是被征服者的後裔們，他們沒有承擔「軍役」的資格，自然也就沒有參與政治的資格。而能夠參與政治的「國人」，嚴格來說，也並非古希臘、古羅馬意義上的「自由民」、「公民」，而是附屬於王族各個分支的「屬民」，就如「旗人」群體在清朝的地位，既是八旗的「基石」，又是皇族的「奴才」（又不同於奴隸，奴隸另有其人，這個奴才只是一種身份依附關係的表徵）。
商鞅變法的本質，只是在春秋、戰國，周制瓦解的過程中，揀選出他認為最具備組織效率的一部分，進行制度的繼承和重組，而這種繼承，甚至不是他創造出來的，是三晉這個先發的「軍國」進行卿大夫專政的數百年間積累下來的制度性經驗。
那麼，這一系列經驗不變的核心是什麼？
答案是
「鎮壓型政權」
。
當戰國諸侯，在不斷的滅國戰爭中，走出了以「都、邑」為核心的「國野制度」之後，伴隨著疆域內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的人口、社會關係複雜度擴張，舊的國家組織形式自然就面臨著挑戰。
「家天下」的諸侯國們，如何在統治區域囊括多條河流幹流沿線的「城邑群」的情況下，保證「統一」，而非「分裂」，就是非常重要、非常棘手的課題。
更嚴重的問題是，作為一個「鎮壓型」的政權，在「國野之別」瓦解之後，面對人口數量佔據絕對壓倒性優勢的「百姓」、「黔首」，王室這個國家的「所有者」，已經與治下的所有人，都走向了對立面。
王室為了維持自己的存在，就不得不尋找「新的奴才」或者說「新的屬民」，即「食祿」的「職業官吏」，成為「國人」的替代者。
本質上，中國古代「吏治國家」建立的基礎，就是「職業官吏」一步步代替「國人」，成為王室的「屬民」，也是真正的「幫手」。
反倒是很多人津津樂道的「貴族」，在春秋、戰國到秦、漢時代，一步步衰微，究其根本，即在於
「貴族」的存在，只是託庇於王權，服務於王權，而非依賴於王權
，屬於「同盟者」的角色。「貴族」是社會成員「自組織」的一個「經典形態」，其最大的倚仗，就是「血緣群落」的長期持續，而非王權的「賜予」，換句話說，商周秦漢，帝力與我何加焉？
「血緣群落」恰恰由家庭到家族，由家族到氏族，成為一個個組織堡壘，對抗「國家所有者」對於國家資源的「無限制攝取」，而
商鞅的「馭民五術」，無非是告訴君主，如何依託「新的屬民」——官吏，最快速、有效、殘酷地粉碎這些堡壘，再以小家庭的形態，完成全國人口的資源化，即「編戶齊民」，讓國家隨心所欲地進行調用，而不必擔心受到有組織的反抗。
所以，我們看到「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的基礎思維方式，即利用人類的原始慾望對社會成員「自組織」進行瓦解，歸根結底，就兩條：
以利誘之，以力服之。
用利益誘惑人，用力量恐嚇人，從而完成對人口個體的調動和改造，也就從根兒上刨了「血緣群落」的基礎，讓個體沒有憑藉，也沒有能力與「國家」（王室與其官吏爪牙）進行對抗，甚至討價還價。
需要注意的是，這個進程，不是創造出來的，只是對周、春秋、戰國一系列組織手段嘗試的最終總結，也可以稱為「集大成者」。
當然，哪怕同在戰國時代，關東六國也有其他類型的嘗試，比如與商品經濟結合的（齊），與世襲貴族制度結合的（楚），等等，但是
秦國的社會、經濟最落後，區域市場沒能走向「國際化」，商業城邦未形成，因為「七世內亂」，封君制度也不興旺，自然也最容易實現基於「大農村」的社會「原子化」。
正是在秦獻公時代墨家入秦，填補了「基層技術官吏」空缺的背景下，商鞅得以完成對官僚系統上層與貴族世襲制度的「介面」建設，將包括「國人」、「野人」的全部社會都吃下肚子，形成與軍功貴族、職業官吏共治的新「鎮壓型政權」。
當內史地區的「邦」的編戶齊民統治「模板」製作完成，新晉的秦王們，又用「郡」來對「邦」（也就是國都王畿統縣編戶齊民，秦始皇統一前的郡，實質上就是對內史、邦尉統領「王畿」的複製）進行複製。
在帝國的微觀層面，商鞅讓國家機器的最末梢鎮壓者，那些經過精選、擁有「中卒」（戰時核心，精銳士兵，材官、輕車）身份的「亭長」、「亭卒」們，以「十里一亭」的規矩，被安插在帝國的各個角落，常備「五兵」，警惕地觀察著身邊的「一切可能的反抗者」。
而在這些「可能的反抗者們」早已因商君「編戶齊民」的「分而治之」，而成為一個個「最小的社會組織」，比如「夫妻小家庭」，畢竟，
在一個「禁三人聚飲」的國度里，形成比小家庭更大的社會關係組織，成本實在難以估量。
而「鎮壓反抗者」的人們，並不是這個防備鏈的最底端，他們雖然擁有武裝，卻仍只是「個位數」的「組織」，在他們的頭上，有各個縣署、尉署中，享受真正秩祿的「秦吏」，他們一樣可以隨時打開武庫，面對比他們更「低級別」的組織反抗，幸運的是，他們的數量級，終於「過百」了。
更大的「數量級」，在郡府和尉府，擁有興發屯卒權力和官印的長吏們，可以依託更大的武庫和更大的許可權，動員數以千計的「吏」和「卒」，隨時成為一支鎮壓屬縣叛亂的大軍，當然，秦王親自派出的監御史，會對這些許可權涉及的一切文書進行監督，以保證這支大軍的矛頭不會指向咸陽。
不過，哪怕如此，擁有整個內史轄地「中卒」和各郡輪番入衛「衛卒」的大秦心臟咸陽城，根本不會懼怕，整個帝國隨時可以派出以「萬」為單位武裝的地方，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而高居宮廷之上的秦王身邊，則擁有整個帝國最優秀的貴族子弟作為侍從，為他牽馬、趕車，甚至端尿盆，只為了讓他在「合適的時候」，知道他們的名字，成為統領上述一系列組織之一的官吏，而他們的血統和財富，也讓他們天然就擁有這樣的「權力」。
至此，
「同盟者」終於成為了「奴才」的一份子，整個帝國，唯王獨尊。
而「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只是完成上述步驟的手段，而且是必須手段，畢竟要完成「反人性」的目標，這些技術性的「利用人性弱點」的手腕兒，就屬於必備的條件。
但是，當「民」完整地享受和適應了以上的「五術」之後，連「人性」都將不再完整，也就徹底的工具化、物化，所以，有
後人評價商鞅是「以手摶沙」，非常精當，「合格的秦民」就是一粒粒沙子，而秦王就是那隻攥住沙子的手。
當沙子太多，手掌攥不住時，或者握得太緊、太松，想要換個省力的姿勢時，沙子堆成的城堡、帝國，都會自己碎裂，散落一地，這也恰是秦制帝國輪替的宿命所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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