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變局早有預兆！西方和日本、中國、俄羅斯……
10年前的今天（12月24日），塞繆爾·亨廷頓逝世。作為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預測、討論過西方的衰落問題。
在此，庫叔分享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的一篇文章，對照當下的世界格局來看，意味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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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兩面」
相對於其他文明而言，西方的力量呈現出兩幅畫面。
第一幅是西方處於壓倒一切的、成功的、幾乎是完全的支配地位。蘇聯的瓦解消除了西方唯一最強勁的挑戰者，其結果是在日本可能會偶然給予的支持下，世界正在並將繼續被西方主要國家的目標、優先考慮和利益所塑造。作為一個僅存的超級大國，美國會同英國和法國一道在政治和安全事務上作關鍵性的決策，會同德國和日本一道在經濟問題上作關鍵性的決策。西方是唯一在其他各個文明或地區擁有實質利益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夠影響其他文明或地區的政治、經濟和安全的文明。其他文明中的社會通常需要西方的幫助來達到其目的和保護其利益。正如一位作者所概括的，西方——
*擁有和操縱著國際金融系統
*控制著所有的硬通貨
*是世界上主要的消費品主顧
*提供了世界上絕大部分製成品
*主宰著國際資本市場
*對許多社會發揮著相當大的道義領導作用
*有能力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干預
*控制著海上航線
*進行著最先進技術的研究和開發
*控制著尖端技術教育
*控制著宇航技術
*控制著航天工業
*控制著國際通信系統
*控制著高科技武器工業
關於西方的第二幅圖畫卻與這第一幅畫面大不相同。
那是一個衰落的文明，相對於其他文明而言，西方在世界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的力量正在下降。其他社會很快不情願接受西方旨意和容忍其說教，西方的自信和支配意志也會隨之消失。20世紀80年代末，人們就美國衰落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項力量對比分析得出了某種相似的結論：
在許多重要方面，美國的相對力量將加速下降。就其純經濟能力而言，美國的地位相對於日本、最終相對於中國可能會進一步動搖。在軍事領域，美國與許多日益壯大的地區力量（可能包括伊朗、印度和中國）之間的實力對比的天平將由中心向外圍傾斜。美國的一些組織權將轉移到其他國家，另一些實力（其中一些是軟實力）將落到諸如跨國公司等非國家行為體的手中。
這兩幅關於西方世界地位的相反畫面，究竟哪一幅描繪了現實？答案當然是：它們描繪的都是現實。西方現在占絕對優勢，並在進入21世紀時仍將在實力和影響力方面保持世界第一。然而文明間的力量對比也發生了一些逐步的、無情的、也是根本的變化。西方的力量相對於其他文明將繼續衰落。隨著西方老大的地位被侵蝕，它將喪失很多力量，其餘的力量將在地區基礎上分散給幾個主要文明及其核心國家。最重要的力量增長正在並將繼續發生在亞洲文明之中，中國正逐漸成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響方面向西方挑戰的國家。這種文明間的力量轉移正在並將繼續導致非西方社會的復興和日益伸張其自身文化，並摒棄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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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衰落的特徵
第一，西方力量的上升歷時400年之久，它的衰退可能也需要同樣長的時間。
20世紀80年代，著名英國學者海德里·布爾論證說，「歐洲或西方對廣大國際社會的控制可以說在1900年左右達到了頂點」。施本格勒文集的首卷於1918年問世，自那時以來「西方的衰落」一直是20世紀歷史的主題。衰落過程在這個世紀的大部分時期一直在延續，可以設想的是，它可能會加速。在一國的能力中，經濟增長及其他方面的增長通常呈S形曲線：起步緩慢然後急劇加速，接著是增長速度降低，再到停滯。國家的衰落也可能沿倒S形曲線發展，正如蘇聯的情形一樣：起先是中速下降，然後迅速加速，最後到達谷底。西方的衰落仍處於緩慢的第一階段，但在未來的某一天，它可能會急劇加速。
