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鄉暖陽：美國大遷移史
因為我們品嘗過南北戰爭和種族隔離的苦楚，
現在我們結束了那個黑暗的年代，
變得更加堅強和團結。
我們堅信，
昔日的仇恨終有一天會成為過去；
部族之間的界限終將消失。
隨著世界變得越來越小，
我們共同的世界終將得到彰顯……
—貝拉克·奧巴馬
2009年1月20日的總統就職演說
到遷徙大浪潮結束的時候，幾乎所有的美國人都深受這次遷徙的影響。那些移民的後代在一個先輩們無法理解的新世界裡長大，那些選擇留在南方的人可以誇耀自己有親戚在北方，而且如果他們想離開的話也多了一個選擇，這是他們之前未曾有過的機會。例如在南卡羅來納州的阿布維爾縣，「所有家庭在費城都有至親」，學者艾倫·B.巴拉德寫道。「這就是費城！」他們的家鄉—原來的南部聯盟—迫於那些有勇氣做出犧牲，敢於離開的人的壓力，在某些方面也做出了改善。因為他們的努力，那些來自非洲和加勒比海的黑人進入了一個非洲後裔可以更加自由呼吸的國度。
他們聚居在一起，和大部分南方移民做生意。其他移民和當地白人也是如此，他們僱傭黑人移民和他們的孩子，向他們出租房屋和售賣商品，遠離他們或和他們做朋友。移民們把南方的音樂帶到北方，豐富了那裡的音樂元素。通過雙方的交流，從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到邁爾斯·戴維斯，從艾瑞莎·弗蘭克林到滾石樂隊再到圖派克·沙克，他們的音樂構成了20世紀音樂的主要元素。
這些都是這次偉大的遷徙運動產生的結果，是否達到了那些參與這場運動的人的目標呢？那些離開南方，遷徙到北方的人的生活是否因此而有所改善呢？他們遷往北方的大城市之後所得到的一切，是否能夠彌補他們在南方放棄的一呢？
縱觀整個遷徙過程，所有的社會學家對上述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遷徙給北方和西部的城市帶來了種種困難和問題，大部分學者都將市中心城市功能的紊亂歸咎於移民。在一般人的印象里，移民都是貧窮的文盲，他們導致城市中非婚生子人數的增加，不管他們湧入哪座城市，他們都沒有工作，只能依靠福利過日子。
「大批愚昧無知、粗鄙不堪、貧困的移民湧入城市，」社會學家E.弗蘭克林·費雷澤在談到芝加哥的移民時說，「並且改變了整個黑人社區的結構。」
「大批移民湧入移居城市打亂了黑人的生活節奏，使得他們陷入停滯，」經
濟學家莎蒂·T.莫塞爾在寫到費城的早期移民時說。
最新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事實恰恰相反。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實際上，黑人移民的受教育水平比留在南方的人要高，而且和北方的人相比，他們的受教育水平也不落下風。c和之前就生活在北方的黑人相比，南方移民更傾向於結婚並保持婚姻的穩定，他們更願意在父母健全的家庭中撫養孩子，而且更容易找到工作。雖然南方移民找到的工作都是報酬最少的，但是作為一個整體，和北方土生的黑人相比，南方移民的收入要更高。而且和北方土生的黑人相比，他們也更少地依靠福利過日子，部分是因為他們在南方經歷了更苦難的日子，到北方之後，雖然薪水很低，他們也願意工作更長時間或做兼職。但北方的黑人或其他人卻不願承擔這樣的工作。艾達·梅·格拉德尼、喬治·斯塔林、羅伯特·福斯特以及成千上萬的黑人移民都是如此。
「南方人總是孜孜不倦地追尋著什麼東西，」一本關於費城移民的書引用老
移居者阿瑟·福塞特的話說，「精明的南卡羅來納州的移民來到這裡，彷彿他們
知道自己能夠在這裡得到一些東西，並為得到這些東西不斷努力。」
在大遷徙浪潮剛剛興起的幾十年中，人們很難想到，這些渴望自由的下層民眾會在這些最初拒絕他們湧入的城市中發揮主要作用。
