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的「補白」生涯

《歷史教學》創刊於1951年1月，是新中國成立後創刊最早的歷史學刊物，是國內最具權威性的歷史教學類雜誌。自創刊起，得到一大批學者的支持，郭沫若、范文瀾、陳垣、呂振羽、侯外廬、季羨林、翦伯贊、羅爾綱、雷海宗、鄭天挺、周一良、齊世榮等著名學者都為雜誌撰寫過稿件。刊物自創刊以來，除1966-1978年停刊外，一直連續出版。

新中國成立後，沈從文長期從事文物研究工作。從1953年開始，他的文物研究工作漸有起色，並開始頻繁發表相關文章。

資料草目

沈從文在1953年3月28日的日記中寫道：「為圖案系（藝術院校的一個系）一助教擬一百牡丹花紋圖案，故宮清明宋瓷中即可得四一種。可能還是近於多事，因教授先生都不要那麼多資料來教學，教學已廿卅年，一切都很覺得已足夠，多事可能對他們即是一種攪擾。」

就目前所知，這是他為別人提供研究資料草目最早的文字記錄。沈從文這類文章至少有數百篇，因隨寫隨送，多不留底稿，確切總量無從查考。《沈從文全集》中只收入各類型資料草目共18篇，均未發表過。那麼，沈從文發表過的這類短章有哪些呢？

筆者讀1954年的《歷史研究》雜誌，發現其9、10、11、12四期刊物中，有沈從文以「補白」形式發表的《封面圖案說明》，這種情況延續到1955年上半年的該刊6期刊物之中，共計有10篇。這些文章以簡短的說明文方式，體現著沈從文在這一時期對中國文物的研究心得。

「補白」作者

《歷史教學》雜誌社方面本著普及文物知識的目的，只將沈從文的文章以「補白」的方式刊印出來，所以目錄頁上有時署名有時不署名，文章刊印的位置也不固定。

比如1954年9月首先發表的《封面圖案說明》一文，刊於當期刊物封底，是對封面所印漢代青銅戈戟所刻鳥獸紋圖案的解說。而10月刊的說明文章則刊印於刊物正文第2頁，11月刊印於刊物正文第55頁，12月又刊印於正文第18頁……純屬「補白」性質。

雖然明知是「補白」文章，沈從文卻很珍惜這樣的發表機會，一絲不苟、精益求精，儘可能在文章中提供縝密細緻的歷史考證與文化總結。每一篇「補白」文章，都展現著沈從文這一時期的精神風貌。

刊載於1955年4月刊的《封面圖案說明》，沈從文從一片唐代錦緞花紋談起，溯至漢代錦類生產歷史，又將這一紋飾與漢墓石刻花紋、唐代銅鏡花紋相聯繫，體現了其縝密精湛的文物研究心得。最後一段「文化總結」，卻又體現了他的「與時俱進」。他這樣總結道：「我們對於唐代絲織物的認識，花紋美術固然十分重要，但只是問題的一面……我們現在人都知道唐代藝術文化具有豐富的內容和複雜色彩，這個偉大的歷史時代，不是憑空而至的，也不是三五帝王將相可以作成的，主要還是社會生產在一定程度上的全面發展的結果，是萬千人民勞動的結果，出自萬千人民手中……」

1955年5月刊的《封面圖案說明》，沈從文從新近出土的河南白沙宋墓壁畫中，解讀出了階級壓迫的「微言大義」。他這樣分析說：「歷史進入北宋階段，在生產上的發展……無一不得到普遍而顯著的提高。但是，勞動生產者依然忍受著嚴重的剝削，過著極為痛苦的生活。例如這個墓主『趙大翁』，大致就是一個宗室地主，墓中除奏樂壁畫外，還有作親戚送禮的，作佃戶樣子送禮的。總之是反映宋代這種不勞而食的特權階級，生前以剝削人民勞動生產果實為生，死後還得消費他的佃戶一大筆財產。」

沈從文試圖從史學研究角度融入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之中，雖是「補白」文章，但已儘可能開始使用與當年時代特徵相符的措辭與史觀了。

工作轉變

然而，沈從文「補白」作者的待遇也並不長久。

1955年下半年的《歷史教學》雜誌，不再採用一期一換的文物圖片作封面圖案，而採用統一的紋飾，每期相同，僅以顏色差異來區分期數。從此，沈從文不必再做《封面圖案說明》這樣的文章，他的「補白」作者待遇也因之取消。但他的文物研究工作，還是得到了基本認可。

1955年，沈從文與人合編的文物圖案集《明錦》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這對他個人而言，已經算是一個莫大的認可了。次年1至2月間，他還出席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7月9日，應《人民日報》約稿，沈從文在副刊發表《天安門前》一文。11月，他參加全國政協組織的視察團赴湖南，併到湘西。返京後，他撰寫了《新湘行記》，被《旅行家》雜誌發表。同年，他還受聘為故宮博物院織綉研究組的兼職顧問。

在為《歷史教學》做「補白」期間，沈從文完成了從文字工作者到文物工作者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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