第二，衰落並不是呈直線型的，它極不規則，並帶有間歇和反覆。與許多文明不同，西方有兩個主要的力量中心。布爾所看到的始於1900年左右的衰落，實質上是西方文明中歐洲部分的衰落。從1910年到1945年，歐洲發生了不利於自己的分裂，被其內部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所困擾。然而，在20世紀40年代，西方主導地位中的美國階段開始了，而且1945年，美國短暫地支配了世界，其地位幾乎可以與1918年的同盟國相比。戰後的非殖民化運動進一步削弱了歐洲的影響，但並沒有削弱以新的跨國帝國主義代替傳統殖民帝國的美國的影響。然而在冷戰時期，蘇聯的軍事力量可以與美國相抗衡，而且美國的經濟力量相對日本來說下降了。儘管如此，美國仍為恢復軍事和經濟力量作了不懈的努力。1991年，另一位英國著名學者巴利·布贊認為「更深刻的現實是，現在的中心變得比非殖民化以來任何時期都更處於支配地位，而邊緣更處於從屬地位」。然而這種看法的準確性隨著引起它的軍事勝利在歷史上被淡忘而消失了。
第三，實力是一個人或群體改變另一個人或群體行為的能力。行為可以通過指導、強制或告誡加以改變，這需要擁有實力者具有經濟、軍事、制度、人口、政治、技術、社會或其他方面的資源。因而，一個國家或群體的實力通常通過衡量它所支配的資源同其試圖影響的其他國家或群體所支配的資源的對比來估價。西方對大部分（雖然不是全部）重要的實力資源的佔有在20世紀達到頂峰，然後相對於其他文明開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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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土和人口的此消彼長
1490年，西方社會控制了巴爾幹之外的大部分歐洲半島，即5250萬平方英里的全球陸地面積（南極洲除外）中的大約150萬平方英里。1920年其領土擴張達到頂峰之際，西方直接統治了大約2550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將近地球陸地面積的一半。至1993年，西方控制的領土減少了一半，大約還有1270萬平方英里。西方的領土恢復到其原先歐洲核心部分，再加上其在北美、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移民聚居的廣袤土地。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獨立後的伊斯蘭國家的領土由1920年的180萬平方英里擴大到1993年的1100萬平方英里。類似的變化也發生在對人口的控制上。1900年西方人口大約佔世界人口的30％，西方政府統治著幾乎45％的世界人口，1920年達到48％。
西方人口占人類總人口的比例略多於13％，預計到21世紀初將下降到大約11％，2025年下降到10％。就西方總人口而言，1993年它排在中國、伊斯蘭和印度文明之後，名列第四。
表4.1各文明政治控制下的領土，1900—1993年
文明控制的總領土估算（單位：萬平方英里）
註：佔世界領土的相對份額根據當年通行的國界估算。
*世界領土估計為5250萬平方英里，不包括南極洲。
資料來源：《政治家年鑒》（紐約：聖馬丁出版社，1901—1927年）；《世界書籍圖冊》（芝加哥：領域企業教育公司，1970年）；《大不列顛年鑒》（芝加哥：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1992—1994年）。
表4.2世界主要文明所屬國家的人口，1993年（單位：萬）
資料來源：據大不列顛百科全書數字統計，《1994年年鑒》（芝加哥：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1994年），第764—769頁。
表4.3在各文明政治控制下的世界人口份額
註：佔世界人口的相對份額根據當年通行的國界估算。1995年至2025年的人口估算根據1994年邊界。
*世界人口估算以10億為單位。
+估算不包括獨聯體或波斯尼亞的人口。
?估算包括獨聯體、喬治亞和南斯拉夫的人口。
資料來源：聯合國人口署經濟和社會信息及政策分析部：《世界人口預測，1992年修訂本》（紐約：聯合國，1993年）；《政治家年鑒》（紐約：聖馬丁出版社，1901—1927年）；《世界年曆和事實書籍》（紐約：新聞出版公司，1970—1993年）。
在數量上，西方人構成世界人口中持續下降的少數，在質量上，西方和其他人口之間的對比也在發生變化。非西方人民正在變得較健康，較城市化，有較高的識字率和較良好的教育。
