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上海市民的二十年青海改造

知識 01-14

最近因為查資料，看了一本叫《長樂路》的書，看的是原版，後來發現上海譯文出了中文版，於是又看了一遍。

看英文版的時候，印象最深刻的是法國梧桐。原來叫「London Plane Tree」，倫敦普通樹，和中華田園犬一樣。

再查了查資料才知道，法國梧桐，不僅跟法國沒有半毛錢關係，甚至和梧桐也不搭界，這種樹的學名叫「三球懸鈴木」，是雜交種類，所以並沒有原產地。

那為什麼叫法國梧桐呢？沈宏非老師在我的朋友圈解答說，這是因為「種在法租界」。也有一種說法是，這是由法國人在上世紀中葉帶到上海種植的。

很奇怪，住到北京之後，一想起上海，我就會想起那些法國梧桐。可以說，法國梧桐已經成為了上海的一部分，尤其是舊法租界區域的一部分。

比如長樂路。

《長樂路》里的故事，出自一位住在長樂路的美國記者史明智。1996年，他到四川自貢教書，十多年之後，他來到上海，定居長樂路，在走街串巷中，企圖走進一個個普通中國人的人生。

| 史明智，Julien de Hauteclocque Howe/攝影

他選擇了五個家庭的五個故事，而我最為驚詫的是那個鞋盒子的故事。

2013年的除夕夜，史明智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禮物——一個蒙著灰塵的鞋盒子。

鞋盒是在長樂路南邊的某古董店裡淘來的，裡邊是厚厚一沓手寫的中文書信，一開始，史明智沒有能看懂那些字跡，不過，他發現了一個日子：1958年。

這些信，都是寄給一個叫王明的人的。

這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名字。這位王明是上海的一個小資本家，曾在上海郊區擁有一個回收硅鋼的小型工廠。工廠的利潤，主要通過從電力機械製造公司買邊角料，在自己的工廠里熔化後製造電力變壓器內核，然後再賣回電力機械製造公司的差價。

靠著這個工廠，王明在長樂路買了一棟三層米色小樓，當然，這是解放前的事情了。

1956年公私合營開始，王明的工廠被要求和一家國有工廠合營，他被分配到供銷部門，月薪170塊。過了半年，王明的領導把他調去了另一家名韻公私合營公司。公私合營給這些公司帶來的打擊是顯著的，第一，因為供應鏈的重組，政府任命的新領導完全不知道應該去哪裡找回收鋼鐵，領導把難處告訴了王明。這時候，作為普通群眾的王明仍然對於公司擁有一種奇怪的主人翁意識，身為一個富有天賦的企業家，王明真心希望工廠能夠扭虧為盈。於是，他找到了幾家私營工廠給他們供貨——這在當時是不合法的，因為這是典型的「搞資本主義」。

1957年11月，王明的努力讓工廠的盈利多到引起了地方政府的注意，他很快被捕，成了右派。罪名是「以非法手段謀取錢財」「以欺詐手段買賣國家管控商品」。我查了查那一年12月的報紙，短短數周內，上海確實抓到了「成千上萬的右派分子」，王明便是其中之一。

在思南路監獄關了一年，1958年9月9日，王明的判決書下來了。他聽到了一個從來沒有聽過的地名——

青海，德令哈。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籠罩

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草原盡頭我兩手空空

悲痛時握不住一顆淚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這是雨水中一座荒涼的城

除了那些路過的和居住的

德令哈……今夜

這是唯一的，最後的，抒情。

這是唯一的，最後的，草原。

我把石頭還給石頭

讓勝利的勝利

今夜青稞只屬於他自己

一切都在生長

今夜我只有美麗的戈壁空空

姐姐，今夜我不關心人類，我只想你

——海子《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德令哈位於柴達木盆地東北部忍邊緣，出自蒙古語「金色的世界」。德令哈農場是青海省第一個勞改農場，也是最大的一個，五十年代對內叫第一勞改總隊，對外叫德令哈農場或德令哈201信箱。這裡關押著幾萬名犯人，但根本用不著看守，因為只有一條公路通往外面的世界，犯人根本跑不出這個荒原，等待他們的，不是餓死，就是渴死。當年的勞改幹部李成澤說，「選中德令哈、香日德、諾木洪、查查香卡、哇玉香卡、塘格木、吳堡灣這些地方辦勞改農場的人，至少是地理專家，對中國西部地理有深刻的造詣。」

