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變：中國歷史的第一次大變局
在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中，總共有三次具有轉折性的大變局，分別是秦始皇建立帝制中國；辛亥革命爆發和新中國建立。其中，影響力最為深遠的莫過於第一次大變局，即周秦之變，他從春秋禮壞樂崩開始，到商鞅變法之際劇烈變化，並以秦始皇建立帝制中國為終點。
周秦之變，按照秦暉的說法，是一場由小共同體本位到大共同體本位的轉變，商鞅變法的所有目的，其實就是為了將人們對家族的忠誠轉移到作為國家代表的君主之上，以君主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通過君主專制的方式加強集權，富國強兵。
（天行九歌中對周秦之變的浪漫化呈現）
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講，周秦之變莫過於世界上最早的政治現代化，歐洲於15世紀開始的進程，我們於戰國中期就已基本完成，周秦之變所產生的秦制，直到今天依然影響著我們，秦制的精華與糟粕，至今仍烙印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
一、為父絕君：周制與小共同體本位
周秦之變概括來講，就是小共同體本位到大共同體本位，所謂的周制，即古書所指的封建制，與歐洲中世紀的封建采邑制如出一轍。周天子將天下的領土層層分封，依靠血緣與禮樂維繫地方與中央的關係，周天子名為天下共主，實際上卻無權干預地方的具體管理，周天子的權威，僅限於他的直屬領地上。
與政治上的封建制對應的，就是生產上的家庭化，西周時還沒有應用鐵器，青銅又太貴，因此人們只能用原始的石器木器耕種，這就導致生產的效率十分低下。在這種生產力落後的情況下，人們只能以家族的形式進行集體勞動，因此，在西周，長者政治和宗族血緣這種小共同體的代表是社會的主流。關於周制下的價值觀，作為推崇周禮的儒家是最為典型的存在。
比如《六德篇》中有一段話，說是有人問子思，如果君主的要求和父親的要求起了衝突怎麼辦？子思當即答道：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很明顯，儒家是將父親放在了君主前面，優先選擇父親。再比如孟子和二程都曾批判楊朱和墨子無父無君，不可理喻，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儒家認為太自私，墨子講對所有人等同看待，為集體利益可以犧牲一切，儒家認為是禽獸，儒家倡導的是按照血緣關係排列的有差別的愛。
在一個生動的例子就是韓非子的，韓非子說有個士兵每次都做逃兵，被大家笑話，孔子問為什麼，逃兵說自己是獨子，死了就沒人照料父母了，孔子聽後讚賞逃兵是難得的孝子，韓非子以此作為反例來羞辱儒家。
通過以上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儒家代表的周制，其核心價值觀就是小共同體本位，對於家庭的忠誠永遠在國家和君主之上，服從父親要遠優先於服從君主，是一種典型的宗族式的、含情脈脈的小共同體社會。所謂的周秦之變，商鞅變法，建立秦制，實際上打破的就是小共同體本位，商鞅的目的就在於打破人們對於家庭的忠誠，而將其轉移到君主之上。那麼，為何會發生這種轉變呢？為何溫情脈脈的，小共同體本位的周制再也延續不下去了？主要原因就是禮壞樂崩和列國競爭的加劇。
周制的核心是小共同體本位，而小共同體講求的是血緣、親情和禮法，而這三樣東西，在東周，至少在統治階級，已經不復存在了，這時候的狀況，按孔子的說法就是禮壞樂崩。
從春秋到戰國，列國的競爭和吞併越來越激烈，也越來越沒有底線，正所謂春秋無義戰，以前大家打仗都是講規矩講禮節的，如今禮壞樂崩，大家無所不用其極，兵者詭道也大行其道，唯一堅守仁義道德的宋襄公被打的滿地找牙。在這種國家競爭加劇的大背景下，各國為了在這場生存競賽中勝出，必須加大集權，加強國家對於社會資源的汲取能力，而在操作上，就必須先打破周制和小共同體本位，並代之以君主為代表的大共同體本位。正如歐洲在15-18世紀經歷的那樣，激烈的國際競爭使得國家開始政治現代化，完成思想上的祛魅和政治上的集權。
二、商鞅變法：從小共同體本位到大共同體本位
商鞅變法的目的就在於破除小共同體本位，建立以認同君主為核心的大共同體本位。
