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毅：生殖細胞是基因編輯的核心問題，應注意保持人類基因多樣性
2019年1月15日晚，由知識分子、賽先生和科技日報共同發起的 「科學精神中國行」新年講演專場活動在中國科技會堂舉行。該活動由知識分子、賽先生和中關村海淀園管委會聯合主辦，旨在弘揚科學精神，傳播最新科學思想，構建中國的新型科學文化。作為整個系列活動的首場，當晚，神經生物學家、北京大學講席教授饒毅為大家作了題為「基因編輯與人類未來」的演講。
饒毅教授從「基因編輯嬰兒」事件出發，探討了基因編輯技術的發展，以及當前面臨的問題。本文由「騰訊科學」根據報告內容整理。
圖註：北京大學教授、知識分子主編饒毅教授在演講現場
一百年前的1月15日，曾任北京大學教授的陳獨秀先生將賽先生（即：Science，意為科學）推到中國人面前。今天，「賽先生」已成為中國最好的科學新媒體之一，另外一個是「知識分子」。在剛剛過去的2018年，有一個事件在學界引起軒然大波，讓知識分子和賽先生在全網路的點擊率達到3.5億，這就是被《科學》雜誌評為2018「年度崩壞」的「基因編輯嬰兒」事件。
註：2018年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學的賀建奎宣布，一對經過基因編輯的雙胞胎嬰兒在中國誕生，其中一個的基因經過修改，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我們（中國）在科學技術上對基因編輯沒有突破，卻對它的道德底線進行了突破」，饒毅教授如是評價道。
為什麼會出現「基因編輯嬰兒」事件？
饒毅教授認為，基因編輯嬰兒事件的發生，其前提是分子生物學的發展。「遺傳學和生物化學結合誕生了分子生物學，產生了新的基因工程技術」，尤其是在2012年CRISPR/Cas9技術（一種使用cas9蛋白酶和CRISPR核糖核酸分子的組合物對基因進行精確修改的技術）出現之後，基因編輯變得非常簡單而高效。「凡是讀了生物本科的人都可以做這個實驗」，並且該技術對很多生物包括人類都適用，「這終於在生物學上誕生了非常強大的雙刃劍」。它會造福人類還是危害人類，變成了十分嚴肅而現實的問題。
實際上，中國科學家對基因編輯倫理的突破，2018年11月公布的基因編輯嬰兒事件並不是首次。早在2015年，中山大學的黃軍就副教授就已率先在世界範圍內對人類胚胎用CRISPR/Cas9進行基因編輯，只不過這些胚胎是三倍體的異常胚胎，無法正常發育。「在他做實驗之前，國外科學家因為有長期的文化和倫理傳統，不敢對人的生殖細胞、胚胎進行基因的改變，在中國的北京、上海等城市也有很多人知道，所以也不敢動（不敢嘗試）」，而在廣州這樣「有技術」、但是又存在「某種形式的空間」的地方，這個事情變成了現實。從這之後，出於競爭，國外科學家也紛紛開始了對人類胚胎的基因編輯實驗。
但直到2018年之前，對人類生殖細胞的編輯還都是建立在「這個生殖細胞變成胚胎之後不能發育成嬰兒」的基礎之上，「這樣就不存在出現一個小孩的情況」。儘管如此，關於基因編輯的倫理討論開始模糊，最終發生了2018年的賀建奎「基因編輯嬰兒」事件。
那麼，這個事件的核心到底是什麼呢？
生殖細胞基因的可遺傳和擴散性，讓基因編輯產生了新的倫理問題
饒毅教授介紹說，該事件（基因編輯嬰兒）發生之後，各界都很關心這兩個嬰兒以後的命運，拷問「人類真的能做上帝嗎」，但是，「大部分意見，包括部分專業協會、國家科學和工程技術學院、一些機構發表的聲明，都是不專業的，都是在科學上搞錯了核心問題」。
「核心問題是，生殖細胞的問題。」饒毅教授說道。胚胎髮育到一定階段，會包含生殖細胞和非生殖細胞，「基因編輯需要重點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對於人類的生殖細胞能不能進行基因編輯」。
什麼是生殖細胞呢？最常見的，對於人類來說，就是精子、卵子和受精卵，其他的細胞稱為體細胞。「體細胞是在現代倫理的框架之內，如果對它進行基因編輯，與我們今天給一個人做心臟病手術、肺切除一樣，只是影響個體，等同現代醫療，不帶來任何新的倫理問題」，而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與之有本質性的不同。「生殖細胞經過基因編輯之後，如果變成嬰兒、變成小孩、變成成人，就會一直傳下去，他要跟別人結婚、生孩子，還會向社會擴散」，「因為具備可遺傳和擴散兩個特徵，所以對人類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帶來的是完全超出之前的倫理框架的嶄新問題。」饒毅教授總結道。
那麼，對人類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具體會帶來哪些影響呢？
人類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並非必要，帶來的問題遠超收益