王明是在1958年的秋分到達德令哈的，在白露那天，他做完了頭一個月的苦工，「其實，沒有一個節氣適合在青海居住。如果你想幹掉誰，就送他去青海吧。」史明智在實地考察過青海之後，在書中這樣寫道，「任何人無論往哪個方向逃跑，下場只有一個，脫水而亡，屍身被禿鷲撕得粉碎。」

這裡的犯人每周工作七天，只有國慶日和極端天氣的情況下可以休息，一天過後，會有專人來統計你的乾的活，「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而所謂多得，不過就是多喝一碗米粥。

| 三年大饑荒中，青海德令哈勞改農場關於糧食保管調撥的通知

李成澤回憶，「全大隊的人犯都集中在一個監獄大院里，大院監牆均是高六、七米，厚七、八米的干打壘的土牆，牆上有四、五個哨位……監房都是平房，土坯房或干打壘，土坑大通鋪，一間房要睡四十或五十多個人。」

李成澤到德令哈早一些，他印象深刻的是以下一些犯人：

一個來自上海的小夥子徐某，新婚夫妻在家裡敦倫，「被一個寡婦看在眼裡，想在心裡。慾火難耐地去勾搭小裁縫，不成而自尋短見。」結果，徐某被判「白晝宣淫，有傷風化」，來了德令哈。

四川郫縣的趙開智說了幾句對高產衛星不滿的話，以反對公社之罪送青海。

河南的安金山被土匪抓去做飯，1955年被捕，來了德令哈。

還有一個不知名的犯人，1958年在寶雞車站，看見犯人發饅頭，他想領幾個，於是渾水摸魚也去排在隊里，結果被隊長發現，吃了勞改隊的飯，就成了犯人了。

……

王明是他們當中的一員。

史明智為了核實青海情況，特別採訪同在青海勞改過的魏教授。魏教授不認識王明，但他說，兩個人的經歷是一樣的。

按規定勞改犯完成工作就能分到半斤麥子，可我們從來沒有收到過。為了填肚子，我們從田裡偷，從倉庫里偷，只要割到一點東西就埋在地里。附近的勞改營還有人吃過老鼠……我記得小麥收割後，大家就蹲在哪裡揀生下來的麥粒，不過很難消化，所以我們會從自己的糞便里再篩出一些沒被消化的麥子來吃

——《長樂路》

| 管教的宿舍一景，左邊是寫最高指示，右邊黑板寫告示，牆面是脫落不清的毛主席語錄

他們吃過的東西不止於此，據說，德令哈以北兩百四十多公里的勞改農場里，只有五百人活了下來，靠的是吃蟲子、老鼠和動物的排泄物，他們甚至吃過死去囚犯的器官。

王明是強大的，雖然他的流感和胃病反覆發作（這是勞改農場幾乎所有犯人都有的毛病，來自營養不良），雖然他四十歲不到就已經灰發點點，但在這樣的環境里，他活了下來。

對他來說，更大的打擊來自家人的「劃清界限」。

35歲的王明背井離鄉去青海時，他和妻子劉淑雲的第七個孩子、唯一的男孩王雪松才剛剛半歲。

劉淑雲寫信報告他，「小雪松已經斷奶，能喝稀飯和粥了」。在第一封信里，她還希望他「爭取早日立功，痛改前非，以求寬大處理」。四個月之後，家裡開始變賣財務，妻子提醒他「專心學習，努力工作，好好接受再教育」。第三封信，劉淑雲說為了生活，她得到了政府安排的新工作——在工廠糊盒子。

