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譯出第一本外國長篇小說，他的人生卻如此凄涼
「中國翻譯外國文學書不知始於何時。就我們所知道，『冷紅生』的《巴黎茶花女遺事》之前會有什麼《昕夕閑談》，當時是每期一張附在瀛寰什麼的裡面。這是一種鉛字竹紙印的定期刊，我只見到一期，所載《昕夕閑談》正說到喬治（？）同他的妻往什麼人家裡去，路上她罵喬治走得太快，說『你不知道老娘腳上有雞眼，走不快么？』這一節我很清楚的記得；那時大概是甲午（1894）左右，推想原本雜誌的出版至少還要早10年罷。」
1925年10月19日，子榮（即周作人）在《明譯伊索寓言》（發表在《語絲》總第49期上）一文中寫下這番話。其中有兩點模糊：
其一，「瀛寰什麼」乃《瀛寰瑣紀》，是我國最早的文學期刊。
其二，《瀛寰瑣紀》創辦於1872年11月，早甲午22年。
未作細節考證，可見周作人不太重視此事，卻無意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國人翻譯的首部外國長篇小說是《昕夕閑談》，比林紓譯《巴黎茶花女遺事》早24年。
《昕夕閑談》長期被忽視。在相當時期，人們只知譯者是「蠡勺居士」，不知其真名，亦不知英文原作為何。
《昕夕閑談》未譯完，最後一句是「看官且暫歇一歇，再聽下回續談」，便無下文。
經美國學者韓南考證，確定《昕夕閑談》的原本是英國作家利頓的《夜與晨》上半部，而「蠡勺居士」的真名是蔣其章，乃《申報》首任主筆。
新版《昕夕閑談》封面。
無奈家貧入報業
蔣其章，字子相，號公質、質葊、行一、芷湘等，生於1842年6月2日，祖籍安徽歙縣，隸浙江錢塘縣商籍。
商籍是清政府為照顧商人子弟（尤其是鹽商子弟）而特設的，允許他們入僑居地官學，並參加科舉。
據學者鄔國義先生考證（見《〈昕夕閑談〉校注與資料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蔣其章可能是鹽商子弟，曾祖因中舉，當過知縣，祖父、父親都是廩貢生（秀才中成績優異者，享政府補貼，併入京師國子監讀書）。
蔣其章先後「肄業詁經精舍，敷文、崇文書院，東城講舍，前肄業紫陽書院、上海敬業書院」。在當時，「十五而不應試，父兄以為不才，二十而不與膠庠，鄉里得而賤之」。可蔣其章偏偏趕上戰亂。
1860年，太平軍克杭州，蔣其章攜妻朱迪珍逃到浙江金華。朱迪珍擅詩，時人稱為才女，經此波折而病逝，年僅20歲，二人結婚僅一年。蔣其章寫下「從此蕭郎感莫釋，淚痕枯盡襟猶濕」的詩句。
直到1870年，29歲的蔣才通過鄉試，成為舉人。或因家貧，蔣其章於1872年加入《申報》，在早期報人中，他是唯一擁有舉人身份的。
在當時，報人備受歧視。左宗棠在致友人信中曾說：「江浙無賴文人，以報館為末路。」近代報紙之父王韜也視報紙為「供一時數月之遒鐸」，「過其時則以覆瓿焉可也」。
《上海閑話》稱：「昔日之報館主筆，不僅社會上認為不名譽，即該主筆亦不敢以此自鳴於世。」
在《申報》後，蔣其章很少署名，即使署名，也只用蠡勺居士、小吉羅庵主、芷湘（與其字音近）等。
《申報》是中國現代報業的一座里程碑。
意外趕上了《申報》崛起
《申報》是同治初年（同治皇帝於1862年至1875年間在位）來華英商安納斯托·美查所辦，他早期和兄長從事茶葉、布匹等生意，學會了漢語。某年茶葉價格大跌，買辦陳莘庚建議美查改行辦報。
上海此前有英文報紙《北華捷報》，每期發行不過百餘份。1861年9月，英國孫天洋行創辦《上海每日時報》。為與之競爭，11月19日，《北華捷報》推出上海首張中文報《上海新報》。恰逢太平天國兵臨上海，為了解戰事信息，《上海新報》發行量猛增，達400份。
