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鋒：戈夫曼社會研究方法述評

戈夫曼堅持田野研究，他的很多著述都基於典型的社會學人類學調查，在研究主題上，戈夫曼以都市生活為主要內容，以日常生活作為研究對象和資料來源，並強調方法論的反身性和自我意識。戈夫曼採用的資料來源、數據搜集方法以及分析技術等均具有開創性意義。本文通過較為全面地梳理戈夫曼的著述，通過系統性地研究戈夫曼的社會研究方法，一方面，有助於澄清認為戈夫曼不夠重視甚至忽略方法的誤解，另一方面，對於當下的社會科學研究而言，尤其是定性研究，戈夫曼採用的研究方法亦不乏借鑒意義。

一、社會研究的認識論

（一）對社會學的學科定位

20世紀40—50年代，戈夫曼的學術任務主要是以觀念為導向，確立關於面對面互動的普遍性解釋框架，經驗資料在觀念形成過程中居於核心地位。

（二）對傳統社會研究方法的質疑

傳統實證主義的研究範式通常是先提出假設，然後通過觀察進行檢驗，以證實或證偽它。戈夫曼認為，將這種傳統的研究方法運用於人際互動領域存在嚴重的局限性。在戈夫曼看來，研究面對面互動的社會學家不可能像實驗室里的化學家那樣，彷彿依照實驗程序按圖索驥便能獲得理想的科學結論

二、資料搜集方法

縱觀戈夫曼一生的著述，可以歸納出四種研究方法，即典型的民族志研究、系統性的參與觀察、非系統性的自然主義式觀察以及廣泛的文獻研究，它們是戈夫曼搜集微觀互動細節材料的重要方式。

第一，典型的民族志田野研究。戈夫曼在學術生涯早期主要採取民族志研究方法，戈夫曼對田野研究的一些觀點。具體包括：浸入主體的生活環境、注意各類身勢反應、移情、坦誠相交以及策略性地處理社會等級關係。在40多年後的今天，這些建議和原則已經成為社會科學領域田野工作者的基本共識。

第二，系統性的參與觀察。戈夫曼主要進行了兩項系統性的參與觀察：一項是內華達賭場的研究；另一項是關於電台脫口秀的研究。

第三，非系統性的自然主義式觀察。戈夫曼信賴對社會生活直接進行觀察而獲得的第一手資料，他主張採取自然主義式觀察，設法將人們對相應事件的敘述進行三角定位。戈夫曼的自然主義式觀察具有兩個特徵，即非系統性和高度選擇性。非系統性的自然主義式研究主要聚焦於日常生活的觀察，在此基礎上，他提煉出很多有價值的術語與概念。20世紀40—50年代，戈夫曼的這種類似於分析歸納法的自然主義式觀察在芝加哥學術圈裡甚為流行，並且後來由巴尼·格拉澤（Barney Glaser）和安塞姆·施特勞斯（Anselm Strauss）發展成為「紮根理論」。但是，戈夫曼本人並不十分欣賞分析性歸納法，也不會將諸如「分析性歸納」、「紮根理論」之類的標籤貼於他的方法論取向。

第四，文獻研究。該研究方法主要基於二手資料的分析，相關文獻包括關於不同行為類型的虛構或真實的描述。戈夫曼的資料庫可謂龐雜多元，從特定的社區和組織、報刊雜誌、小說、信件與日記到廣告圖片和電台談話等，都是他的研究素材和資料來源。戈夫曼的資料使用手法是雜糅的，他經常將各種文獻資料穿插於田野經驗材料之中。

戈夫曼在方法論上持開放或實驗的態度，他更多的是展示可能性，而不是確定的事實。通過巧妙運用以上這四種虛實結合的研究方法，戈夫曼得以用新的方式重新組織經驗材料，建立統一的分析框架和觀念體系。也正是通過這些方法，戈夫曼能夠廣泛地攝取多種資料。

三、資料分析方法

戈夫曼搜集的是質性研究資料，他不使用統計數據、測量和實驗控制組之類的量化研究方法。在關於質性資料的分析方面，戈夫曼摒棄傳統的思維模式，打破規範性的認知期待，使熟悉的事物「問題化」和陌生化。通過梳理戈夫曼的著述，可以總結出四種主要的資料分析方法。

第一，重新分類與命名。類型化可謂是戈夫曼思維的首要特徵，他在很多著作中都採用分類的分析方法，與分類法密切關聯的是重新命名策略。概念創造是戈夫曼的另一思維特徵，戈夫曼擅長於為那些尚未命名的社會事物與實踐賦予學理性名稱，使它們由日常表達進入分析性的話語層面。戈夫曼創造、改造或挪用了很多概念，這些概念有助於分析和闡述互動秩序。總之，類型化、重新命名和概念創造既是戈夫曼重要的思維特徵，也是他分析社會現象的重要工具。

