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m，boom，boom，」，二戰後飛速發展的世界經濟

一位美國布魯斯樂手，約翰·李·胡克在1962年錄製了一首歌曲，歌曲開始部分是這樣的：「boom，boom，boom，boom」（boom，在英語中的意思是繁榮、景氣），這正是對20 世紀後半期一種絕妙的形容。此時的人口狀況、能源使用以及科學知識和技術生產等各個方面都經歷了一個長期繁榮的時代。世界經濟出現了第四次的長期繁榮。這主要是前三次長期繁榮所使然的一個後果，但它也推動了前三次繁榮向前邁進了一步。雖然前三次長期的繁榮在整整一個世紀中發揮出了效力，並且也的確是在此之前發生的。但是這次新的經濟繁榮是在1950年前後出現的，此後，這四次長期繁榮逐步融合為一體，彼此作用，相互推進。

布魯斯樂手，約翰·李·胡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全球經濟便進入它最為非凡的時代，在1950年至1998年間共計增長6倍之多。的確，在1973年之前的1/4個世紀中，世界經濟每年幾乎增長5%，人均年增長3%。即使在1973年之後，世界經濟的增長速度減緩之時，它的增長速度也比1950年之前任何時期都快。從整體上看,這一時期在世界經濟增長歷史上是最不平常的，儘管很多人由於沒有經歷過其他時期而將這種增長視為正常的現象。

這一次增長之所以如此迅速，原因就在於石油和能源、醫藥及人口的增長和科學與技術——這三次長期的繁榮。還在於已婚婦女生育孩子的數量愈來愈少，並以空前的數量進入（並繼續留在）規模空前的有酬勞動力大軍當中，以及農民以未曾有過的速度離開土地遷入城市尋找工作。這些長期繁榮中的每一次都是一次獨特的不可重複的社會轉型，它們對於國民生產總值（GNP）的增長有著巨大作用。更專業些講，這次長期經濟繁榮也緣於諸如發電廠等現代工業技術覆蓋到了某些人口稠密的廣大土地。在歐洲，從1950—1973年，工業地區的戰後重建工作帶動了經濟的迅速增長。但兩個最為典型的範例，一個是在1950年至1973年間平均每年經濟增長近10%的日本，一個是從1978年到1998年間平均每年經濟增長近8%的中國。中國在1949年革命後所實行的各種經濟政策，有一些是災難性的因素，1976年，中國進行了重新選擇調整，結束了集體農莊，並放寬對工業和貿易的限制。這場把數億人口轉移到更富有成效的工作中的變革，在中國產生了蔚為壯觀的結果：它使中國這個人類歷史中最早的市場社會以極大的熱情邁向市場自由的時代。同樣，1980年之後在東亞的一些人口數量較少的地區，如韓國、新加坡和中國台灣、香港等地區，其經濟也有了令人矚目的發展。總的來說，這才是東亞地區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大躍進。

第四次長期繁榮也源於世界經濟重新一體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產生的各種收益都是由專業化生產以及交換所造成的。20世紀40年代所建立的那些國際性機構，對此做出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其中非常重要的或許是美國所做出的將自己的國內市場向歐洲和東亞的出口商品開放的承諾。這一開放的承諾雖搖擺不定，也始終未能延伸到某些領域（如農業），但在促使1950年以後世界經濟增長的藥方中，它的確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因素。重新全球化的過程進一步加劇了企業之間的競爭，那些幸運的企業通過各種技術革新來回應這一過程，從而大大提高了自身的勞動生產率，例如，某些鋼鐵製造企業從同樣數量的鐵礦石、煤炭和勞動力中產出更多鋼材的能力越來越強。

在這次長期經濟繁榮中，貿易發揮出了很大的作用。1950年，世界各國生產用於出口的貨物份額與1870年的份額大體相當，而比1913年的份額則要低得多。但是這一份額在1950年和1973年之間增加了1倍，到1995 年則增加了2倍。其中最大幅度的增長出現在跨太平洋地區的貿易中，這大大得益於20世紀50年代所發明的、到70年代便成為常規運輸方式的集裝箱運輸技術的出現。所謂的集裝箱是指可以通過卡車、火車或者輪船運輸，並且與早期運輸方式相比更易於搬運、裝卸和完成運輸的具有標準尺寸的大型容器。它可以使貨物從香港運到紐約的時間縮短2/3，並在造成大批碼頭工人失業的同時，使勞動力成本大大降低，從而使東亞地區更加徹底、更加有效地加入到國際貿易體系中去。

隨著世界變得更加富有，人們收入中用於購買食物的比例逐漸下降了。在1870—1913年的這一時期，阿根廷、澳大利亞、加拿大或者美國這些國家食品出口曾具有關乎天下大局的意義，而後來的意義則不那麼重要了，從而改變了世界貿易的格局。如今的世界貿易越來越以製造業產品為交換的主要內容。在這次長期的繁榮期間，世界上大約3/4的貿易是在日本、歐洲和北美地區之間進行的。特別是在1945—1975年之間，世界經濟的一體化主要是在戰後兩大自主自給陣營內部各自進行的。不過1980年之後，國際貿易越來越多地涉及巴西、墨西哥、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這些人口眾多、工資低廉國家的產品。而大多數非洲國家尚處於世界貿易體系的外圍邊緣，從世界貿易的發展中所獲得的利益微乎其微。

鹿特丹港（荷蘭）

資金流動的復甦逐漸演變為第四次長期繁榮中的重要部分。「馬歇爾計劃」只不過是一個開端而已。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資金流動的速度比以前更快，絕對數量也更大（儘管其中作為總體投資的部分，還要低於1870—1913年的水平）。其中相當大的部分是以所謂外國直接投資的形式存在，即某一國家的企業投資在另一個國家開礦辦廠，這就形成了跨國公司。直接外國投資使跨國公司捲入東道國的政治生活之中，因為這些投資者皆希望東道國保持較低的工資水平、有利的貿易政策，如果可能的話，減免賦稅或者貿易補貼，總之是要對它們慷慨大方。那些財大氣粗的跨國公司逐漸在一些弱小貧窮或官僚腐敗的國家中發揮出了舉足輕重的影響。簡而言之，20世紀50年代以降，跨國公司憑藉它們的投資而深深牽涉到東道國的社會生活之中，並成為在世界性網路中獲取信息、金錢和權力的重要渠道。

喬治·卡特萊特·馬歇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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