美查看到商機，便與友人伍華德、普萊亞、麥基洛各出400兩白銀，於1871年5月訂立合約，共辦《申報》。
美查本想請王韜主筆，讓王的女婿錢征（即錢昕伯）去香港遊說，但王韜曾投太平天國，清廷通緝令仍在。美查只好轉請錢征，錢征「以不才承其乏」相辭，「武林名孝廉」蔣其章得以上位。
美查擅經營，《申報》頭三日，每天印600份，免費贈予各商號。因採用國產廉價紙，單面印刷，《申報》零售價僅10文，是《上海新報》的1/3。此外，美查首創雇報童營銷的方式，並在各雜貨店寄售。
《申報》初期模仿《上海新報》，定名為《申江新報》，幾期後易名《申報》，並成為日報（周日「無輪船開之日」停刊）。僅4個月，發行量便突破了千份。在《申報》的強力衝擊下，1873年1月，《上海新報》宣布停刊。
中國報刊之父王韜。
為拉稿創出最早文學刊物
在《申報》與《上海新報》的競爭中，蔣其章發揮了自己的作用，即：拉攏文人群體。
報社需穩定稿源，《上海新報》率先提出：「如有切要時事，或得自傳聞，或得自目擊，無論何事，均可攜至本館刻刷，分文不取。」
舊文人無力刊刻作品，報社此舉提供了方便，但《上海新報》只要新聞類稿件，蔣其章則提出：「如有騷人韻士，有願以短什長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區竹枝詞及長歌紀事之類，概不取值。」
蔣其章本是文壇中人，自1872年到1873年，他先後在上海參加4次詩會，所有唱和之作，乃至自己現場寫的詩，都刊在《申報》上。
經蔣其章運作，文人紛紛投稿，《申報》已刊登不下，只好另辦月刊《瀛寰瑣紀》，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本文學刊物。該刊定價80文，批發65文，亦能盈利。
《瀛寰瑣紀》主刊詩文，亦有小說。1873年起，開始連載《昕夕閑談》，直到1875年終止。它是一部類型小說，故事框架是：世家子弟非利與商人女兒愛格私奔，生下兒子康吉。15年後，非利獲得叔叔的遺產，成為百萬富翁，卻死於意外，財產被其弟羅巴霸佔。破落的康吉在倫敦、巴黎幾經奮鬥，最終娶了貴婦美費兒。
《昕夕閑談》雖是譯作，但改動頗多，讀來猶如本土小說。
比如在描寫美費兒夫人時，竟譯成：「（美費兒）將面帷掀開一半，露出櫻桃紅一點的小小嘴唇……」則西洋女子不僅「遮面」，且有「櫻桃小口」，還有「三寸金蓮」。
《昕夕閑談》英文版的插圖。
《昕夕閑談》中文版出的內文
英國作家利頓，他是《昕夕閑談》的原作者。
斷然離開了媒體圈
學者張衛晴、張政指出，基督教國家主張一夫一妻，蔣其章卻認為，非利這樣的成年人必然會納妾。非利的叔叔指責非利與愛格私奔時，非利辯解道，愛格是「妾」，不是「妻」。叔叔竟說：「即是，如此甚好。」
類似的怪譯還有：「西國古時規矩，凡有讎隙，准相戰鬥，用刀或槍。但只准兩人對敵，不準有人幫助。不比得此時閩粵械鬥，動輒聚眾多人喲。」可原作者怎知「閩粵械鬥」？
由此產生一個疑問：蔣其章是獨自翻譯的，還是請美查口譯、自己改寫？
學者張衛晴、張政認為，蔣其章可能懂英語。比如他將「Sons of shame」（私生子）譯成「定是那霞雲養的了，賤人所生的兒子」，將shame（羞恥）誤作人名霞雲，這是英國人美查不可能犯的錯，很像不懂英語習語而產生的誤會。
從蔣其章受教育的履歷看，他應該不懂英語。此外，原作《夜與晝》在西方影響不大，非美查介紹，蔣其章很難知道它。
