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紀游畫冊》不止於徽本、台北本，或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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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寉瘦

在上海博物館「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大展」中，展出著一套安徽省博物院藏董其昌的《紀游畫冊》，而台北故宮博物院也藏有一套《紀游畫冊》，這兩套冊頁為畫家遊歷信州、瀔水、錢塘、武林、廣陵、滕陽、彭城、淮陰等地所畫。「澎湃新聞·古代藝術」刊發的此文認為，根據董其昌《畫禪室隨筆》等，發現畫作記事與書中有關「紀游」的記載有許多吻合，徽本見其三，台北本見其五。根據記載，《紀游畫冊》或不止於徽本、台北本，或更有多出兩本之外者。

董文敏《紀游畫冊》，其自題云：「壬辰三月、四月，舟中宴坐。阻風待閘，日長無事。因憶昨歲入閩山，由信州歷瀔水，返自錢塘，又與社中諸子，游武林。今年，自廣陵至滕陽，旅病回車，徘徊彭城、淮陰，皆四方之事。聊畫所經，以為紀游耳。」題左復出以論畫之語，末署「阻風長日，作畫數幀，既成題之」。

明? 董其昌? 《紀游畫冊》?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董其昌書畫藝術博物館複製本

安徽博物院、台北故宮博物院俱藏其本。徽本有畫十六開，並董自題、沈文恪題各一開。台北本尺寸略同，有畫三十六開（中《隋堤煙柳》對開），並董自題一開。台北本於「既成題之」其後，增署「其昌」二字。

今徽本俱見於上海博物館「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大展」並其圖錄；台北本《松江小赤壁》、《三衢爛柯山》兩頁複製本，則見於松江醉白池公園內董其昌書畫藝術博物館陳列。

此兩本之真偽，王洪偉、楊岩松先後於《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8年第1、10期刊文作論。余以為姑不論其字畫贗偽，但以台北本三十六開之伙、其題記文字多有出於徽本之外，則其或可補苴文敏遺文，並可考訂其時文敏行跡，豈是真偽所能囿之哉。

明? 董其昌? 《紀游畫冊》?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董其昌書畫藝術博物館複製本

按鄭威[1]、顏曉軍[2]皆以董文敏之送田一儁柩，其事在辛卯。檢故宮博物院藏董文敏《論書卷》之庚戌九月七日自題，有「辛卯，余以送館師田公之柩請告還」云云[ 3]，知繫於辛卯者是。因之遂知文敏題《董北苑龍郊宿民圖》「辛卯請告退里」者[4]，即送田氏柩事也，蓋彼時文敏實以告假而南。按新安吳廷題《董玄宰瀟湘白雲圖卷》，有「辛卯秋，（董）以庶常請告南歸舍」云云，則文敏此番入閩之行，始於秋日。丁卯仲夏，文敏追憶「余以辛卯之秋遊武夷，曾為《雲窩》二律詩」，亦其證也。[ 5]時值翰林吉士散館之期[ 6]，文敏不計，故邢子願壯其事而賦詩。按辛卯四月，董泊舟徐州黃河岸，題潁上《禊帖》。而其泊舟黃河，書《禪德偈頌》之一，則是送田氏柩途中之筆。

明? 《聚賢聽琴圖?》美國明尼亞波利斯藝術館藏

從右到左（童子不算）大致為：董其昌，陳繼儒，王穉登，張風翼，趙宦光，嚴天池，和雲棲祩宏大師

馮具區致董玄宰尺牘，有「自辛卯迄今，與足下會晤最數」云云，並稱董其時「玄談超詣，友朋中所希」[7]。馮言「辛卯」，其與文敏題記昨歲「返自錢塘，又與社中諸子，游武林」云云並台北本《畫冊》之《靈隱山》題記「余至自西湖，馮太史開之以舟相待」云云，頗能暗合。台北本《畫冊》之《西興暮雪》，文敏題云：「予時送新安許太傅還家，不值。宿於逆旅，厥明及之。辛卯冬，歲除前五日也」。以時日度之，蓋文敏游武林宜在其前，既送許太傅而復返武林也。雲棲寺舊藏文敏書《金剛經》，題雲「大明萬曆二十年歲在壬辰初八日」[8]。顏曉軍嘗考訂其為正月八日[ 9]，則彼時文敏或尚未離武林也。按壬辰二月，董題陳仲醇所藏《顏魯公真書朱巨川告身真跡卷》，是知文敏嗣後即至松江。其後，則按《畫冊》董題所云，北返矣。

若台北本之《武夷大王峰》、《武夷接筍峰》、《沙縣普明塔》、《沙縣洞天岩》、《大田林坪山》、《永安栟櫚山》、《蘭陽山》、《信州望靈山》、《常山修道亭》、《西安縣鹿鳴山》、《嚴子陵灘》、《吳中西山》、《隋堤煙柳》，俱合於文敏題記所云行跡之大較。「壬辰春，北行次羊山驛」與「在廣陵舟中書」者，亦其時北返途中事也。

明? 董其昌《紀游畫冊?武林飛來峰》 ?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董其昌書畫藝術博物館複製本

按《畫禪室隨筆》卷三「紀游」所條六則，徽本見其三，台北本見其五。則其所據，或更有多出兩本之外者。台北本、徽本並見之《富陽山》，董題「五月二十四日」；台北本《北固山》，董題「辛卯五月四日」。其皆出於題記所云。又《隨筆》卷三「余頃驅車彭城」條[ 10]，有「吳門孫叔達以畫事屬余紀游」云云，知其所寫《紀游畫冊》實不止於徽本、台北本，遂疑《畫冊》題記之「數幀」，「數本」之謂也，或類董題《論書卷》之雲「高麗黃箋一番」。然彼遺吳門孫叔達者，是「寫（倪）迂翁筆意」，自有別矣。此條言及文敏養痾谷水塔上（松江泖河澄照塔院）三月，頗似與《畫冊》題記「旅病回車」相合。其間仲醇「挾所藏木癭爐、王右軍《月半帖》真跡、吳道子《觀音變相圖》、宋板《華嚴經》、《尊宿語錄》」相示，似亦與壬辰二月董題顏書《朱巨川告身真跡卷》之事相類。然其條明言文敏遇「火雲之苦」、「養痾三月」，其事可得遂接於壬辰三、四月後乎？以壬辰八月文敏書《重修松江府儒學碑》文准之，或可矣。是年九月，玄宰與仲醇過嘉禾，觀覽法書名跡。[ 11]按癸巳暮春，文敏與友人飲顧仲方第。則其時猶在松郡也，故其有「此余壬辰、癸巳，為庶常請告，家居多暇」云云[ 12]。至癸巳五月銓注翰林院編修前，始返都矣。按《隨筆》卷三「余持節楚藩歸」條，其末注以「壬辰五月」。疑文敏於壬辰春、夏之際北返[13]，復於途中承命赴楚藩。「徘徊彭城、淮陰」，皆由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