北方或西部的黑人主要移居城市選出的第一位黑人市長並不是長期居住在北方的土生黑人，也不是從加勒比海來的黑人，而是南方黑人移民或他們的後代。卡爾·斯托克斯的父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從喬治亞州遷往俄亥俄州，他於1967年當選為克利夫蘭市的市長，在美國所有的主要城市中，他是第一位獲此職位的黑人。佃農的兒子湯姆·布拉德利的家人在他6歲時從得克薩斯州中部遷到加利福尼亞州，1973年，他當選洛杉磯第一位黑人市長。科爾曼·楊的父母從阿拉巴馬州的卡斯塔盧薩遷到北方，1974年，他當選為底特律市長。哈羅德·華盛頓的父親從肯塔基州遷到了伊利諾伊州，1983年，他在一片爭議聲中當選了芝加哥市長。佃農的兒子威爾遜·古德從北卡羅來納州遷往北方，1984年當選為費城市長。理髮師的兒子戴維·迪金斯從弗吉尼亞州的紐波特紐斯遷往新澤西州的特倫頓，1990年，他當選為紐約市長。威利·布朗曾在得克薩斯州東部的棉花種植園裡當農場工人，在遷往加利福尼亞北部之後，起初擔任加利福尼亞州眾議院院長，1996年當選舊金山市長，這是第一位取得如此成就的黑人。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會連任，雖然任期內多方掣肘，但他們都擊破了根據他們的出身而做出的預言。
正如我們知道的那樣，隨著時間的推移，黑人移民也改變了美國的音樂形式。爵士樂領域最有影響力的三個人都是移民的後代。邁爾斯·戴維斯出生在伊利諾伊州的奧爾頓，他們一家人之前住在阿肯色州。塞隆尼斯·蒙克5歲時跟隨家人從北卡羅來納州遷居北方。1942年，約翰·科爾特蘭a從北卡羅來納州的海波特遷往費城，當時他只有16歲。遷往北方之後，他的母親為他買了一個二手的薩克斯管，在此之前，他未曾擁有過一支薩克斯管。「他能一直坐在那裡練習吹奏薩克斯和吸煙。」一位朋友這樣說道。鄰居們怨聲載道，一個牧師甚至想把費城教堂的鑰匙給他，這樣一來，他願意什麼時候練習就什麼時候練習。在他的朋友們看來，他對薩克斯的痴迷已近乎瘋狂。
任何一個離開飽受壓迫的地方的移民都希望獲得更好的東西，這或許會讓他們迸發出堅強的意志和力量。但是對於許多南方移民來說，他們面臨的風險是非常大的。如果他們在自己國家裡失敗了，他們也沒有任何退路，沒有任何避風港，也沒有任何溫暖可以找尋。因此不管付出什麼代價，他們都要成功，這種決心在統計學中表現得相當明顯。
「和在北方生活的黑人相比，南方移民一到達北方的城市，更願意維持和享受家庭的穩定。」社會學家斯圖爾特·托爾奈和凱爾·克勞德在1999年得出結論說。
在一系列連續的研究之後，托爾奈於2003年寫道，「與北方土生的白人相比，南方移民工作的慾望更高，他們中的失業率也相對較低。與此同時，他們的收入也比較高，貧困人口和依賴國家福利制度的人也比較少。」
內心深處的某種東西促使他們跨越了許多障礙，讓他們得以在陌生的土地上生存下去，他們甚至戰勝了許多早已在那裡生存的人。「不管是考慮到貧困程度、工資還是總收入，」統計數據分析師拉里·朗和林妮·赫特曼寫道，「所有的獨立研究都和現在的發現出奇地一致：相比於北方土生的黑人，前往北方的南方移民在經濟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似乎事實都已經被歪曲，結果證明，南方移民在北方待得時間越長，就越容易遭到先前居民的攻擊，從而陷入麻煩當中。學者們發現，與其說黑人的湧入導致北方城市環境的惡化，還不如說黑人的失敗是北方不公平的環境造成的。
「與其把南方移民看作本世紀北方城市黑人家庭結構發生變化的罪魁禍首，」托爾奈和克勞德寫道，「或許把他們看作是北方城市居住環境的受害者要更合適一些。」