到20世紀90年代初，拉丁美洲、非洲、中東、南亞、東亞和東南亞的嬰兒死亡率只是其30年前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這些地區人口的預期壽命顯著增長，增加值從非洲的11年到東亞的23年不等。20世紀60年代初，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國家中僅有不足三分之一的成年人識字。20世紀90年代初，除非洲外幾乎所有國家的人口識字率都高於二分之一。50％的印度人和75％的中國人能夠讀和寫。1970年發展中國家的識字率平均是發達國家的41％；1992年平均是71％。
20世紀90年代初，除非洲外的所有地區的學齡人口幾乎都接受了小學教育。最重要的是，20世紀60年代初，亞洲、拉丁美洲、中東和非洲不到三分之一的適齡人口接受中等教育；到20世紀90年代初，除非洲外，一半的適齡人口接受了中等教育。1960年城市居民占不發達國家全部人口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然而1960年至1992年間，城市人口所佔的百分比在拉丁美洲從49％增加到73％，在阿拉伯國家從34％增加到55％，在非洲從14％增加到29％，在中國從18％增加到27％，在印度從19％增加到26％。
在識字率、教育和城市化方面的變化，造就了社會動員起來的人口，這些人口的能力加強了，期望值更高了，他們可能積极參与政治活動，而這是不識字的人所做不到的。動員起來的社會是更強有力的社會。1953年，伊朗只有不到15％的人識字，不到17％的人是城市居民，科米特·羅斯福以及少數中央情報局的特務輕而易舉地鎮壓了一次暴動，使伊朗國王重登寶座。而到1979年，當50％的伊朗人識字和47％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時，多大的美國軍事力量都不可能再保住國王的王位了。同時，西方、日本和俄羅斯人的平均年齡日趨穩定，在人口中佔比例更大的那部分退休者給那些仍然受雇的生產者增添了沉重的負擔。其他文明的負擔是大量的兒童，但兒童是未來的工人和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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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產值地位的改變
西方在全球經濟產值中所佔的份額可能是在20世紀20年代達到了頂峰，但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明顯下降。1750年中國在世界製造業產值中佔了幾乎三分之一，印度占將近四分之一，西方則占不到五分之一。至1830年西方已略微超過中國。在後來的幾十年里，正如保羅·貝羅克所指出的，西方的工業化導致了世界其他地區的非工業化。1913年非西方國家的製造業產值大約是其1800年的三分之二。從19世紀中期開始，西方所佔份額急劇增加，1928年達到其最高點，佔世界製造業產值的84.2％。此後由於其增長率不高，以及工業化程度較低的國家二戰後製造業產值的迅速增加，西方所佔份額有所下降。至1980年，西方佔全球製造業產值的57.8％，大致相當於其120年前即19世紀60年代所佔的份額。
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經濟總產值的可靠數據無法找到。然而1950年，西方佔世界總產值的大約64％；80年代這個比例降至49％。（見表4.5）據估計，到2013年，西方將僅佔世界產值的30％。據1991年的另一項估計，世界上7個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國家中有4個是非西方國家：日本（第二位），中國（第三位），俄羅斯（第六位）和印度（第七位）。1992年美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國，在十大經濟國中包括5個西方國家，還有其他5個文明的帶頭國家：中國、日本、印度、俄羅斯和巴西。一些似乎言之成理的預測表明2020年排名前5位的經濟強國將是5個不同文明的國家，經濟占前10位的國家中將只有3個是西方國家。當然，西方的相對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東亞的迅速崛起。
表4.4各文明或國家在世界製造業產值中所佔份額，1750—1980年
（百分比，世界總量=100％）
*包括冷戰期間華約組織國家。
資料來源：保羅·貝羅克：《1750年至1980年的國際工業化水平》，《歐洲經濟史雜誌》，第11期（1982年秋季號），第269—334頁。
表4.5各文明在世界經濟總產值中所佔份額，1950—1992年（百分比）
*1992年東正教文明的估算包括蘇聯和南斯拉夫。
