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是昏君？御駕親征痛擊蒙古騎兵 以少勝多卻被黑慘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爆發的應州之戰，迄今仍籠罩著一層歷史迷霧，有人說這是一場明朝抵禦蒙古騎兵入侵的空前大捷，但也有觀點認為這其實是一場文過飾非、被吹噓成勝利的敗仗。本文就圍繞相關話題聊一聊。

實事求是地說，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的應州之役算不上什麼「大捷」，但也絕非敗仗，相對準確來講是「雙方打了個平手」。戰前，大同鎮明軍對蒙古來犯已經做好比較充分的準備，「巡官哨探分布，亦中機宜」，而且趕上明武宗御駕親臨前線，給了邊軍將士以巨大的鼓舞和激勵。

當然，與明武宗對陣的蒙古達延汗（別稱「小王子」）也很厲害，其承襲游牧民族傳統，戰法機動靈活，投入主力前會對明軍防區進行縝密偵察與「火力」試探，一旦發現對方嚴陣以待、無隙可乘就主動放棄，轉而搜尋新漏洞再度展開攻擊。

這種情況在應州之役期間就出現過——當時5萬蒙古軍自玉林入侵，明武宗在陽和城中聞訊後，立即做出相應軍事部署，下令分駐大同鎮轄區各要點及遼東鎮、宣府鎮、延綏鎮的部分邊軍向大同鎮城集結，此舉一方面在於增強大同-宣化-京師一線防禦力量，另一方面則故意賣個破綻——通過讓大同鎮北面諸多隘口「門戶洞開」來誘敵深入以聚而殲之。

蒙古軍並不清楚明武宗的計策，他們從玉林出發向東沿途尋找可乘之機，發現大同、陽和2城明軍戒備森嚴，遂分兵多路由大同西北方向的防守薄弱地帶入侵，鑽進了明軍布下的「口袋陣」，明武宗誘敵之策初見成效。

1517年9月27日（農曆），萬餘蒙古騎兵從大同鎮城西北約80里處的彌陀山闖進明軍防區，並向南進發約150至160里抵達應州附近。從地圖上看，蒙古軍前鋒已南下深入到大同鎮城背後的腹心地帶，明軍對敵實施夾擊、合圍的時機基本成熟。

按照明武宗的作戰設想，他將明軍分成3個梯隊——第1梯隊是大同鎮總兵官王勛等所率3支部隊，擔負 「阻擊＋誘敵」的任務。第2梯隊是延綏鎮副總兵朱鑾等所率2支部隊，擔負抄敵後路、配合第1梯隊前後夾擊蒙古軍的任務。第3梯隊（預備隊）則由明武宗親自掌握，隨時準備支援、策應前線。

幾天後的十月初一，應州之役以一場猝不及防的遭遇戰拉開序幕。王勛一馬當先，督率麾下官兵與蒙古鐵騎展開激戰並頗有殺傷。就這樣，雙方打了3天仗，明軍雖居地利，但兵力不佔優，機動性上也遜於對手，結果在第3天的戰鬥中，已形成合圍之勢的明軍反倒被蒙古軍分割成2部分，面臨遭敵各個擊破的危險境況。

正在這個緊要關頭，得到消息的明武宗從陽和城御駕親征，帶兵趕往戰場救援。由於皇帝親臨火線，再加上得到後續兵力補充，明軍士氣大振，殊死奮戰將當面之敵擊退，3個梯隊的明軍得以合兵一處，就地紮營休整。

次日凌晨，蒙古軍主動發起進攻，明武宗又親自指揮部隊與敵大戰100多個回合，戰況之激烈竟然連皇帝本人都一度遭遇險情。就這樣從早上7點左右一直打到傍晚19時許，雙方鏖戰了整整12個小時。最後，蒙古軍見討不到便宜，撤兵向西且戰且退。明武宗則親率各部緊追不捨，從應州一口氣攆到100多里外的朔州地界後才因天氣突變、將士疲憊而停止追擊。

上述戰況大多記載於嘉靖年間編纂的《明武宗實錄》中，而梳理史料粗略統計，應州之役從兩軍交鋒到明武宗收兵，先後持續5至6天，雙方投入總兵力萬人以上的大規模戰鬥至少有7次，但據《明武宗實錄》描述，明軍僅斬獲敵首級16顆，自身則陣亡52人、重傷563人，估計輕傷人數要上千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據時任兵部尚書王瓊上呈的《晉溪本兵敷奏》記載，就在應州之役前一年，明軍還在邊境地區重挫來犯蒙古軍銳氣，大量殺傷敵人，以至於前者撤退時嚎啕大哭，每路過一處明軍沿邊堡寨就揚言要回來報仇，可見明武宗時期邊軍戰鬥力並不差。

再如，正德九年約5000明軍阻擊進犯的蒙古兀良哈三衛，尚能取得殺敵52人、繳獲軍馬161匹並令對手「破膽」退避百里的戰績，怎麼到了規模更大、明軍士氣更旺盛的應州之役期間，反倒戰果變得如此「難看」呢？