第二，逆向論證。這是戈夫曼的總體性思維特徵。寬泛而言，戈夫曼從與互動疏離的諸種現象來認識面對面互動的一般性特徵，與逆向論證相關的是非一致性視角。戈夫曼採用的非一致性視角具有兩個特徵：一是，通過在同一個語句中並置不同的觀念或概念，從而創造非一致性；二是，通過有意識地選擇獨立存在的實體或虛構的意象，以增強這種非一致性。

第三，比較法。自孔德以來，比較法是社會學研究的經典方法。戈夫曼也廣泛採用比較法，戈夫曼採用的 「比較模式」的民族志研究法，它基於傳統的共識模式，同時採取一種抽象的、理論的和觀念創新的比較框架。

第四，復調論證。戈夫曼在資料分析過程中還經常採取復調手法，即從多重視角反覆進行論證。這最明顯地表現在他的很多著作都是由相對獨立的論文而不是前後連貫、逐漸展開論述的章節構成。

上述四種資料分析方法在具體運用時也不是截然分離的，它們可以同時結合、交互使用。

四、方法論批評與回應

誠然，並非所有人都認可戈夫曼的社會研究方法和資料分析技術，有些學者對戈夫曼的社會學研究持貶抑態度，批評它主題選擇的任意性、概念使用的含糊性以及資料處理的粗枝大葉等，本文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探討。

第一，資料呈現過於隨意、描述不夠精準。儘管戈夫曼主張自然主義式觀察，但他的著作（尤其是後期）很少有像傳統民族志學者那樣的詳盡描述。

第二，研究信度問題。戈夫曼缺乏方法論和分析假設方面的反思，這成為他的「阿喀琉斯之踵」，使他的社會學喪失了理論和方法上的激進潛質。

第三，非傳統的表述手法。有些經驗研究者對戈夫曼大量採用二手文獻資料很不適應，尤其是認為《框架分析》過於冗長繁瑣，讀起來沉悶乏味、讓人厭煩，它與戈夫曼早期的行文風格迥然不同。

這些批評本身或許不無道理，本文關於戈夫曼的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技術的論述其實已在不同程度上對這些批評有所回應。不同定性研究者其哲學指導思想並不一樣，因此難免存在方法論上的分歧。戈夫曼對自己的分析方法有著敏銳的自我反思和批判意識。他也意識到非系統性的自然主義式觀察本身存在許多問題，因為它不僅需要對特定的個體或群體作出陳述，而且這些闡釋對象的身份與邊界都不甚清楚。

戈夫曼廣泛使用新聞報紙、傳記、小說、戲劇等作為支撐材料研究互動行為，那麼，他如何看待特定文本和經驗材料的有效性和代表性？戈夫曼認為，這些剪報性質的材料不僅起著確證談論主題的作用，它們還限定其可能被過度延伸的意涵，從而防止得出過度概化的結論。這些資料本身亦展示了討論的邊界性。與傳統、主流（定量或宏觀）的社會學家相比，戈夫曼對學術的態度顯得更加謙遜。他更多地將社會學研究看作是一門藝術。他採用的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技術也是一種「技藝」，甚至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也正因如此，戈夫曼拒絕制定或接受任何方法論原則。

五、結語

戈夫曼通過觀察面對面互動研究日常生活經驗，並關注互動的情境化（共同在場）特徵。與傳統社會學的宏大研究對象或單元不同，戈夫曼通過微觀分析理解互動秩序，這是他終身關注的議題。為了展現和分析面對面互動系統這個嶄新的研究領域，戈夫曼採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諸如典型的民族志田野研究、系統性的參與觀察、非系統性的自然主義式觀察以及廣博的文獻研究等，從而最大程度地呈現出微觀互動領域的輪廓。在資料分析方面，戈夫曼巧妙地使用分類圖式、舉例法、逆向論證、復調等，在建構一般性互動理論的同時亦解構常識性的假定。戈夫曼之所以採用非常規性的資料搜集方法和不拘一格的資料來源，是由於他對社會學這門學科的定位及他的研究對象決定的。大體而言，戈夫曼的社會研究方法既具有形式化和系統性的特徵，也具有印象主義和自然主義的傾向。總之，戈夫曼的資料搜集和分析方法為我們提煉出很多有用的概念分析工具，重新賦予雜亂無章的社會事實以秩序，並給人以方法論上的啟迪。

最後應指出的是，戈夫曼雖無意測量社會規範或互動行為發生的頻率和分布，但他沒有對定量研究或定性研究、民族志或抽樣調查等不同的社會研究方法做出高下優劣的評判。戈夫曼並不反對量化研究，他反對的是用定量的工具去獲得主觀的經驗。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原文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8年第3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於翠傑/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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