為了離開，移民們不得不動用自己多年的儲蓄，跨越種族和地理界限，只能到固定的車站乘車。雖然傷亡慘重，但受益者也很多。移民似乎是這次遷徙行動最主要的受益者，但是作為移民，他們也承受著許多不安定的因素。他們的個人行為最後惠及自己的孩子、孫子，甚至那些留在南方的人，他們得到的好處遠遠超過移民本身。
南方移民也讓其他的有色人種受益—後來從亞洲、南美、中美洲甚至中東來的移民都進入了一個更加開放的世界，由於南方移民的努力，這個國家在文化多樣性上的觀點更加自由和開放。移民讓南方以外的美國白人接觸到了黑人文化，還有讓大多數人忽略的一點是，他們在新世界架起了一架種族之間的橋樑。眾所周知，移民改變了美國的文化，他們帶來了藍調音樂以及其他音樂形式—爵士、搖滾、節奏藍調以及嘻哈文化。移民還影響到了我們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語言、食物、舞蹈和衣服。移民「提高了工資水平，形成了有影響力的黑人選區和黑人中產階級。」著名的社會學家雷諾茲·法利寫道。
不管他們是否受過正規教育，那些在新世界裡堅持不懈的人，在經濟方面取得的成就比他們在其他領域取得的成就大得多。「那些離開南方，而且在遷居城市留下來的人比那些選擇留在南方，或者半途又回到南方的人收入都要高。」
統計數據分析師拉里·朗和克里斯汀·漢森寫道。c移民將種族關係問題擴展到了全國，迫使這個國家不得不正視這個歷史悠久的頑疾。此外他們還鼓舞了其他受到種族壓迫的人們，給其他種族政權施加了壓力，這是他們饋贈給世界其他地區人們的禮物。
說到他們自己的生活，不管他們個人取得怎樣的成就，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對新世界的適應以及和舊世界的妥協。這部書的三個主人公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移民的某些心理。對那些離開一個地方前往另一個地方的人，那些渴望絕地求生的人來說，他們的遷移也代表了一種模式。
羅伯特·福斯特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一片更適合他的土地上昂首挺胸地活著。但是南方始終是他的依靠，他骨子裡的文化就源自那裡。那個陌生的世界並沒有敞開懷抱接納他，但他還是義無反顧地投身進去，並且很少再回家鄉。為了在新世界裡站穩腳跟，他甚至改了自己的名字，把自己偽裝起來。他離開了南方，靈魂彷彿就失去了根基，與南方那些好的東西都隔離開來。他與自己的孩子們保持著距離，把他身上屬於南方的，或者說是最真實的那部分隱藏起來。為了克服自己因遷徙引發的不安，他試圖在賭場里證明自己，通過在短時間內輸掉很多錢來證明自己的成功。晚年，他渴望聽到關於家鄉的消息或線索，就像一個流放者一樣。他開始痴迷於他所逃離的城市的外觀，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他還撫摸著自己古老的傷口，除此之外他沒有別的選擇。
對於喬治·斯塔林來說，沒有被死刑處死，能夠活下來就是一種成功。他通過努力擁有了一定的經濟實力，但如果倖存下來待在南方的話，他可能永遠不知道自己有這種能力。他付出了一定的代價，在享受南北方好處的同時，他也會為自己被迫離開以及過去發生的一切事情追悔莫及。他是北方人也是南方人，並不完全屬於其中的任何一個區域。他的成功最終體現在他擺脫了出身的束縛，獲得了心理上的解放。離開南方並在鐵路上工作，讓他能夠以一種新的視角看待世界，如果他沒有離開南方，或許永遠都不會有這種體驗。他能夠敏銳地洞悉任何人或事，最後，他得到了自己最想得到的東西—早年錯失的教育，只是他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獲得了一種教育，雖然不是他夢想的那種正規的教育，但卻是一種更全面的教育，這是他從未想像到的。或許正是這種教育讓他擺脫了出身的限。