1961年2月，劉淑雲得知王明的再教育進展緩慢，甚至可能加刑，於是，她憤怒地痛罵了他一頓，然後，整整九年，劉淑雲沒有再給王明寫過一封信。

王明的姐姐給王明寫信說，這是因為劉淑雲「她要省下郵票錢，他們現在一分錢她也要做打算的」。這當然是表面原因，他們全家都成了「壞分子」，為了生存，妻子決定同坐牢的丈夫「劃清界限」。

為了省錢，她甚至把小女兒送到餘姚農村的一戶人家做養女。姐姐小心翼翼地寫信給王明，告訴他這一情況。史明智說，這封信上有一道撕裂的口子，大約是經年累月紙張反覆摺疊留下的痕迹，他「想著五十年前王明讀到這封信時的感覺，他從未見過甚至聽說過的陌生人在撫養自己的小女兒，這消息對他而言一定是一個毀滅性打擊」。

他給父親寫信，稱呼為「父親大人」，父親回信，上來就批評：

你對我用「大人」這樣的尊稱。現在是文化大革命的時代，是破除四舊的時代。下一次寫信時，叫我們父親或母親就可以了。你要努力學習，端正思想……

——1968年6月24日

1970年4月17日，九年沒來信的妻子終於寫信了，她沒有解釋為什麼不寫信，在信中，她談及家裡的孩子們都長大了，其中有三個開始工作了「大姐每個月掙36元，二姐和三姐還是學徒，每個月18元。四姐剛剛分配了工作，等中學畢業就去安徽農村，小兒子在讀中學。」劉淑雲還夾了六張孩子們的照片。

王明對這一切充滿感激，在回信里，我們可以看見他的內疚和歉意。

淑云：

……你看上去老了些。都是我的錯。是我逃避了我應該負的責任，讓你一個人扛。我只能等，等到重獲新生的那一刻，來彌補對你的虧欠。

之後的通信里，劉淑雲再次批評了丈夫，因為他把家裡寄去的香煙和附近的本地人換食物，勞動農場的人說，王明的勞動態度不積極，經常違反農場規則——他們不知道，也許正是這種不積極，才讓王明活了下來。

1973年是王明刑期的最後一年。然而，當他刑滿釋放剛剛回家一個星期時，立刻有警察上門，再次把他押解到青海，因為他們拒絕了王明申請上海戶口的請求，沒有戶口，王明就是非法逗留。他不得不再次到德令哈農場勞動。

最終，直到1979年，王明才徹底結束了德令哈農場生涯，回到了上海。因為太長時間沒見，兒女們沒能把父親認出來，「火車到站後，人們擁來擁去，我們叫住了一個年紀有點大的男人，覺得可能是他，但搞錯了。最後我們完全和他錯過，我們都不知道對方的模樣。等我們回家時，他已經到家了。」王明的小兒子王雪松回憶起重逢的那一天。

他們既不激動，也不期待，對於這個父親，他們全部的感情，是漠然。

如果還有一點別的什麼，那就是抱怨。

| 當年德令哈的犯人們在勞改工地上

王雪松和他的姐姐們一致認為，父親就是一個罪犯，「對我父親的判罰沒有什麼不公平的，是他打破了那個時代的規則。你違反了規則，就要接受懲罰。」

一開始，王明給上海工商局的領導寫信，想要幫他們重建上海的硅鋼回收行業，「我可以為『四個現代化』貢獻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嗎？」後來，他通過一些老朋友的關係找到一份工作，為設在上海郊區農村的金屬回收企業開發新業務，要得到這份工作，他必須給地方法院提交請願書，要洗清自己的罪名。但法院拒絕了，罪名一直到他去世，都沒有取消。

史明智是在美國遇到王雪松的。他和母親到達紐約的那天，是劉淑雲八十二歲的生日。患有阿爾茨海默症的母親在計程車上看著滿大街的幾排中國商店之後，終於說話了：「我們現在在上海哪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