＋「其他」包括其他文明和四捨五入造成的誤差。
資料來源：1950、1970、1980年的百分比由荷伯特·布洛克按不變美元價格計算出，見《1980年全球總產值：創造性的停頓？》（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美國國務院公共事務局，1981年），第30—45頁。1992年的百分比根據《1994年世界發展報告》（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中的關於世界銀行購買力平價估算表30計算出。
經濟生產總值部分地掩蓋了西方在質量上的優勢。西方和日本幾乎壟斷了先進技術工業。然而技術正在傳播，如果西方希望維持優勢，它將竭力把傳播減小到最低限度。然而多虧西方創造了相互聯繫的世界，減緩技術向其他文明的擴散將變得日益困難。由於不存在冷戰時期的那種單一的、壓倒一切的、公認的威脅，加之技術控制措施效力有限，情況便更是如此。
表面上看似乎中國經濟在歷史上大部分時期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20世紀後半葉技術的擴散和非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正在使歷史上的格局再現。這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但是即使不是在21世紀中葉之前，那麼到21世紀中葉，經濟生產和製造業產值在主要文明之間的分布也可能與1800年的情況類似。西方對世界經濟為時200年的「主宰」行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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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軍事能力的萎縮
軍事實力包括四個方面的因素：數量——兵力、武器、裝備和資源；技術——武器和裝備的效能和尖端性；組織——凝聚力、紀律性、訓練和軍隊士氣以及指揮和控制關係的有效性；社會——社會有效地使用軍隊的能力和願望。20世紀20年代西方在所有這些方面都遙遙領先。在以後的歲月里，西方的軍事實力相對於其他文明下降了，這種下降反映在軍事人員對比的變動上，儘管很明顯這不是軍事能力最重要的衡量標準，但也是標準之一。現代化和經濟發展引發了國家發展其軍事能力的願望並為其提供了資源，很少有國家不是這樣。
20世紀30年代，日本和蘇聯建立了非常強大的軍隊，這一點在二戰中得到顯示。冷戰期間蘇聯擁有世界上兩支最強大的軍隊之一。目前西方壟斷了在世界任何地區部署大量常規軍事力量的能力，至於它是否將保持這種能力尚不得而知。然而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因為沒有一個非西方國家或國家集團在未來幾十年內可能具有與之相當的能力。
表4.6各文明在世界軍事人員總數中所佔份額（百分比）
註：以該年度通行國界為基礎估算。
世界武裝部隊總人數（現役）以萬為單位。
*其中的蘇聯軍隊人數，系G·M·麥金托什所估算的1924年數字，見D·H·利德爾—哈特：《紅軍：1918—1945年的紅軍及1946年迄今的蘇軍》一書（紐約：哈考特，布雷斯，1956年）。
資料來源：美國軍備控制和裁軍署：《世界軍費和武器轉讓》（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該署，1971—1994年）；《政治家年鑒》（紐約：聖馬丁出版社，1901—1927年）。
總的來說，冷戰後幾年中全球軍事能力的演變由五大趨勢所主導。
第一，蘇聯武裝部隊在蘇聯解體之後迅即不復存在。
除俄羅斯外。只有烏克蘭從蘇聯脫離之後，繼承了重要的軍事能力。俄羅斯軍隊在規模上大大縮小，並已從中歐和波羅的海沿岸三國撤出。華約組織解散了。向美國海軍挑戰的目標被放棄。軍事裝備要麼被處理要麼任其損壞，以致無法使用。國防預算銳減，官兵士氣普遍低落。同時，俄羅斯軍隊正重新確定其使命和學說，並為其在保護俄羅斯人和對付近鄰的地區衝突中所起的新作用而進行重建。
第二，俄羅斯軍事能力的急劇減弱引起了西方軍費開支、兵力和能力較為緩慢但明顯的下降。
根據布希政府和柯林頓政府的計劃，美國軍費開支將減少35％，即從1990年的3423億美元（按1994年美元價格計算）減至1998年的2223億美元。1998年的軍隊建制將減至冷戰結束時的一半到三分之二。軍隊總人數將從210萬減至140萬。許多重要的武器研製項目已經或正在被取消。1985年至1995年期間主要武器的年度採購量從29艘艦隻減至6艘，943架飛機減至127架，720輛坦克減至0，戰略導彈從48枚減至18枚。
