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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孫中山籌了多少錢?

文|陳卿美

如今,創業者喜歡通過眾籌的方式,向社會募集創業資金。其實,革命與創業一樣,同樣需要大筆的經費。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首先要請客吃飯。錢不是萬能的,但沒錢萬萬不能。革命經費籌集是否順暢,直接關係到革命的成敗。作為革命大佬,創業者孫中山就是一位籌集資金的高手。那麼,在辛亥革命前,「孫文革命股份有限公司」一共收入了多少錢呢?這個問題似乎一直還沒有人統計過。

左二為孫中山

孫中山在投身革命前,本來是個醫生。據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一書考證,1892年7月23日,26歲的孫中山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12月18日在澳門開設中西藥局,正式開始行醫。有說孫中山是以開辦診所來為革命做掩護,也有說他在開辦診所前的五個月閑暇時間,曾創辦過報紙,並鼓吹革命。

據黃宇和考證,孫中山開辦診所的經費是借款而來,曾先後兩次向澳門鏡湖醫院藥局貸款,第一次是2000銀元,第二次是2200銀元,合計4400銀元,約合3168兩白銀。

而就在這一年,孫中山又獲得了人生第一筆捐款。據雪珥《危險關係——晚清轉型期的政商賭局》一書載,澳門行醫的孫中山與在澳門經營博彩業的香山縣老鄉劉學詢相識,兩人相談甚歡。據劉學詢的回憶錄《總理史實訪問記》記載,「總理(指孫中山)與劉相見,連談數夕,彼此非常愜洽」。據劉學詢的兒子劉啟言回憶,兩人因看病相識。劉當即向孫贊助1000兩白銀,同時,劉學詢遊說自己的10家店鋪與澳門紳商共同出資3萬餘兩,贊助給孫中山。從此,劉學詢成了孫中山的大金主。

劉學詢與孫中山初次見面就如此豪爽,完全可以推斷,很可能是因為政見問題投緣,因為劉家詢不是簡單的商人,而是有極大政治野心的革命家。這也說明,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早已有之。

後來,劉學詢與孫中山深度合作,不斷資助孫。劉啟言曾回憶說:「我父親經濟上對孫中山資助很多。他資助了共計三十幾個電匯款項,數目從五千到五萬不等。每筆款子他都保留了存根。」如果按平均每筆2萬,共30筆來計算,那就是60萬兩白銀。根據劉學詢的革命軌跡可知,1900年,惠州起義失敗後,他心灰意冷,隱居杭州西湖,從此少有露面。由此可以推斷,這筆錢絕大部分是在1900年以前資助給孫中山的。

在兩人交往的過程中,孫中山還曾有劫持賭款的行為。據1931年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對劉學詢的採訪,1895年,兩人密謀廣州暴動,期間,孫文為了籌集革命經費,打算劫持闈某上繳的賭款,而劉學詢並沒有反對。具體孫中山是否真的行動,具體劫持了多少錢,目前尚無史料可查。不過,或許可以推斷,這筆賭款自然不是小數目,至少是1萬兩以上。

有一種說法是,孫中山的第一筆革命經費來自義和團運動期間李鴻章贊助的5萬兩,這顯然是無稽之談,是非常不嚴謹的。首先,義和團運動爆發於1899年,此時僅劉家詢就資助了孫中山至少60餘萬兩白銀。再者,李鴻章根本沒見過孫中山,資助他革命的可能性很小。據黃宇和考證,孫中山有兩次機會見到李鴻章,一次是1892年,孫中山剛剛畢業時。香港西醫書院教務長、英國人康德黎曾試圖引見孫中山等優秀畢業生給李鴻章,但因廣東官員阻撓而未能成行。第二次即1894年孫中山毅然上書李鴻章,孫希望由盛宣懷推薦,能當面會晤李鴻章,但最終沒有見到。因此,說李鴻章資助孫中山5萬兩經費基本是子虛烏有。

在孫中山上書李鴻章的過程中,孫曾北上天津,尋求幫助,又折回上海,後又從上海赴美國檀香山。這一路也曾得到別人的資助。據孫中山的外甥孫,楊連合回憶,在此期間,有個叫譚虛谷的朋友,在煙台做生意,曾資助過孫中山。但具體資助數額,不得而知。事實上,譚虛谷與孫中山不是簡單的朋友關係,而是老鄉,且還是表兄弟,因為譚虛谷的母親與孫中山的母親是堂姐妹。譚虛谷也不是普通的生意人,而是煙台的一方富豪。譚虛谷的女兒譚慶芬在回鄉探親時曾透露,父親對孫中山的革命事業給予了大力支持。當時官方的宣傳稿寫道:「他經濟上支持孫中山革命甚為得力。」怎麼才叫「甚為得力」?恐怕沒有20萬兩,說不過去。

