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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國學大師,為什麼錢穆對陳寅恪評價那麼低?

「故作搖曳」

儒家講「溫柔敦厚」,月旦人物,多隻「臧」而不「否」或多「臧」少「否」。錢穆顯然是有儒者風的學者,晚年回憶錄《師友雜憶》中對眾師友固多褒語,即如性情不合學問殊途的胡適,雖述二人交往不無暗下針砭處,也還是多諷而婉。但公開場合是一事,私下裡又是一事。他對陳寅恪的治學不以為然,似未見有公開的議論,給余英時的信中就直言無隱了,而且話說得很刻薄。

錢穆以文之高下給太炎、任公以降的學者排了個座次,陳寅恪並非位居其末,按提及的順序,至少後面還有一個胡適之。但幾盡為貶語的,唯有陳寅恪,因談論最多又是針鋒所向,讀起來似一番評說,結穴處乃在在貶陳。且將相關內容抄點在下面:

同為國學大師,為什麼錢穆對陳寅恪評價那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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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陳寅恪,則文不如王,冗沓而多枝節,每一篇若能刪去其十之三四方可成誦,且多臨深為高,故作搖曳,此大非論學文字所宜。穆前讀弟討論陳氏所作關於《再生緣》一文,甚為欣賞,當時即覺弟不僅能發表陳之內心,即弟之行文,亦大有陳氏迴環往複之情。然此種文字,施於討論《紅樓夢》、《再生緣》一類,不失為絕妙之文,而移以為嚴正之學術論文,則體各有當,殊覺不適。

也算是事出有因:他覺高足文章風格頗似寒柳堂,期期以為不可,自然要軌之以正。頭一次看到「臨深為高,故作搖曳」一語,特別是後面四字,忍不住想笑,因為想不到錢穆會這樣形容陳寅恪,「故作搖曳」讓人聯想到忸怩作態、有意低徊之類,一般人讀寒柳堂著述,恐再不會作此想。但錢穆下此四字時並非遊戲心態,甚且平常心態也沒有,反倒是厭憎之意,溢於言表。

後面對陳文的「迴環往複之情」看似嘉許,但既然他對以詩歌、小說證史的路數不以為然,討論《紅樓夢》、《再生緣》算不得一等的學問(「嚴正的學術論文」),那所謂「絕妙之文」的稱道,也只是贊「雕蟲小技」之臻於極境罷了,卻終是小道。

非常之人,常有非常之論。非常之論,也許包含著偏見,但與偏見不同處,在常人往往有「偏」無「見」,高人則「偏」之外必有「見」。錢穆對陳寅恪持論嚴苛,肯定是「酷評」,卻絕對不是「妄評」,就因為他的「酷評」有所「見」。證據是,不單「迴環往複之情」將陳氏文風道個正著,即或「故作搖曳」四字,也未嘗不可看作對陳文曲徑通幽的某種把握,只是給出的是負面的評價而已。

他在給余英時的另一信有言:「竊謂治學,門戶之見不可有,而異同、是非之辨不可無」,不妨把錢穆的酷評視為他在以自己的方式做「異同、是非之辨」,其評再「酷」,無傷陳寅恪文章之為一流文章,反過來說,縱然懷有偏見,那也是大家的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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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座次

傳統的治學方式,強調「文史不分家」。你當然可以說這裡「文」指「文學」,但相對於今日的定義,過去「文學」的覆蓋面要廣得多,幾可包羅一切的文字書寫。「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從史的一面去說,某種程度上,也可說寫史亦必牽涉到寫作的藝術。唐德剛自謂治史有「十六字真言」:「六經皆史,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傳」,後八字竟有拿「史以文傳」解「文史不分」的意思。此種對「文」的強調未必能獲一致認可,但過去的史家「考鏡源流,辨章學術」往往含著對於文章體式、文字風格的把握與體認,而史學大家經常就是文章高手。用錢穆的話說,則「未有深於學而不長於文者」。

錢穆在給余英時的信中道:「鄙意論學,文字極宜著意修飾」,他所謂「著意修飾」當然不是鏤紅刻翠,雕琢章句,即在俗所謂「文采」上下功夫,而是指對一種相宜的文體的把握運用。像他那一輩學人大都在為文之道上下過沉潛含玩的功夫,否則錢氏也不會認定余的才性「近歐陽,不近韓柳」,且下「韓柳境界萬不宜忽,歐陽不從韓入門,斷不能成歐陽」的斷語。

有意思的是,錢穆對當世學人的治學路徑固然瞭然於胸,同時學問也作文章看,他在信中甚至排了個座次(主要是史家),——不是從「史」考量,乃是從「文」著眼。雖然裡面也含著他對各家治史路徑上的取捨,且評鶩實亦超出所謂「考據、義理、辭章」中之「辭章」之外,然座次畢竟是從文體風格的辨析中來(他自稱是「專就文辭論」)。

同為國學大師,為什麼錢穆對陳寅恪評價那麼低?

排在第一的章太炎。錢穆稱其「最有軌轍,言無虛發,絕不枝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搖曳,除其多多用僻字、高字外,章氏文體最宜效法,可為論學文之正宗。」

坐上第二把交椅的是梁啟超:「梁任公於論學內容固多疏忽,然其文字則長江大河,一氣而下,有生意,有浩氣,似較太炎各有勝場。」

第三是陳垣(援庵):「其文樸質無華,語語必在題上,不矜才,不使氣,亦是論學文之正規。」

陳垣以下,錢穆還提到了王國維、陳寅恪、胡適諸人,卻不知其先後,甚且也不宜以排座次看了,因為多有負面議論,其中唯對胡適,稍有網開一面之意:「胡適之文本極清朗,又精勁有力,亦無蕪詞,只多尖刻處,則是其病。」對王、陳二人,則已不是「有微詞」所能喻,「王靜庵為文有大可議處」,陳寅恪更等而下之,「文不如王」。

錢穆的排座次當然不比現今時見可以八卦論的種種噱頭,其中有他於不同文體風格的拿捏,其衡文的標準亦可推想。如果可將文章分為學者之文與文人之文的話,他當然是推崇前者不屑後者。以我們的眼光看,王、陳都是典型的學者之文,然與他所舉其他諸人相較,王、陳又似「文人」一些。他所褒揚者,大體上都甚明暢,要皆「質木無文」,以他之見,相比起來,王靜庵,特別是陳寅恪的「故作搖曳」,就近乎文人為文的「踵事增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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