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英國、德國，在較小的程度上還有法國，在國防開支和軍事能力方面也進行了類似的削減。20世紀90年代中期，德國武裝部隊預計將從37萬人減至34萬人，也可能減至32萬人；法國軍隊將從1990年的29萬人減至1997年的22.5萬人。英國軍隊從1985年的37.71萬人減至1993年的27.48萬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歐洲大陸成員國也縮短了服兵役期限，並討論了放棄徵兵制的可能性。
第三，東亞的趨勢與俄羅斯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
增加軍費和改善軍隊被列入日程，在這方面中國是樣板。在自身經濟財富增長和中國擴充軍備的刺激下，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也開始實行軍事現代化和擴大軍隊。日本繼續改善其高度先進的軍事能力。中國台灣、韓國、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都紛紛把更多的資金投入軍隊，從俄羅斯、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其他國家購買飛機、坦克和艦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防務開支在1985至1993年期間大約降低了10％（從5396億美元減至4850億美元，按1993年美元不變價格計算），而在同一時期，東亞的軍費開支增加了50％，從898億美元增加到1348億美元。
第四，包括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在內的軍事能力正在世界範圍內廣泛擴散。
隨著一些國家經濟上的發展，它們獲得了生產武器的能力。例如，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能夠生產戰鬥機的第三世界國家從1個增加到8個，生產坦克的國家從1個增加到6個，生產直升機的國家從1個增加到6個，生產戰術導彈的國家從無增加到7個。20世紀90年代的主要趨勢是軍火工業的全球化，這可能進一步削弱西方的軍事優勢。許多非西方社會或擁有核武器，或竭盡全力獲得核武器，或者使自己達到這樣的地位：當它們認為必要時，便能夠很快獲得核武器（日本）。
最後，這些事態發展使區域化成為冷戰後世界軍事戰略和軍事實力的主要趨勢。
區域化為俄羅斯和西方裁減軍隊和其他國家增加軍隊提供了理論依據。俄羅斯不再擁有全球軍事能力，而是把其戰略和兵力集中於防範近鄰國家。中國已重新調整了其戰略和軍隊，把重點放在了地區兵力投放和保護中國在東亞的利益上。同樣，歐洲國家也在通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西歐聯盟來進行軍事調整，以應付西歐周邊地區的不穩定局勢。美國明確地把其軍事計劃由在全球遏制蘇聯並與其作戰，改變為準備同時對付波斯灣和東北亞發生的地區性緊急情況。然而美國不可能具備達到這些目的的軍事能力。
為擊敗伊拉克，美國在波斯灣部署了其75％的現役戰術飛機、42％的現代化作戰坦克、46％的航空母艦、37％的陸軍兵力和46％的海軍陸戰隊兵力。由於未來將進行大幅度裁軍，美國若進行一場針對西半球之外一些地區強國的干涉都很困難，更不用說兩場了。全世界軍事安全日益不依賴於全球的實力分配和超級大國的行動，而是依賴於世界各區域內的實力分配和各文明核心國家的行動。
6
非西方文化的復興
1919年，伍德羅·威爾遜、勞合·喬治和喬治·克里孟梭實際上一起控制著整個世界。他們坐在巴黎，決定著哪些國家將存在，哪些將不存在，將創造哪些新的國家，它們的邊界應如何劃分，誰將統治它們，以及中東和世界其他地區在戰勝國之間應如何分配。他們還決定如何對俄羅斯進行軍事干涉，從中國榨取經濟特權。100年之後，將不會再有能夠行使類似權力的政治家小集團；任何這樣的集團將不是由3個西方人組成，而是由世界7個或8個主要文明的核心國家的領導人所組成。鄧小平、中曾根、英迪拉·甘地、葉利欽、霍梅尼和蘇哈托的繼承者將對抗里根、撒切爾夫人、密特朗和科爾的繼承者。西方主宰天下的時代正在終結。
與此同時，西方的衰落和其他權力中心的興起正在促進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文化的復興進程。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權力的分布。貿易可能會、也可能不會跟著國旗走，但文化幾乎總是追隨著權力。歷史上，一個文明權力的擴張通常總是同時伴隨著其文化的繁榮，而且這一文明幾乎總是運用它的這種權力向其他社會推行其價值觀、實踐和體制。一個普世文明需要普世的權力。羅馬的權力在古典世界的有限範圍內創造出了一個近乎普世的文明。