艾達·梅·格拉德尼雖然穿著最普通的衣服，但卻擁有最豐富的靈魂。她的生活最為艱苦，接受的教育也少得可憐。她見識了南方能施加給人們的最嚴酷的鎮壓，但這一切都沒有將她打倒。她在北方生活的時間要比在南方長得多，但她從未忘記自己的根，從來都是以最真實的自我面對他人。她從未試圖改變自己的口音，直到90歲她仍然保持著濃重的密西西比口音，說話慢吞吞的，拉著長調，和她60多年前乘坐火車離開奧科洛納時沒有什麼兩樣。她周圍的人都是簡潔的北方發音，她所居住的街道上每天都有犯罪發生，白人紛紛從她居住的社區逃離，但這一切似乎都沒有對她造成影響。她充分利用自己在南北方看到的一切，並以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把他們交織起來。她關注芝加哥公牛隊的每一場比賽，也知道如何像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區的人們一樣做番薯餡餅。她活在當下，每天發生什麼事情她都能坦然接受，保持著最真的、最初的自己。她的成功主要表現在精神層面，或許這才是最難取得的一種成功。或許正因為如此，她才成為三個人當中最幸福、壽命最長的人。
一戰期間，第一批南方移民登陸北方，從那時起，學者們就開始調查像艾達·梅、喬治·斯塔林和羅伯特·福斯特這樣的移民的遷徙動機。他們是出於北方的吸引還是南方的推力，是出於經濟原因還是因為遭受了不公平和迫害；棉花生產拉開了移民遷徙的大幕，還是只加快了早就存在的這一進程；以及移民浪潮會不會隨著一戰的結束而落下帷幕，就像一些人錯誤估計的那樣。
學者們對私刑在這場特殊的移民浪潮中發揮的作用意見不一，一些學者認為黑人大批離開自己的家鄉與私刑沒有什麼關係，他們認為人們出於恐懼不敢離開家鄉，而且他們已經接受了暴力成為南方生活的一部分。許多人發現，在公開執行私刑之後，確實會有大批黑人選擇離開。鑒於遷徙浪潮的規模之大，或許這兩方面的解釋都是對的。黑人或許會因此而心生恐懼，不會在私刑執行之後離開，但這樣的暴力行徑已經在黑人心中種下了離開的種子，他們或許過幾個月才將這一計劃付諸實施，就像艾達·梅·格拉德尼一樣。
不管怎麼樣，南方的騷亂總能波及北方，「費城的黑人校長提到，」學者艾倫·巴拉德寫道，「那些南方黑人難民大規模離開的地方，肯定有一些事情發生。」
與此同時，黑人的大批離開也迫使南方做出一些改變，雖然整個過程非常緩慢且斷斷續續，但畢竟已經拉開序幕：在遷徙大浪潮期間，隨著黑人離開的數量不斷增加，每十年中南方私刑的數量也不斷減少。雖然這種暴力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60年代，但這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移民大遷徙浪潮興起不到十年，這種狀況就發生了改變。「自從1924年，」—移民浪潮開始後的第8年，「私刑的數量就明顯減少」。阿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廣告報》在1959年發現，在移民大遷徙浪潮興起後的第40個年頭，「私刑近幾年似乎已經消失了」。
過去的幾十年，一直有一種觀點認為，棉花產業的變化是移民大浪潮的導火索：20世紀20年代棉鈴蟲的泛濫以及20世紀40年代棉花採摘機的發明和應用。但是不管棉花在移民大遷徙浪潮中扮演什麼角色，它只對一小部分棉花採摘工人起作用。棉花產業的變化並不是一個整體的因素，也不是弗吉尼亞州、肯塔基州、田納西州、北卡羅來納州、得克薩斯州西部和佛羅里達州黑人離開的原因，因為在這些地方，棉花產業並不是最主要的產業。即便是在棉花產區，這一因素也不會影響那些不從事採摘工作的黑人，也影響不到雖然是採摘工人，但卻出於其他原因離開南方的人。
移民大遷徙浪潮的時間本身就提出了問題：是棉花產業的變化導致了移民浪潮的產生，還是移民浪潮引發了棉花產業的變化。黑人大批離開南方的時候，棉花採摘機還沒有出現。當第一台可操作的棉花採摘機運用在種植園，移民遷徙大浪潮已經進行了30多年。