顯然，應州之役的明軍真實戰果統計被當時的明廷（嘉靖朝）有意壓縮，以此「凸顯」明武宗贏得的不過是一場名不副實，甚至有粉飾敗仗之嫌的「虛假大捷」。

據《明經世文編》記載，明武宗駕崩後，一直看不慣前者做派的文官集團馬上採取行動，不僅對其寵幸的親信太監、邊將等豹房勢力展開大清洗，還以修《武宗實錄》、剝奪有功人員獎賞等方式，重新「評價」應州之役，甚至連立下血汗戰功的大同鎮總兵官王勛也受到波及，被降級處理。

在這種極不正常的氛圍下，應州之役遭「黑化」就成了歷史的必然。從明武宗駕崩後嘉靖皇帝頒布的即位詔書，一直到《明武宗實錄》編纂完成，這場戰鬥被逐漸扣上了「粉飾敗仗」「冒濫軍功」「（明武宗）游幸昏狂」等好幾口黑鍋，惡劣影響延續至今。

提及豹房，這裡也不妨多說幾句。由於明代官方史料將明武宗花費數十萬兩白銀營建豹房的舉動，「濃墨重彩」地描繪渲染成前者驕奢無度、荒淫墮落、違背祖制的「罪惡策源地」，導致這一宮廷新建設施的實際用途、積極方面都被抹殺乃至「污名化」。

據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史專家蓋傑民（JamesGeiss）研究表明，為避開舊有僵化的行政體系束縛，實現恢復明朝軍力、重振尚武風氣的目標，明武宗特意建造並搬入豹房居住、辦公，將之作為帝國新的最高權力中樞。

儘管豹房確實被用於明武宗的個人享樂（這對古代帝王來講也很正常），但不可否認的是，豹房同時還成為了明武宗新設立的「總參謀部」，後者可以在此藉助手下一套由親信太監、心腹武官組成的班子，高效靈活地掌控北方邊軍的訓練、調動和作戰指揮大權。

對於整個體系已趨於頹廢的明朝軍隊來講，明武宗的種種努力（邊軍京軍互調、在皇城內親自操練士兵、提高武人地位）並沒有什麼錯。那麼，又該如何客觀看待應州之役的得與失，並還原其歷史本色呢？

首先從史料來看，明軍斬獲不多在明朝中後期屬於正常現象。究其原因，除了明軍戰力下降外，恐怕更多還是因為這些行動遇上的蒙古軍規模都較小（當時蒙古各部也在不斷分化中），即便想擴大戰果也難以如願。

例如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春，隸屬於山西鎮的偏頭關明軍向朝廷奏報稱，他們在正月初出塞與來犯蒙古軍作戰，雙方在多個地點交鋒11次，最終明軍獲勝，取得了殺敵6人、繳獲80匹馬和一批武器、成功救回被掠走邊民11人及牛馬牲畜的戰果。

這份捷報雖未提及明軍傷亡情況，但肯定不會對己方戰果刻意縮小、隱瞞。從中能看出，儘管明軍積極主動且士氣較高，官兵「奮勇沖入賊陣」，並採取了正面進攻、設伏、突襲、追擊等戰術，但打了半天也只殲敵6人，同時卻繳獲了80匹馬，可見明軍剿殺的是趕著畜群、順帶劫掠的小股蒙古軍（當時蒙古各部兵民合一）。

又如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7月，寧夏鎮明軍出動6000兵馬分3路突襲、掃蕩賀蘭山，先後與敵交鋒6次，殺敵42人，繳獲駝馬141匹、牛羊數千頭。據《明孝宗實錄》記載，被消滅的敵軍中只有1人身披甲胄，應該是一名中級軍官或小部落首領。

可見，在明軍戰鬥力相對穩定且兵力裝備佔優的情況下，造成其戰績「不佳」的主要原因就是對手人數太少，再怎麼打也沒法出彩。而應州之役顯然不屬於上述情況——雙方直接參戰兵力超過2萬，明軍一方還有皇帝御駕出征。

綜上判斷，應州之役中蒙古軍的實際損失（傷亡及被俘）應不少於500人，占其參戰兵力5%左右，雖然談不上遭重創，但也足以大大震懾、動搖前者軍心士氣。眾所周知，蒙古各部自「土木之變」以來頗為輕視明朝，但應州之役後卻連續數年不敢再發動大規模入侵，這就很能說明些問題。

當然，達延汗於應州之役後不久去世引發矇古各部勢力重新整合，也是蒙古暫時減少南下襲擾的原因之一，但不可否認，明武宗的御駕親征，讓前者看到了明天子的尚武與血性，進而使其產生畏懼心理，僅此一點就足以肯定應州之役的積極意義。

另外，就連《明武宗實錄》都承認，應州之役是一場「（明武宗）率少擊多」的大戰。按照戰後明武宗的意思，從隨侍太監、總兵、副將、參將、侍郎、御史等文武官員到普通士兵，有多達56449人可獲獎賞。但兵部覺得裡面水分太大，經審查後決定給其中9555人予以升賞。

如果兵部數據更靠譜的話，那麼應州之役中明軍直接參戰官兵當在9500人上下，的確少於蒙古軍。換言之，明軍在兵力、機動性均遜於對手的情況下，卻能取得殲敵約500人（雖然明軍損失更大一些）並迫使其此後多年不敢大舉南下的戰果，這就很了不起。難怪《劍橋中國明代史》高度評價應州之戰，認為此役「是16世紀明軍唯一一次趕走蒙古大軍（的成功戰例），且皇帝（指明武宗）親臨戰場無疑影響了這個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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