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路線鬥爭，還是權力鬥爭？

戊戌變法，人們通常以「帝黨」為維新派、改革派，「後黨」為守舊派、頑固派，後人更直截了當將兩派稱之為「新黨」與「舊黨」。據此，當年那場政壇地震也就被解讀為改良與守舊的路線鬥爭。這種路線兩分法固然言之成理，卻不太實事求是，也造成了歷史人物的臉譜化和標籤化。

其實，西太后本不是頑固派。她領導洋務運動於前，策劃晚清新政於後，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政治生涯中，雖時左時右、反反覆復，但畢竟支持改革的時候居多。對新生事物，慈禧的真實態度一向是實用主義、機會主義，並非嚴防死守，一味反對。再者，晚清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值此大轉型時代，若慈禧是真正的頑固派，則王朝政局早已不可駕馭。

實際上，以光緒皇帝之畏懼怯懦，如果慈禧太后自始反對維新，戊戌變法根本不可能發生。據記載，維新之初，西太后曾鼓勵皇帝：「苟可致富強者，兒自為之，吾不內製也。」又說：「但留祖宗神主不燒，辮髮不剪，我便不管。」這是既給皇帝授權，又給變法設限，改良之意，圖強之心，有跡可尋。

擬定《明定國是詔》前，光緒帝赴頤和園請示，慈禧太后的意見很明確，要點是六個字：「今宜專講西學」。這一表態「西化」得厲害，以至於光緒帝的老師翁同（龠禾）覺得太后過於「激進」，改為「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此後，當「廢八股、改策論」遭到激烈反對，太后也曾給予光緒帝堅定支持。可見，戊戌年的慈禧不是堅拒變法的守舊派，她也沒有必要對她的兒皇帝玩弄引蛇出洞的陽謀陰招。

在另一方，維新派首領康有為、譚嗣同等人在思想上誠然是激進改良派，不過，其具體主張並非全然如此。

康有為的《戊戌奏稿》明確反對開國會、立憲法，只提出設「制度局」，後又改為開「懋勤殿」。維新派的政治理想是君主立憲，限君權而立民權，然而，當康有為覲見皇帝之後卻立場大變，反而極力主張強化君權，他渴望光緒帝「乾綱獨斷，以君權雷厲風行」。這一立場亦為維新派同仁所共同接受。「尊王攘後」雖可理解為臨戰策略，但無論如何，此種政見重在奪權、輕於改制，多少也顯得有些「保守」了。

因此，將光緒變法與慈禧政變簡單解讀為改良與守舊的路線鬥爭是很夠嗆的。當年那場驚心動魄的鬥爭，焦點不在路線分歧，而在權力之爭，或者說，是路線鬥爭掩蓋下的權力鬥爭。所謂「舊黨」多是有人脈、有實力的當權政客，卻並非清一色的守舊派，倒是思想上同情變法、組織上緊跟太后的可新可舊者居多（榮祿、袁世凱、李鴻章、張之洞均為此類）；而「新黨」則是僅憑皇帝賞識而「坐直升機」上台的一小群激進文人，政壇資歷淺薄，處變經驗匱乏。這些人本就招官場嫉恨，卻在立足未穩之際便急躁冒進，大搞政治冒險，鼓動光緒向群臣發難、向太后挑戰，失敗自然難免。

光緒皇帝和維新派首領康有為、梁啟超合影

「禮部六堂官事件」是政變的導火索。皇帝不想做光桿司令，於是小題大做，罷免六位部級高官，提拔譚嗣同、楊銳等四位「英勇通達之人」至朝廷中樞。此舉可謂魯莽，群臣大驚失色，慈禧也大起疑心。滿族親貴視為「盡除滿人」，實權官員視為「斥逐老成」，太后則視為「結黨亂政」。慈禧怒斥光緒：「諸臣者，皆我多年曆選，留以輔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何物康有為，能勝於我選用之人？」可見她對皇帝奪回任免權是何等憤慨。

戊戌政變，實為以慈禧為首的當權派粉碎了以光緒為首的奪權派。為了確立政變的合法性，慈禧這才攻擊變法、籠絡守舊派，因而維新夭折，政局倒退。但若因此認定慈禧是為維護「祖宗之法」才發動政變，卻正好中了她的圈套。那只是個幌子，禁錮皇帝總得有個冠冕堂皇的借口。何況，清朝何曾有過「太后訓政」的祖法？以慈禧之嗜權如命，即使光緒與康梁大走守舊路線，只要敢自拉山頭、自立門派，擺脫太后掣肘，也難免會被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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