氫彈之父于敏：愛看紅樓夢 曾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原標題：「氫彈之父」愛看《紅樓夢》

　　于敏家的客廳里高懸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儘管人們稱他為中國的「氫彈之父」，但在他生前，老人家多次婉拒這一稱呼。

　　1月16日，我國「兩彈一星」元勛、國防科技事業改革發展的重要推動者、改革先鋒、中國科學院院士于敏與世長辭，享年93歲。這位功勛卓著的科學家，為了我國的氫彈探索任務，在1961年開始了長達28年的隱姓埋名，並最終取得了氫彈試驗的成功，為我國科技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和國防實力的增強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16日，記者採訪了多位和于敏有過交集的科學家以及于敏的堂弟於確。

　　核武專家追憶：他不拘小節、沒有架子

　　曾與于敏共事多年的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黨委書記姜悅凱以及核武專家魏世傑向記者追憶了于敏生前感人的事迹。姜悅凱表示，當年，為了祖國需要，于敏毫不猶豫地從原子核研究轉向氫彈研究，體現了一名科學家的崇高風範。

　　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原二機部九院）原黨委書記姜悅凱向記者回憶說，于敏在科研上非常嚴謹。對於每一個數據，于敏都要一個個檢驗，一個個複核。

　　于敏知道，一個微不足道的偏差，都可能帶來極為嚴重的後果，有時，為了驗證一個數據，他可以整晚待在計算機房，直到查出差錯究竟出在哪裡。

　　在一次核試驗之前，于敏突然發現原設計中某一個理論假設可能有問題。這時試驗裝置已下了豎井。他明知自己將要承擔的責任，卻立即報告上級，要求暫停試驗準備。

　　于敏工作了一天一夜，終於弄清了這個不利因素並不影響試驗進行，才向上級報告可以繼續試驗準備。上級領導問他：「如果再發現問題怎麼辦？」于敏一臉嚴肅地表示：「再發現問題，我再如實報告，科學上的事情來不得半點馬虎。」

　　于敏在青海221基地隱姓埋名28載。見證過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氫彈的爆炸成功的核武專家魏世傑多次和他在工作場合碰頭。「我和他第一次見面時，我心想，這個眯著眼睛悶頭想問題的老頭是誰啊，後來周圍的人悄悄告訴我，他是于敏。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物理學家于敏。我們那個年代，對於科學家非常崇拜，像錢學森、鄧稼先、于敏、王淦昌這樣的大科學家，都是年輕人的偶像。」

　　魏世傑說，于敏是一名卓越的科學家，但在生活上，他卻向來不拘小節，穿著也非常樸素，和一名普通的老者沒什麼兩樣。魏世傑記得，當時鄧稼先和于敏分別是二機部九院理論部的主任和副主任，上世紀60年代的一天，鄧稼先到新疆做一次靶場試驗取得了成功。回到北京後，九院所有的人都出去迎接，唯獨不見於敏。眾人四處尋找，原來於敏那時正躲在宿舍看《紅樓夢》，樓下吵吵嚷嚷的，但他卻好像什麼事情都沒發生似的，一個人看得津津有味。

　　魏世傑回憶說，于敏雖然是大科學家，但從來沒有架子。于敏在九院理論部工作時就給工作團隊下達了關於學術自由的幾個準則：發言不論資排輩，什麼話都能講；討論問題時不要怕得罪人，絕對不給「小鞋」穿。「那時，你經常能看到一個情形，一個年輕的後生，對於于敏的觀點不認同或者提出不同意見，于敏都很耐心地和他討論。」

　　拒絕推卸責任

　　魏世傑說，于敏作為一名科學家，他的為人也讓人敬佩。有一次，九院試驗部的一個試驗前前後後做了很多次都沒有成功。當時，有關部門下來調查，他們找到于敏詢問失敗原因，並讓他寫一個報告，認定試驗失敗的責任在試驗部。「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如果于敏把責任推給試驗部，那對那裡的科研人員來說可能就是一場災難。但于敏拒絕這樣表態，他一再向調查組表示，試驗失敗的責任不在試驗組身上。他的這一做法也保住了一大批科研工作者。從那以後，不僅理論部的人服他，試驗部的人都對他刮目相看。」

　　1965年，于敏研製氫彈還是秘密任務，不能對外公布，經過一百多天的奮戰，他終於找到突破氫彈的技術路徑。興奮不已的于敏在上海給鄧稼先發去電報「我今天打到了一隻松鼠。」收到這封電報的鄧稼先欣喜萬分，他當然知道，于敏所說的「打到一隻松鼠」指的就是氫彈在理論設計上已經完全成型，只差後續的試驗了。

　　得知于敏「打到一隻松鼠」，鄧稼先欣喜萬分，第二天便趕到上海，向他表示祝賀。當時，普通研究人員每個月的工資不過四五十元，于敏是副研究員，工資高一些，但也不過100多元。當時大家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誰的工資高，就誰請客。正當于敏準備請客時，鄧稼先站了出來，他說，自己的工資有230元，比于敏多50元，所以應該他請客。最終，大家美滋滋地吃了一頓。