僅20世紀20年代這十年，就有50萬黑人離開南方，並非所有人都是採摘工人，但種植園也喪失了大量的勞動力，迫使南方發明機器來代替損失的勞動力。南方黑人的大批離開加速了棉花採摘機b的發明，以代替原來的採摘工人。
在快速尋找替代品的過程中，僅1901年到1931年，也就是移民大浪潮剛剛興起的那幾十年，發明者們為了發明合適的採摘機器，註冊了將近500項專利。這比19世紀下半葉申請的專利總和還要多，那時南方不必擔心黑人的大批離開。
但是，對於種植園主來說，接受新的採摘機器以及黑人的大批離去仍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新機器需要相當多的投資，這也是種植園主無法接受的。到20世紀40年代，採摘機器頗受精確度的困擾，它會把棉花稈連根拔起，相對於人的雙手而言，機器採摘的棉花品級都比較低。因此直到那時，許多種植園主仍未將採摘機器作為一個合適的選擇。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更大規模的黑人流失使得種植園主們意識到了農業機械師在研究這些收割機、採摘機時就意識到的問題：「大部分勞動力再也不會返回種植園了，」得克薩斯州農工大學最著名的農業工程師哈里斯·P.史密斯在1946年寫道，「因此棉花種植園的種植園主被迫使用機器。」說到移民浪潮和機器發明之間的關係時，哈里斯總結說，「並不是機器導致大批勞動力閑置，而是勞動力大批離開種植園導致了機器的發明」。
直到20世紀50年代，移民遷徙大浪潮已經進行了將近兩代人的時間，棉花採摘機才開始大規模地投入使用，這項工作過去幾個世紀里都是由人力完成。不過到那時，400萬黑人早已經離開了。
我採訪了這個國家的1200多名移民，在問到他們遷徙的原因時，沒有一個人提到棉鈴蟲的泛濫和棉花產業的問題。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因素在他們的生活中沒有悄無聲息地發揮作用，而是說他們在做決定的時候，或者事後並沒有將這些因素考慮在內。好像在人生道路的重大選擇和改變的時候，起作用的因素並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只是在一些移民心中，一些因素要比其他因素重要一些。但是這些因素綜合起來促使移民做出了離開的決定。
總之，不管個人遷徙的結果如何，移民遷徙大浪潮最有意義的部分在於遷徙本身。個人的遷徙活動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敗，但在某種程度上講，關鍵在於遷徙本身。不管他們遷徙到何地，最主要的成就是他們為了爭取自由做出離開的決定，並把這個決定付諸實施。
「即便他們並沒有實現所有的夢想，」《芝加哥衛報》在移民遷徙大浪潮興
起之初評論道，「他們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自己行為的正當性。」
通過離開南方，許多黑人父母實現了一個目標：他們的孩子可以在一個沒有吉姆·克勞法的環境中長大，成就更加完善的自我。像托尼·莫里森、詹姆斯·鮑德溫、黛安娜·羅斯、艾瑞莎·弗蘭克林、米歇爾·奧巴馬、傑西·歐文斯、喬·路易斯、傑基·羅賓孫、瑟琳娜和維納斯·威廉姆斯姐妹、比爾·考斯比、康多莉扎·賴斯、納·金·高爾、奧普拉·溫弗瑞、貝利·戈蒂（摩城唱片的創始人，主要簽約歌手都是黑人移民的後裔）、宇航員梅·傑里森、羅馬勒·比爾頓、歌手吉米·亨德里克斯、邁克爾·傑克遜、普林斯、吹牛老爹、惠特尼·休斯頓、瑪麗·布萊姬、奎因·拉蒂法、導演斯派克·李、劇作家奧古斯特·威爾遜以及其他不計其數的移民，如果他們的祖父母和父母沒有參與移民遷徙大浪潮，他們沒有機會在北方或西部長大，他們的人生軌跡將發生什麼變化。