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終特刊：回望40年來我國語言學理論譯介與發展

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鄭重指出：「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我們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 值此歲末年初之際，以當代語言學幾個主要分支和流派為例，回望國外語言學理論在中國譯介與發展40年取得的重要成就，或許也可以為改革開放這一「偉大覺醒」提供語言學方面的註腳。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語言學界思想逐漸解放，對外交流逐步增多，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正如葉蜚聲在為陸儉明《八十年代中國語法研究》撰寫的序言中所評價的那樣：「對於國外，中國語言學敞開了交流的渠道。圖書資料的傳播，專家學者的互訪，使我們在較短的時間裡掌握了西方六十年代以來各種新興的理論方法和漢語研究的主要成果。」而在催生這一繁榮局面的諸多因素中，外語學界眾多專家學者（也包括能夠熟練運用外語進行工作的漢語界學者）對國外理論語言學研究成果的譯介工作與漢語學界在繼承傳統的同時對國外理論的吸納和創造性運用，是兩股並行的重要力量。圍繞著這些理論的譯介與應用，外語界與漢語界從各自為政到相互合作甚至深度融合，取得了很多令人驚喜的成果。如果以數量計，僅以收錄在CNKI文獻庫中的文章為例，以「語言學」為關鍵詞進行搜索，1978年之前每年發表的文章數量多數都是個位數，最多也不過幾十篇，而1978年之後則數量每年過百篇，新千年之後則每年都超千篇，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語言學在過去40年繁榮發展的狀況。而在這一繁榮發展的過程中，對國外語言學理論的譯介和吸納發揮了非常重要和積極的作用。以下從生成語法理論、功能語言學及認知語言學的譯介和本地化發展等幾個方面，回顧了中國語言學在中外理論融通方面所做的努力，以管窺中國語言學在改革開放40年中的輝煌歷程。

生成語法理論在中國的發展

喬姆斯基（N. Chomsky）的代表作Syntactic Structures不僅標誌著生成語法理論的誕生，同時也引領了一場影響包括語言學、心理學、認知科學、神經科學、人工智慧等多個科學領域的「喬姆斯基革命」。根據文獻記載，在中國大陸，1963年時就已有介紹生成語法的文章；根據胡壯麟回憶，朱德熙在1966 年發表過一篇關於轉換生成語法的論文，而馮志偉1974年在《計算機應用與應用數學》上就介紹了喬姆斯基句法結構的數學原理，並於1979年在《計算機科學》創刊號上又詳細分析了喬姆斯基的形式語言理論。而在香港，王士元、陸孝棟編譯了喬姆斯基的Syntactic Structures，並於1966年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為「變換律語法理論」。由於種種原因，那篇國內最早介紹生成語法的文章以及王士元、陸孝棟這本譯著在大陸基本沒有引起太多注意。直到1979年，才由南開大學的邢公畹、龐秉均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黃長著和林書武共同翻譯，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書名直譯為《句法結構》。譯者在序言中這樣記述了翻譯這本書的初衷和背景： 「國內多年來未翻譯出版國外語言研究方面的論著了，每每談及此事，大家總不免有耳目閉塞之感覺。作為既是譯者又是讀者的我們，希望今後能更多地翻譯出版一些這方面的著作，理由很簡單，語言研究也需要借鑒。」這段話不僅清楚記錄了翻譯此書時學術界總體的背景情況，同時也發出號召，就是希望在學術研究中能夠以一種開放的姿態大膽借鑒，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起到了很好的引領方向和潮流的作用。

此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直重視生成語法重要文獻的出版工作，如1986年出版的《句法理論的若干問題》（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黃長著，林書武、沈家煊譯）、1993年出版的《支配和約束論集：比薩學術演講》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周流溪、林書武、沈家煊等譯，趙世開校）等。國內生成語法早期主要譯介者還有方立、徐烈炯、寧春岩、徐盛桓、吳道平、侯方等。

生成語法理論的關注度在國內學界不斷提高的重要原因，除了直接的翻譯，更多的是國內學者的評介文章以及之後結合中國語言實際所進行的獨立研究。改革開放後第一篇介紹轉換生成語法的文章是《談轉換—生成語法》，由方立、胡壯麟和徐克容合著，發表於1978年。之後，以《外語教學與研究》《國外語言學》（即今之《當代語言學》）等為主的國內語言學期刊上，評介生成語法理論和以生成語法理論為框架對漢語及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語言進行直接研究的文獻逐漸增多，研究隊伍也由原來的小眾冷清發展到今天的不斷壯大，形式語言學專業委員會等專門機構的組建和活動逐漸常規化、專業化，生成語法相關的研討活動和推廣形式也日趨多樣化，成果顯著。從最初的譯介為主到今天與漢語研究實際的深度結合，生成語法研究已經成為中國語言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功能語言學在中國的發展