　　于敏學生、清華大學教授李彬：他是個溫和且聰明的人

　　李彬最初是于敏招錄進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博士生。他第一次見到「于敏」這兩個字，是在1988年，當時剛從北大技術物理系碩士畢業後，李彬選擇了報考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軍備控制（科學技術方向）博士生，指導教師便是于敏。

　　「實話說，當時不知道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在哪裡、軍備控制是幹什麼，也不知道于敏是誰。」直到1990年入學之後，李彬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的博士生，學習軍備控制，並在杜祥琬的介紹下，與于敏產生了交集。

　　直到後來，李彬才了解到，原來「軍備控制」這個專業是在「外行」于敏的影響下才催生的。李彬介紹，1984年，鄧稼先和于敏曾聯合署名向中央提出報告，認為《全面禁止核試驗》等軍備控制即將到來，建議加快我國核試驗步伐，並重視軍控研究。「我的入學得益於這個背景，而歷史的進程完全符合于敏的預計，這讓我不得不佩服他當時的觀察能力和責任心。」李彬說。

　　在李彬的印象中，于敏是一個「話不多、溫和且聰明的人」。李彬透露，在於敏被譽為「中國氫彈之父」之前，業內曾對氫彈的發明者產生過大範圍的討論，「但是于敏當時就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集體智慧，水到渠成』，這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于敏堂弟：「哥哥是個忠孝兩全的人」

　　1月16日晚6時，記者撥通了于敏堂弟於確的電話，他正在從天津趕往北京的路上——今年67歲的於確剛從一場疾病中走出，身體還在恢復階段。

　　於確說自己的身體「還算可以」；但在提及「于敏」之後，於確的聲音卻開始明顯顫抖。「我現在實在有些難受。」於確有些哽咽。

　　於確與于敏雖相差26歲，但兩人一直兄弟情深。據於確的好友、《中老年時報》記者劉長海透露，早在1951年，于敏在進入近代物理研究所開始工作之後，每月15日都會給全家9口人寄去匯款單。直到1978年，於確的父親去世，在於確家人的堅持下，于敏才停止匯款。

　　于敏的祖父育有兩男三女，大女兒和二女兒因病早亡，而長子于振宵（即于敏的父親），曾當過寧河蘆台二村的村長；次子于振遠（即於確的父親），曾在寧河蘆台十村當老師，因此家中向來「重學」。「我的學雜費，都是用哥哥寄來的錢付的。」於確稱。

　　在於確的記憶里，他大多只能在春節期間見到于敏，但不在家的日子裡，于敏時常會給家中寄去書信，斷斷續續竟累計200多封。每一次書信送達，於確便會和家人一同湊在父親身邊，聽父親念信。

　　於確說，于敏的信里從不談工作，全部是關心老人身體健康、關注孩子健康成長的內容。

　　而自於振霄和于振遠先後離世後，於確與于敏見面的次數便少了許多，但雙方卻時常會通過電話的方式互通兄弟之間的惦念之情。每次在電視上看到于敏的身影，於確也都會激動萬分，倍感自豪。

　　但隨著年歲漸長，于敏的身體也逐漸成為於確心中的牽掛。據知情人透露，2018年底于敏入選「改革開放100人」前夕，於確就曾雙目含淚地表示：「哥哥的身體不好。」

　　「（他）為了國家強盛，兢兢業業，是為國家盡了忠；27年匯款供養我們全家，是盡了孝。哥哥是這世上忠孝兩全的人！」於確稱。

　　不朽功勛  「百日會戰」突破氫彈技術路徑 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1965年9月，輕核理論部決定由於敏率領13研究室的一部分研究人員到上海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出差，利用該所的J501計算機，完成加強型核航彈的優化設計任務。

　　9月27日，隊伍抵達上海。創造歷史的「百日會戰」開始了。那時的計算機性能不穩定，機時又很寶貴，一碰到機器跳動，算出來的結果就不對，就會前功盡棄。

　　100多個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頭於堆積如山的計算機紙帶，然後做密集的報告，率領大家發現了氫彈自持熱核燃燒的關鍵，找到了突破氫彈的技術路徑，最終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完整的氫彈物理設計方案。1967年6月17日，羅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雲升騰而起，我國氫彈試驗取得成功。

　　于敏功勛卓著，但在研製氫彈的過程中，他曾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1969年初，常年奔波於北京和大西南的于敏胃病日益加重。當時我國正在進行氫彈的地下核試驗和大型空爆熱實驗，在熱試驗前，于敏忽然臉色蒼白，氣喘吁吁，在工作現場幾至休克。

　　1971年10月，考慮到于敏的貢獻和身體狀況，組織特許他的妻子孫玉芹回京照顧。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體很難受，突然便休克過去，經醫生搶救方轉危為安。

　　出院後，于敏顧不上身體又奔赴西北。由於連年都處在極度疲勞之中，他回到北京後被立即送進醫院檢查。在急診室輸液時，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說起當年研究氫彈放棄理論物理研究、隱姓埋名、甚至付出生命，于敏在去年接受央視採訪時卻是這樣說的：「當時，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都赤裸裸地講，他們絕不能讓中國搞氫彈，並且派軍艦帶著核武器到我們近海來，是可忍孰不可忍？我過去學的東西都可以拋掉，但一定要全力以赴（把氫彈）搞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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