「它（生殖細胞基因編輯）可以讓一些遺傳病在家族遺傳的情況下得到根治」，或者增強一些功能，比如「可以改變一個基因，讓有些人家裡的男孩肌肉增多」。
但是，「也有很多問題！」饒毅教授話鋒一轉。
首先，對人類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並非必要。「在醫學上的必要性是極端的小」，饒毅教授解釋說，我們每個人有兩套染色體，也就是兩套基因，一套來自父親，一套來自母親，大多數疾病都要求在兩套基因都有問題的情況下才會得病，按照排列組合，只有父母雙方全部得病，子女才會必然得病，否則，都可以採取體外受精的方式，選擇性地孕育出健康的孩子。而「這種父母雙方都是病人（雙方四套基因都有問題）的情況，在現實中少之又少」，饒毅教授認為，通過「披露自己的基因型」就可以提前避免，這就不需要全社會為此承擔責任，也就不需要允許人類生殖細胞編輯。
圖註：即使父母都是致病基因攜帶者（Carrier），在自然受孕的情況下，也只有1/4概率生出得病的孩子（Disease），而這個問題，可以通過體外受精並將健康的受精卵植入子宮受孕解決。
反而，如果允許對人類生殖細胞進行基因編輯，則會帶來很多問題。「它的代價太大」，饒毅教授說，」編輯什麼基因？編輯多少基因？由誰編輯基因？這是永遠吵不完的事情。」
他舉例說，如果一個家庭希望孩子變成優秀的長跑或者長途滑雪運動員，希望他的紅細胞多一些，就去模仿瑞典某個家族作一個紅細胞生存素受體的突變，讓他有很好的氧耐力；另一個家庭，希望不要得貧血，也去修改一下相應的基因，讓孩子變得更健康；還有人希望家裡考試能夠多得0.2分，因為「我家99.8分，就差這0.2分」。「是不是就能給他們放行？」饒毅教授問道。
如果為了治病才行，那疾病的定義又是什麼？「這裡有一個簡單的常識」，饒毅教授特別提到，「疾病這個名詞是不能定義的」。比如，精神病，每過幾年就會被美國精神病學會重新討論；還有以前說的神經官能症，現在已經沒有了，「不是這個疾病消滅了，而是這個定義消滅了」；以前沒有聽過自閉症，現在很多人得自閉症，因為自病症的定義講清楚了。疾病很難定義，「應該編輯什麼基因」也是含混不清的問題。
此外，應該編輯多少基因，誰來決定編輯多少基因，也是一個很難給出答案的問題。「如果有人要編輯89個基因，有人要編輯936個基因，到底編輯多少個基因可行？」饒毅說道。
「從技術上講，一個本科生和一個縣醫院的婦產科醫生兩個人合作就能把他們縣的小孩基因都改了，讓他們決定行不行？如果他們不行，那誰行？清華大學教授行不行？他（他們）憑什麼把個人意願強加給全社會？」「我覺得（都）不太對」，饒毅繼續說道，「這是一個無解的難題，一旦開啟就既沒邊界也沒有重點。」
他還認為，拋開倫理問題，還有另一層的不確定性：同一個基因突變，可能有好處也有壞處。例如，有一種叫做鐮刀狀紅細胞貧血的病症，是由紅細胞里的一個蛋白質基因突變引起的，這個突變，卻讓人對瘧疾的抵抗力增加了。如果大家都把自己變成不會得鐮刀狀紅細胞貧血的基因型，那麼整個人類群體就很可能會被突發的瘧疾摧毀。「這就說到基因的多樣性」，饒毅教授說道，人類基因自然就有多樣性，它需要被維持，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不能因為一時一地的權宜之計，對人類進行大量無邊界的基因編輯，從而給人類整體造成無窮的後患。
應警惕商業利益的驅動，對基因編輯建立嚴格的立法和執法
「我認為我們要非常警惕」，饒毅教授最後說道，「不能有大量商業利益驅動的人類生殖細胞基因編輯」。因為「罕見病例是沒有任何商業利益的，（增加肌肉等大眾化的需求才是他們想鼓動的）」。這個問題不僅我們國家面臨，美國等其他國家也存在。而「我們大部分人都有的基因，一定是有功能的，不能像雞、豬、牛那樣把基因隨便敲掉」，「在同一個人身上做很多基因，在很多人身上做很多基因，人類的面貌會一下子受到很大影響」。
「還有多少邊線和底線（會被）突破？有沒有人希望大規模的推動，他才可以賺很多錢？」饒毅教授對此表示擔憂，並最後強調，應在四點達成共識：對於人類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應該嚴格的立法、嚴格的執法，而且應該建立國家諮詢機構，對於新的科學技術可能帶來的倫理和社會影響進行調節和審核，最後要積極建立國際交流合作，推動建立國際公約，並轉化為各國建立全人類利益一致的法律法規。
圖註：饒毅教授總結的對於人類生殖細胞基因編輯的四點共識
「我希望我們生物學帶來的嚴重的問題、嚴肅的問題，能夠在今天社會得到更多人的認識，而推動中國的不僅是科技，還有科技相關的政策法規得到非常好的建立和執行。」
編輯：高佩雯 騰訊科普 （文章發布前由知識分子編輯部主任陳曉雪審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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