中國國內最早引介功能語言學的文獻是1977年由方立、胡壯麟和徐克容合寫的《談談現代英語語法的三大體系和交流語法學》。

1978年，國家選拔優秀中青年教師出國進修學習，其中包括胡壯麟、龍日金、楊潮光等，受趙世開等人委託和啟發，他們在悉尼大學語言學系跟隨系統功能語言學創始人韓禮德（M. A. K.Halliday）學習，學成歸國後，將功能語言學的核心理論思想帶回並進行傳播，對功能語言學在中國的發展起到了直接推動作用。此後，外語學界的學者們以《外語教學與研究》《外國語》《國外語言學》《現代外語》等為主要陣地，從不同的專題入手對功能語言學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做了研究、評述和引介，如徐盛桓關於主位、述位的研究，黃國文對有關信息結構理論的引介，林紀誠對語篇結構理論的介紹，以及張德祿關於語域理論的介紹等，都是這一時期的重要成果。1989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胡壯麟、朱永生和張德祿合著的《系統功能語法概論》，該書較為全面系統地介紹了功能語言學。同一時期出版的功能語言學專著還有胡壯麟的《語篇的銜接與連貫》、程琪龍的《系統功能語法導論》等。此外，胡壯麟主編的《語言的系統與功能》、朱永生主編的《語言·語篇·語境》、任紹曾主編的《語言·系統·結構》三本論文集，也是這一時期功能語言學研究的匯總性成果。以上述為代表的文獻，為功能語言學在中國大陸的傳播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的領袖人物韓禮德與中國語言學界的淵源關係。據胡壯麟介紹，「韓禮德的學術思想首先來自中國，在他的腦海中我們不時看到王力、羅常培、高名凱、陳望道、朱自清的身影」。這可能也是功能語言學在中國語言學界發展勢頭強勁的一個重要促動因素，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語言學與國外語言學的相互啟發和融通。

認知語言學在中國的發展

在當代中國，認知語言學擁有一支規模比較大的研究隊伍，佔據著較大的學術舞台。認知語言學的早期譯介是從海外學者對漢語事實的研究開始的，根據束定芳的研究，最早譯介認知語言學的文獻，是黃河翻譯的戴浩一（James H. Y. Tai）的《時間順序和漢語的語序》（Temporal Sequence and Word Order in Chinese），由《國外語言學》於1988年刊登。之後的幾年裡，《國外語言學》又連續刊載了兩篇關於戴浩一的譯介文章，拉開了中國內地學者接觸和研究認知語言學的序幕。這兩篇譯介文章是：由葉蜚聲翻譯的《以認知為基礎的功能語法芻議（上）》和《以認知為基礎的功能語法芻議（下）》。其後，《當代語言學》《中國語文》《語言教學與研究》《外國語》《外語教學與研究》和《現代外語》作為主要陣地，刊發了大量譯介和原創的認知語言學研究成果，其中多數研究是針對漢語現象進行的，因而更容易受到國內學者的關注和認同。其中代表性的文獻有：沈家煊的《「有界」與「無界」》和《轉指和轉喻》、袁毓林的《詞類範疇的家族相似性》、束定芳的《試論現代隱喻學的研究目標、方法和任務》、林書武的《國外隱喻研究綜述》、文旭的《國外認知語言學研究綜觀》等。以上這些譯介和研究工作為2001年首屆認知語言學研討會在上海召開提供了強有力的背景支持。之後十幾年裡，認知語言學新的成果不斷湧現。外語界學者與漢語界學者的互動甚至合作，極大地推動了認知語言學在中國的發展。

現代語義學理論在中國的發展

語義學作為獨立學科地位的確立比較晚，一般認為，語義學的建立以法國學者米歇爾·布勒阿爾（Micchel Bréal）1897年出版的《語義學探究》（Essai de Sémantiques）一書為標誌。語義學在中國的發展情況與此相似，其獨立學科地位的確立甚至更晚。這一點要從兩個方面來認識：一方面，中國學者一直都非常重視語義的研究，例如傳統訓詁學對辭彙語義的研究、文字學研究中關於意義的研究等，即使是在引進和借鑒形式句法理論時，國內多數學者都堅持把對語義的研究放在非常重要甚至頭等重要的位置上；而另一方面，關於語義的研究又總是與關於其他層面（如句法、辭彙、文字等）的研究融合在一起進行。將語義學開設為一門獨立課程，主要發生在外語學界，且課程設置沿用的是國外的方式。在中文系的課程中專門開設語義學的院系並不多，而且相對更晚。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國外語義學著作和理論的翻譯和引進（如利奇的《語義學》），國內專註於某一流派體系而撰寫的語義學著作開始出現併產生影響。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鄒崇理的《邏輯、語言和蒙太格語法》、蔣嚴和潘海華的《形式語義學引論》、方立的《邏輯語義學》等。上述三部形式語義學著作，都是以蒙太古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運用數學和邏輯的方法建構起來的自然語言語義學為基本理論框架。雖然這些著作有時因偏重引進和介紹而缺乏創造性的語言事實分析，但作為一種單純理論體系指導下的語義學教材或介紹著作，其開先河之功不可忽視。