孫中山結識的大富豪,還遠不止劉家詢、譚虛谷這兩個,其中一個叫張靜江的富豪在經濟上給孫中山的支持同樣「甚為得力」。據相關史料記載,1902年,時任一等參贊的張靜江隨駐法公使孫寶琦赴歐途中,與孫中山相遇。此時的孫中山已經相當有名氣。張靜江承諾首先資助3萬兩,讓孫到自己開辦的,位於紐約第五街566號的通運公司領取3萬兩白銀。臨別時,張靜江還答應孫,將繼續大力支持,「近數年在法經商,獲資數萬,甚欲為君之助,君如有需,請隨時電告,余當悉力以應。」據說,張靜江還留下了電報匯款暗號,以A、B、C、D、E代替1萬、2萬、3萬、4萬、5萬元。孫中山當時將信將疑,後來派黃興等人到紐約去取錢,果真拿到了3萬兩。孫中山大喜,真是喜提貴人。後來他又測試暗號匯款,同樣奏效。又一位大土豪從此成為孫中山的「提款機」。

孫中山曾坦言:「自同盟會成立之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當時出資最勇而名者,張靜江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

1906年2月,孫中山在新加坡主持中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成立儀式,在活動中結識新加坡富豪陸佑。孫中山遊說陸佑,希望他支持革命事業,並承諾革命勝利後,「當酬以雲南全省之礦權專利十年」。 不知是被孫中山的精神感動,還是被孫承諾的利益所誘惑,陸佑最終還是捐了款。但具體捐資多少,尚不得而知。

除了大富豪的慷慨資助外,孫中山募集資金的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比如發行股票、債券。1894年11月24日,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創建興中會。成立初期,各會員捐資5元入股。

次年,香港興中會發行「銀會股票」。據唐德剛的《晚清七十年》一書載,興中會募集宣言是這樣說的,「特設銀會以集巨資,用濟公家之急,兼為股友生財捷徑……」可認一股至萬股不等,每股收銀十元港幣。待革命成功後,憑此「銀會股票」,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孫中山還承諾,「此於公私皆有裨益,各有咸具愛國之誠,當踴躍從事,比之(向清政府)捐頂子買瓴枝,有去無還,洵隔天壤。且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此次活動共募集1.3萬港元。

1905年8月20日,孫中山又在日本東京創建了同盟會。或許有了興中會的募集資金經驗,同盟會期間,孫中山等人將這種金融形式甚至發揮到了極致。同年12月,同盟會便開始在越南西貢發行「中華民務興利公司債券」, 每張面額1000港元,實際只收250元。承諾分五年向持券者償還本金與利息。此次收益不得而知,據說比較少。一位名叫黃啟祥的越南賣豆芽菜華僑小販居然也資助了1000港元,後期又不斷資助數千元。

1906年,同盟會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法國等國發行「中國革命政府軍債券」, 每張面額100元,總收益約為1.14萬港元。

到了1911年9月時,辛亥革命前夕,同盟會籌餉人員更加大膽,直接在北美等地發行「中華民國金幣券」。面額分別為10美元、100美元、1000美元,以券面金額半價售賣。同盟會承諾,中華民國成立後,金幣券可作為正式的國家貨幣使用。此時,孫中山正輾轉美國南北各地,四處募集捐款。溫哥華致公堂購買1萬元港元,加拿大華僑總會捐助7萬港元。

同時,同盟會還鼓勵百姓捐款,捐款五美元以上者,雙倍發給金幣券。捐款1000美元以上者,未來將享有經營一切實業的優先權利。此次發行債券的總收入約為10.64萬港元。

從當時的國內外氛圍來看,幾乎所有華人都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國。因此,孫中山團隊在世界各地不斷遊走、演說,號召大家投入到拯救中國的行動中。身處外國的華僑最容易被打動,紛紛慷慨解囊,全力支持這個中國的「大救星」。 1895年,檀香山華僑鄧松盛受孫中山的精神感召,毅然將家中的商店和農場全部賣掉,支持孫中山發動廣州起義。南洋商人陳楚楠為了支持孫中山,甚至長期挪用與哥哥合股公司的公款,導致公司破產,兄弟不合。據統計,同盟會募集的各種資金中,華僑的錢達79%。