在《申報》上，蔣其章寫過一些介紹國外風光的稿，可能都是美查口述，蔣其章改寫，蔣似乎從沒有去過海外。
1875年，蔣其章離開《申報》。
一方面，《申報》給的費用似乎不多。
另一方面，正如王韜所說：「滬雖非孔道，而近來名流至者聯鑣接軫，特一至即去，如海鷗天雁，往稻粱鄉謀食，飽即飛去。」蔣其章志在當官，恰好為慶祝光緒登基，1876年有一次恩科。
學者邵志擇推斷，蔣其章未能通過恩科，他接著又參加了1877年科舉，位列三甲第四十九名，通過朝考，被任命為敦煌知縣。
仕途毀於左宗棠
據學者夏惠、張世忠考證，清代縣官任用方法是：拿到知縣任命後，先到省繳照，留省考察一年後，上報吏部留用，待有實缺後才能上任。
蔣其章到省後，正值欽差大臣左宗棠署理甘肅，一年後（1879年），左才讓蔣到縣，似對他有不滿，而蔣接下來的行為一再惹怒左宗棠。
敦煌原產黃金，每年上繳99兩，但蔣其章到任時，已是「礦老山空，金苗不旺，停采已酒，器具全無」，請求免除課金。左宗棠雖同意，但正值西北用兵、軍費艱難之際，對此應不太高興。
左宗棠曾上折稱敦煌地方名紳雷起瀛魚肉鄉里，請朝廷革去了雷的功名和職銜，蔣其章到任後，卻力稱雷蒙冤，左宗棠只好再上折，請朝廷恢復雷起瀛的功名和職銜。
1879年，匈牙利人切塞尼·貝拉等人來到敦煌，「意欲出關尋通青海、西藏之路」，為保護主權，左宗棠讓蔣其章暗中作梗，蔣雖完成任務，沒想到切塞尼轉道後，得到沿途官員照顧，成功到達西寧。切塞尼銜恨，便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告了左宗棠一狀。
不久，俄國探險家普爾熱瓦爾斯基亦來敦煌，蔣其章又加阻撓，卻被普爾熱瓦爾斯基繞過，回去後，又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告了左宗棠一狀。
此後，白彥虎殘部匪徒進入敦煌，蔣其章未能及時緝拿，令其逃竄，令左宗棠大怒，稱：「該令於此次回犯逃入轄境未能設法截拿，事後卻言之瞭然，亦足見其辦事並無實心也。」
左宗棠對蔣其張頗多偏見。
他的悲劇命運早已註定
1880年重陽節，蔣其章陪友人到月牙泉遊玩，寫詩道：「策騎沙山下坂來，半泓泉水鏡奩開。崚巒倒影浸寒碧，風浪不生聞怒雷。天馬神奇疑附會，沙鷗浩蕩足徘徊。時清僚佐今多暇，好共臨流酹一杯。」
3天後，蔣其章便被革職。左宗棠在上折中寫道：「署敦煌縣知縣蔣其章，居心浮偽，辦事顢頇。」早在該年正月，左宗棠便準備將蔣拿下。
被革職後，蔣其章到左宗棠手下大將張曜幕中「司書記也」，極感落魄。好在張曜對蔣很信任，回濟南當山東巡撫後，仍留蔣在幕中。1891年，張曜病逝，福潤接任，蔣其章依然在幕。
1892年，蔣其章元宵觀燈歸來，突發病去世，年僅50歲。因身後無子，平生創作散失殆盡。
蔣其章在官場上屢遭挫折，唯於小說特有見識。在《昕夕閑談小敘》中，他寫道：「予則謂小說者，當以怡神悅魄為主，使人之碌碌此世者，咸棄其焦思繁慮，而暫遷其心於恬適之境者也。」此觀點超越了時代。
蔣其章本想將《昕夕閑談》全本譯出，為參加科舉，半途而廢。《昕夕閑談》作為中國人自譯西洋小說開端，僅比日本首部自譯西洋小說《魯敏遜全傳》（即《魯濱孫飄流記》）晚一年。蔣其章譯筆流暢、優美，對後來的林紓應有一定影響。
可惜蔣其章自己不太重視這件事，曾說：「筆墨生涯原是文人學士之本分，既不能立朝賡歌揚言，又不能在家著書立說，至降而為新報，已屬文人下等藝業，此亦不得已而為之耳。」
個人奮鬥與時代潮流相背，人生悲劇在所難免。
文/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