19世紀以歐洲殖民主義為表現形式的西方權力和20世紀美國的霸權把西方文化推廣到了當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區。歐洲殖民主義已經結束，美國的霸權正在衰落。隨著本土的、植根於歷史的習俗、語言、信仰及體制的自我伸張，西方文化也受到侵蝕。現代化所帶來的非西方社會權力的日益增長，正導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復興。
約瑟夫·奈曾論證說，在以經濟和軍事力量為基礎的指揮權，即「硬實力」，與一個國家通過其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吸引力使「其他國家想要它所想要的東西」的「軟實力」之間，存在一個差別。正如奈意識到的那樣，世界上正在發生硬實力的廣泛分散，主要國家「已不能像過去那樣運用它們的傳統實力資源來達到其目的」。奈繼續說，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具有吸引力，其他國家會更願追隨」其領導，因此軟實力「與硬的指揮權力同樣重要」。
然而是什麼使文化和意識形態具有吸引力呢？當它們被看作是根植於物質上的勝利與影響時，它們就是有吸引力的。軟實力只有建立在硬實力的基礎上才成其為實力。硬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增長會提高自信心、自負感，以及更加相信與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軟實力更優越，並大大增強該文化和意識形態對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經濟和軍事實力的下降會導致自我懷疑、認同危機，並導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尋求經濟、軍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訣。當非西方社會經濟、軍事和政治能力增長時，它們就會日益鼓吹自己的價值、體制和文化的優點。
西方的價值觀和體制已吸引了其他文化的人民，因為它們被看作是西方實力和財富的源泉。這個進程已持續了幾個世紀。正如威廉·麥克尼爾所指出的，1000年至1300年期間，基督教、羅馬法和西方文化的其他要素被匈牙利人、波蘭人和立陶宛人所採用，「對西方君主軍事才能的畏懼和欽佩的混合，刺激了人們去接受西方文明」。隨著西方實力的削弱，西方向其他文明強加其人權、自由主義和民主等概念的能力降低了，那些價值對其他文明的吸引力也隨之減小。
這種情況已經發生。幾個世紀內，非西方民族曾一直羨慕西方社會的經濟繁榮、先進技術、軍事實力和政治凝聚力。他們在西方的價值觀和體制中尋求成功的秘訣，如果發現自認為可能的答案，他們就嘗試在自己的社會中加以運用。為了變得富有和強大，他們不得不效仿西方。然而現在這種基馬爾主義的態度在東亞已經消失。東亞沒有將其經濟的迅速發展歸因於對西方文化的引進，而是歸因於對自身文化的伸張。他們論證說，他們之所以正在取得成功，就是因為他們與西方不同。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本土化已成為整個非西方世界的發展日程。在印度，普遍的趨勢是拒絕西方的形式和價值觀，以及使政治和社會「印度化」。在東亞，政府正在提倡儒家學說，政界和知識界領袖都在談論其國家的「亞洲化」。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充斥著「日本和日本人理論」。隨後一位重要的日本知識分子提出：日本在歷史上經歷了「這樣一種循環：引進外來文化，通過複製和提純而使那些文化『本土化』，然後是引進的和有創造性的推動力被耗竭，從而導致了不可避免的動亂，最終再向外部世界開放」。目前日本正在「著手進行這個循環的第二階段」。
在19世紀以前的各個時期，拜占庭人、阿拉伯人、中國人、土耳其人、蒙古人、俄羅斯人對自己的力量和成就非常自信。那時，他們也蔑視西方文化的低劣、體制的落後、腐化和衰敗。現在，隨著西方的成功相對減弱，這種態度重新出現了，人們感到「他們不必再接受它」。正如一位觀察家所說的，「西方的價值觀遭到不同方式的反對，但在其他地方都沒有像在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中國和日本那樣堅決。」
我們正在目睹「由西方意識形態主宰的進步時代的結束」，正在跨入一個多種不同文明相互影響、相互競爭、和平共處、相互適應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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