語用學理論在中國的發展

在中國，最早引介語用學理論的是胡壯麟1980年發表在《國外語言學》上的《語用學》一文。時至今日，語用學在中國的引介和研究已近40年，這是伴隨中國當代語言學走向開放和繁榮的40年。文旭曾對新世紀前20年的語用學研究歷史和成果作了比較全面的總結和評價，客觀而清晰地介紹和評述了將語用學介紹到中國的一些早期代表性論著。其中點評到的除胡壯麟《語用學》外，還有戚雨村的《語用學說略》、何自然的《近年來國外語用學研究概述》、何兆熊的《90年代看語用》等論文。著作類則有何自然的《語用學概論》和《語用學與英語學習》、何兆熊的《語用學概要》等。以上述這些文獻為代表的研究對於語用學在國內的傳播與發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

以形式語用學為例，至少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就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引介國外形式語用學的有關理論和方法，例如潘海華關於篇章表述理論的介紹、鄒崇理關於話語表達理論的評述文章等，都是形式語用學理論引介的早期專題綜述文獻。進入21世紀後，北京語言大學方立教授曾專門為博士生開設形式語用學的課程，為形式語用理論的推廣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21世紀以來，形式語用學的國內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呂公禮的《形式語用學淺論》、徐盛桓的《常規關係與語句解讀研究——語用推理形式化的初步探索》、蔣嚴的《形式語用學與顯義學說——兼談顯謂與漢語配價研究的關係》、劉根輝的《形式語用學研究綜論——簡論漢語形式語用學研究發展的思路》等。這些論著代表著進入新千年後語言學界對形式語用理論新的思考成果。

2008年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張韌弦的《形式語用學導論》和2011年由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走近形式語用學》，則是兩部較為系統地研究和引介形式語用學理論的專著。前者主要介紹了形式語用學的學科緣起、研究特點和研究工具，並詳細探討了對語用現象和語用問題進行形式化研究的主要方法；後者則涉及更為廣泛的形式語用理論運用問題，可謂關於形式語用理論運用方面的一個集大成者。這些著作的出版，標誌著國內關於形式語用學的研究工作已經初具規模。

40年來，中國語言學在國外語言學理論的引介和應用方面已取得了一些令人矚目的成就。然而，就總體而言，在國外語言學理論的引介和吸納方面，還存在引介居多和局部修正居多、批判和創造性發展不足的問題；有的研究中理論與事實「兩張皮」，甚至還有用事實遷就理論的現象。特別是以「小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語文學，對其成功的創新性發掘和發展還嚴重不足，空白地帶極大。近些年來，有不少語言學家致力於尋找「符合漢語語言實際的語言學理論」，而如何在借鑒、繼承與創新之間找到合適的結合點，則始終是一個需要再思考的問題。

但我們應該看到，過去40年中國語言學走的是一條開放之路，正是由於改革開放拓展了人們的學術視野，才有了今天語言學的繁榮發展。國外語言學理論在中國語言學研究中的應用，有助於我們從更為寬廣的人類語言學視野重新審視包括母語漢語在內的所有語言。從這個意義上講，繼續保持一種開放的學術態度，推進國外語言學理論的引介和國內理論自身發展的結合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這一發展過程中，還有一個值得強調的趨勢，就是人們逐漸認識到，語言學作為一門科學，封閉式地、簡單地劃分「X語語言學」或「Y語語言學」的做法多有弊端，故近年來關於連通漢語語言學與外語語言學，將語言學設立為獨立的一級學科的呼聲越來越高。而要做到這一點，還需要在學科建設、機構設置等方面積極協同配合。在高等教育內部機構改革與設置的實踐中，人們也在進行著打通中文與外語，從一級學科角度系統建構語言學學科的嘗試。例如北京語言大學2018年新成立的語言學系就旨在從學科建設、課程設置、人才培養等方面全方位打通漢語和外語兩個源頭的語言學研究，深度實踐來自中外兩個不同源頭的語言學理論體系的融通。這方面未來還有很多開創性的工作需要去做。

（作者系北京語言大學語言學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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