b他們成人之後都成為各自領域內的佼佼者，由於祖輩的遷徙，他們成為20世紀第一代在自由和無拘無束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黑人，真正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軌跡。雖然其他成千上萬移民的後裔是寂寂無名的平凡人，每天過著平靜的生活，沒有被外人所知，但他們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和留在南方的孩子相比，這些移民的後裔能接受更好的學校教育，作為一個整體，他們比南方的白人做得更好，在到達北方的幾年之內，他們的學習成績就超越了在北方出生的黑人。20世紀30年代早期的一些研究發現，在抵達北方4年之後，遷往紐約的黑人移民孩子的學習成績就可以和在北方出生的黑人孩子相媲美了，而「在北方出生的黑人孩子可以說是白人孩子學習的榜樣」。當時哥倫比亞大學著名的心理學家奧托·科林貝格寫道。「環境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他在一份報告中寫道。他發現，在南方出生的孩子在北方待的時間越長，他們的學習成績就越好。這個研究結果「表明，在紐約接受教育，可以使黑人孩子的智力達到和白人孩子同樣的水平」。科林貝格的研究後來成為1954年最高法院在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中做出廢除種族隔離政策的科學依據。這成為這個國家在追求平等的過程中的一個轉折點。
最後，我們可以說促使他們離開的一個共同因素是對自由的渴望，就像《獨立宣言》追求的目標一樣。他們希望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想做的工作，可以和任何喜歡的人下西洋棋，可以坐在有軌電車的任意一個座位上，看著他們的孩子獲得大多數人都沒有機會獲得的學位。不管他們最終是否實現了目標，但他們離開的最初目的是獲得幸福的生活。這看起來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大部分美國人都認為理所應當，但在移民離開的南方，他們和他們的祖先連這個權利都未曾獲得。
這本書的一個中心觀點是移民大遷徙在本世紀是一場未曾被人意識到的運動。大遷徙浪潮的參與者們帶著移民的行為舉止，他們選擇遷居的北方或西部城市與自己的家鄉都存在某種聯繫。他們和老鄉在遷居地聚居在一起，把家鄉的風俗習慣和食物帶到了遷居的城市，他們交往的人大部分都是在家鄉早已認識的人，教堂也按照家鄉的方式建造。他們會把已經在那裡工作的老鄉考慮在內，為了節省開支，有時會兩人租用一個房間或接納新的租客。在督促自己的孩子們按照新世界的標準取得成功的同時，他們還要把家鄉的價值觀念灌輸給他們。
就像移民和自己的父母一樣，移民和自己的孩子也逐漸產生了代溝。移民不理解自己那些在北方長大、浮躁的兒女們—為什麼這些不需要在南方種族隔離政策下長大的孩子們對於離開南方一點感激之情都沒有？他們從小見識的就是幫派和駕車槍擊事件，根本無法想像自己的祖輩或父輩在南方受到的迫害。當他們試圖進入北方中產階級圈子或由精英構成圈子時，父母的南方口音和鄉下農民的食物總讓他們陷入尷尬的窘境。
雖然移民理論的結構用在他們身上是完全合理的，而且在移民大遷徙浪潮興起初期，社會學家都紛紛稱呼他們為移民，但我採訪的幾乎所有的黑人移民都強烈地排斥貼在他們身上的移民標籤。雖然他們的行為舉止和移民無異，但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不把自己看作移民。這個稱呼讓他們回想起了幾個世紀被自己國家排斥在外的深切苦楚，他們只是想獲得自由，卻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被人稱作移民。他們不是移民，也從未成為真正的移民，南方或許表現得像另一個國家並以此為傲，但它是美國的一部分，任何出生在南方的人都是美國公民。