商鞅的第一個舉措確立土地私有制以瓦解小共同體，我們前邊說，周制下以大家庭為單位生產主要是由於當時生產力落後，可是戰國後期，鐵器牛耕被廣泛的使用，這直接使得一夫一妻小家庭的生產成為可能，人們不用依靠家族其他成員的幫助就可以自給自足。商鞅借著生產力的提高，大力推行土地私有制，將兒子獨立於父親之外，將個體獨立於家族之外，由此完成對小共同體的削弱。這種私有制不僅體現在土地上，在家庭內部的財產劃分上，兒子和父親，丈夫和妻子，他們之間的財產怎麼劃分，商鞅都有規定，商鞅的目的就在於摧毀小共同體，將每個人變為沒有依附的散沙，只有群眾散沙化才利於國家直接對其進行掌控。
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商鞅所謂的土地私有制和西方近代的私有制有很大區別，商鞅對私有制的確立僅僅是就兒子與父親之間，如果君主想徵用你的土地，完全合法，容不得你一點反駁，這和西方近代的「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是兩個概念。
商鞅的第二個舉措就是加強君主的權威，通過傳授統治術和制度建設讓君主得以操控自己的子民。這一點，商鞅和韓非是一脈相承的，韓非是一個極端的性惡論者，他認為君主不能相信任何人，連自己的妻子和兒子都不能相信，他建議君主完全不要道德，而靠賞罰來統治，順從自己的大賞，違背自己的就大罰，通過胡蘿蔔與大棒駕馭臣民。除此之外，商鞅和韓非都主張君主不能讓老百姓太富，如果老百姓富裕了就會不在乎君主的賞賜，君主就沒法操控他了，商鞅的鹽鐵專營、打擊商人、禁止流動，核心都在於加強君主一人之權力，在商鞅的體系下，有自由思想和獨立武裝的人都是危險的，正所謂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秦時明月中的蓋聶就是法家口中的俠以武犯禁）
而所謂的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並非指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皇帝之下人人平等，法律可以制裁除皇帝外的任何人，包括皇帝的兒子，但唯獨皇帝自己可以超脫法律之外，這和現代法律上的平等有本質區別。
商鞅為代表的法家通過分離小共同體和加強君主權威兩個方面建立了大共同體，從此，人們不再隸屬於各自的家庭，而是隸屬於君主一人，這樣的國家在那個生產力落後的時代無疑是戰鬥力爆表的，秦之所以戰勝其他六國，就在於他對社會的管控能力和資源汲取能力遠勝於六國。這樣一支賞罰分明，完全聽命於君主的軍隊自然殺得奉行小共同體改造不徹底的六國落花流水。
三、原始的集權與權責不對應的壞政府
商鞅變法標誌著秦制的建立，實行中央集權的秦國輕而易舉的戰勝了缺乏凝聚力的六國，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此即政治現代化的威力，但是問題在於，秦國的政治現代化歷程實在是太早了，這種政治上的早熟造成了很多問題，那就是原始的集權政府和權責不對應的壞政府。
（天行九歌中的韓非與歷史並不相符）
歐洲政治現代化的時期是生產力大發展和資產階級崛起的時代，因此，歐洲近代的現代國家既擁有強大的國家能力，又承擔不小的義務，比如歐洲最為典型的專制國家普魯士，也是最早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實行社會福利的國家，即政府權力大但責任也大，而秦制下的帝制中國，則是政府權力大到讓你死就死，讓你活就活，而責任卻可以小到不管你死活，這種狀態的根源在於當時的生產力太過落後，以至於政府只能履行權力，進行生殺予奪，而沒有能力承擔老百姓民生的責任，而過於集權的體制又壓抑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進而形成一個死循環。
（普魯士雖然專制，但是卻是第一個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國家，這樣的專制是得民心的）
典型的實行秦制的王朝（如秦、漢、清），權力可以大到決定任何一個人的生死，但責任可以小到幾近於無，不僅遠小於普魯士新加坡，甚至連蘇聯納粹德國都比不上。這種權責不對應的強烈落差給中國人埋下了很深的陰影，造成了中國人文化上對於政府的不信任和偏見。雖然如今的中國政府在權責對應方面進步非常大，實現了良政，但因為幾千年的歷史欠賬，依然無法扭轉這種心態。
實際上若不是秦制積弊太深，中國人也不會在鴉片戰爭後如此狂熱的學習西方，以前，漢人被蠻族征服並不會學習蠻族文化，但鴉片戰爭後，人們卻發現西方無論是在武力還是文明程度上，都已勝過中國，這是中國人學習西方最大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