或許晚清被洋人欺負太甚,也或許被滿清奴役時間過長,總之,熱衷革命的大有人在,傾家蕩產追隨孫中山的人非常多。孫中山投身革命早期,他的發小楊鶴齡,不僅將自己的家產奉獻給孫中山,還遊說七妹夫吳節薇,為孫擔保,助其貸款1440兩白銀。孫中山的胞兄孫眉,曾是美國檀香山茂宜島的首富,在創業艱難期間,為了支持孫中山廣州起義,賤賣自己牲畜,籌款6000餘美元。在興中會成立時,孫眉出錢出力出人,算是對兄弟的鼎力支持。據統計,1904年,孫眉破產前,共資助孫中山75萬美元。

在所有追隨孫中山的人中,要論最鐵心的非宋耀如莫屬。此人便是宋慶齡的父親,後來的孫中山嶽父。二人相識於1894年,正是孫中山計划上書李鴻章期間。宋耀如對孫中山的革命理念欣賞有加,從此便開始死心塌地追隨孫。宋耀如不僅冒著生命危險為孫中山籌建興中會、同盟會,還四處幫助籌集巨款,甚至連自家也差點破產,「傾家捐輸巨萬」,最後連女兒也嫁給了孫中山。

除了國內富豪、外國華僑、親戚朋友外,還有日本人的大力幫助。例如日本影業公司的大老闆梅屋庄吉。1895年,梅屋庄吉在香港認識孫中山,許諾「君若舉兵,我以財政相助」。 據日本中日歷史研究專家,東京學藝大學教授中村義根據梅屋庄吉公司賬冊的統計,發現其援助孫中山的資金遠遠超過10億日元。另據梅屋庄吉家族的史料統計,梅屋庄吉家族共投入中國革命事業的總資產額高達2兆日元,即2萬億日元。

鼎力相助的還有宮崎滔天,宮崎滔天同樣為了孫中山而淪落到砸鍋賣鐵的地步,他曾說:「我有可用於革命的錢,但是沒有可以養活妻兒的鈔票。」類似這樣熱心的日本友人,有記錄可查的不下二十位。如犬養毅、頭山滿、平山周等。

日本政府也被孫中山感動了。1907年3月,清政府向日本政府施壓,要求將孫中山驅逐出境。日本政府既不願得罪清政府,也不願得罪孫中山,便贈送其5000日元(有說是7000日元)。另外,有老闆鈴木久五郎主動向孫中山捐贈了1萬日元。孫中山給章太炎的《民報》留下2000日元後,便離開了日本。章太炎大罵孫中山太摳門,不夠意思。

孫中山猶如一個創業者,他成立的「孫文革命股份有限公司」前景非常不錯,錢景同樣可觀。卿美兄僅僅統計了辛亥革命前夕的資金籌集情況,至於辛亥革命以後的事情不再本文討論之列。從1892年到1911年的19年間,從澳門鏡湖醫院的3168兩貸款,及劉學詢捐助的第一筆資金1000兩白銀,到1911年9月,同盟會在北美募集的10.64萬港元(也有說是15萬港元)。其中最大一筆,自然是來自梅屋庄吉家族的2萬億日元的投入。這筆錢很可能包括辛亥革命以後的資金,為了方便計算,總額減半,計入辛亥革命前的資金。

根據清末民初的匯率,7兩庫平銀約等於10日元、5美元。如果按此計算,梅屋庄吉家族辛亥革命前資助的1萬億日元就等於7000億兩庫平銀,5000億美元。這個數據太過誇張,因為創天價賠款記錄《辛丑條約》連本帶息賠款才只有9.7億兩。1899年,清政府每年財政收入僅有1億兩,1908年才突破2億兩。也就是說,所謂梅屋庄吉以「兆」計的資助應該是不真實的。如果按日本教授中村義根據梅屋庄吉家賬冊的統計,10億日元折半為5億日元,估算為辛亥革命前的資助,那麼,5億日元就等於3.5億兩白銀。數量也有些多,但人家的賬冊白紙黑字,明明白白,也不好推翻。

辛亥革命前,「孫文革命股份有限公司」在近二十年的時間,招兵買馬,買武器、買彈藥,辦報紙、辦雜誌。領導班子世界各地遊說、募捐,著實開銷巨大。如果僅僅梅屋庄吉家族就資助了3.5億兩白銀的話,那麼,孫氏公司募集的經費就是天文數字了。如果以總額10億兩計算的話,19年間,每年平均是5263萬兩,每天則14.4萬兩。具體是多是少,或許很難說清。

不過由此也可以看出,革命確實是極度燒錢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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