離開南方的黑人是美國公民，他們中許多人的祖先在這個國家尚未建立時就在這片土地上生存了。他們是第一批踏上北美土地的外來人，自從1619年他們被歐洲人帶到這片土地以來，直到《解放黑人奴隸宣言》發表的246年之後，他們被迫在這裡開荒，不僅沒有報酬，還要經常遭受暴力對待。在12代人的時間裡，他們的祖先在這片土地上勞作，為建設這個國家貢獻出自己的力量。進入20世紀之後，這已經是他們踏上這片土地的第4個世紀，在遭受了幾個世紀的重壓之後，他們仍屬於這個社會的邊緣人物，隨著世界各地的移民不斷湧入，他們的經濟地位進一步下滑。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黑人移民湧入北方的三大主要城市—吸引艾達·梅、喬治·斯塔林和羅伯特·福斯特的城市—就是幾個世紀以前，他們的祖先作為第一批外來人登陸和定居的地方。1781年，44名墨西哥人到達了一個村鎮，這個村鎮後來發展成洛杉磯這座大城市，在那44個人當中就有黑人混血兒。讓·巴普蒂斯特·普安·杜薩布爾a是一個皮毛商人，他出生於海地，是一個非洲女奴的兒子，1779年建立了一個永久的定居點，這個村鎮就是後來的芝加哥。讓·羅德里格斯是一位非裔水手，後來被荷蘭商人丟在北美一座還沒開發的島上，1613年，他在現在我們熟知的曼哈頓島上建造了第一座貿易站。
所以當黑人遷徙到北方和西部時，如果被當作移民，他們會表現得憤憤不平。或許在內心深處他們知道，他們的祖先在美利堅合眾國成立之前就已經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他們離開南方只是為了獲得他們的祖先和眾多勞工本應該獲得的公民權。這些他們本該獲得的自由並不是自然而然地擁有的，而是移民通過自己幾個世紀艱苦的努力獲得的。
事後來看，從重建到大遷徙浪潮結束的這個世紀，是一個必要的巨變的階段。在這個時代伊初，一個種族擁有另一個種族，後來發展為占統治地位的階層放棄了所有權，但仍然控制著他們曾經擁有的那個種族，即便使用暴力也在所不惜；最後接納奴隸階層進入主流社會。
大遷徙浪潮是黑人與統治、鎮壓他們的階層的徹底決裂，他們穿越千山萬水逃離了南方，不僅使自己獲得了自由，同時也解放了整個國家。他們的大批離開雖然未能讓南方變得至善至美，但和大遷徙浪潮興起之前已經截然不同了。
不管個人的力量表面上看上去多麼無力，至少大遷徙浪潮證明了個人決定擁有巨大的力量。「黑人一個個地離開，」學者勞倫斯·R.羅傑斯寫道，「成千上萬的非裔美國南方人不僅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也改變了整個美國的歷史。」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或許我們對移民大遷徙浪潮產生的疑問都是錯誤的。或許對於移民大遷徙浪潮，關鍵的問題並不在於移民對他們遷居的城市產生了好的還是壞的影響，也不在於他們是被迫前往遷居地，還是受到了遷居地吸引；而是他們如何鼓足勇氣離開自己的家鄉，堅定地反抗那些壓迫他們的力量，對這個長久以來將他們拒之門外的國家抱有信仰的問題。通過他們的行動，我們得知他們並沒有懷揣著美國夢，而是通過自己選擇的道路來實現自己的夢想。他們沒有尋求別人的認可，只是宣稱自己是美國人，雖然沒有人認同這一點，但他們在內心深處一直是這樣認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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