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冥想的生物學機制與臨床應用研究

美文 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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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冥想作為發自內心的一種情感，通過感知負性情緒，正面重新評價，減輕負性情緒相關的疾病如偏執狂、抑鬱、焦慮等癥狀,同時能夠增強正性情緒，如愛心、等心、同情心等。綜之，慈悲冥想的訓練對改善腦神經結構與功能，增強免疫功能，調控情緒障礙等方面有著深刻而久遠的生物學意義。---加措活佛

作者：仁青東主

關鍵詞慈悲冥想；生物學機制；臨床應用

慈悲冥想（compassion meditation）是一種以發願、祝福、轉化、行動等各種方式訓練慈悲心的一種內心調整方法。著名西方佛學家Jeffery Hopkins認為「慈悲是發自內心的一種情感或情緒，它能夠誘發人們一種衷心的祝福，使眾生從痛苦或苦難的根源中解脫」 [1]。藏傳佛教大師索甲仁波切認為「慈悲不僅作為一種同情感或關愛別人痛苦的心情、對他人的溫暖或銳利清晰地認識到他人的需要和痛苦，更重要的是，慈悲是一種持續而實際的決心，採取一切儘可能的或必要的行動來減輕他人的痛苦」 [2]。

在傳統的訓練中，慈悲冥想是轉化或根除痛苦的主要手段之一；不僅能夠把負性情緒轉化為正性情緒，它與其他利他主義的品德，如愛心、喜心（同情歡喜之心）、等心（平等對待之心）等有著密切的關係，被認為是四個崇高的心境。幾千年的實踐經驗證明了人們可以培育這四種善心品德，而且，在長期慈悲冥想訓練的情況下，可能實現徹底轉化痛苦為幸福的最終目的。

西方心理學研究中，慈悲冥想作為調節心理的一種治療手段，在訓練過程中特彆強調情緒的轉化訓練；如恐懼、焦慮、悲傷等負性情緒由平靜、愛心、善解人意的快樂和幸福等正性情緒來取代。研究發現，慈悲冥想訓練能夠減輕壓力感、倦怠、抑鬱、焦慮等心身疾病，以及增加人們對生活的滿意度和社會關係[3-7]。由此認為，慈悲冥想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情緒或情感，它是通過感知負性情緒，正面重新評價負性情緒,並把負性情緒轉化為正性情緒而達到心理調節與生物學作用。

當前國際上普遍使用而科學研究的慈悲冥想有艾默里大學Geshe Negi等[8]建立的基於認知的慈悲冥想訓練法，斯坦福大學慈悲與利他教育研究中心James Doty等[9]建立的慈悲冥想訓練法，德克薩斯大學Kristine Neff [10-11]建立的自我慈悲冥想訓練法等。這些目前在西方盛行的各種慈悲冥想療法，主要汲取了傳統慈悲冥想的核心理論與方法，用普世價值觀和現代西方心理學進行了內容和語言方面的修飾，減去了帶有濃厚佛教色彩的專用術語和觀念, 進行了佛教心理學與現代西方心理學的重新整合。

一、慈悲冥想實踐方法

在實踐慈悲冥想訓練前，首先要訓練正念 (Mindfulness)，訓練心的當下狀態，即個體有意識地把注意維持在當前內在或外部體驗之上並對其不做任何判斷。慈悲與正念有密切的關係，正念訓練，使人們能夠達到思緒的平靜、開放、接受狀態，對啟發慈悲心和愛心至關重要。美國波士頓大學的Hofmann教授等認為，人們進入高度思緒的評價或反覆思慮狀態時，不再能夠把想像或情緒的實際體驗作為對象來注意和覺察，只有當人們面對痛苦感覺如情緒或思慮，而且當人們的善心、同情和鎮靜的程度達到一定時，人們才可以在心的當下狀態下能夠察覺到各種各樣的當下思緒 [12]。

慈悲冥想實踐方法是訓練者思考或視覺化自己或他人的痛苦時，需要發起來自內心的慈悲心（包括善心、同情心、等心等），並衷心地發願使眾生從痛苦及痛苦的根源中解脫。按照慣例，這種發自內心的慈悲首先要對自己、關心自己的人、或對自己友善的人發起，逐漸擴展到陌生人、對自己不利的人、甚至對自己的敵人，最後向所有眾生髮起。在訓練過程中，實踐者不僅要感性上認識慈悲，而且要情感上感受慈悲（包括善心、同情心、等心等），並要注意內部感覺（特別是心臟等核心區）；處於不迴避、不評判、不害怕任何身體內部的感覺，平等地關注當下出現的各種身體情緒反應。同時，教導實踐者默默地重複慈悲訓練中常用的主題「願你從痛苦中解脫，」和「願你感受快樂和放鬆」 [13]。總之，這種慈悲冥想訓練能夠拓展注意力，增加正性情緒，減少負性情緒，改變自我看法和他人的關係，增加善心、同情心、等心等內在品德。

二、慈悲冥想的生物學作用機制

1.慈悲冥想對中樞神經的作用

隨著心理學、生理學、神經科學的交叉研究，更多的研究開始利用生理指標觀測工具來觀察慈悲冥想的一些生理現象，主要利用腦成像技術，如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MRI（核磁共振成像）、PET scan（正電子發射層析掃描）、EEG（腦電圖）、DTI（彌散張量成像）等觀測腦部結構與功能變化[14]。腦成像技術的應用比較廣泛，它們能夠反映個體特定時刻腦部結構和功能的細微變化，幫助研究者深入了解慈悲冥想對身心調節作用機制。

Davidson [15]率領的課題組人研究通過記錄EEG指標，發現僧侶在慈悲冥想過程中的gamma波活動明顯比其休息期增加，平均gamma波幅度為25-42 Hz，而且即使在休息時，這些僧侶的gamma波也更活躍（與學生志願者被試相比較）。研究人員得出結論，認為長期慈悲冥想訓練改變了這些僧侶大腦活動方式，並有可能引起了短期和長期的腦部神經可塑性變化。

Lutz等[16]研究人員利用人類發出的聲音，如正性聲音 (寶寶的笑聲），中性聲音（餐館中的噪雜聲），或負性聲音（女人的痛苦聲)，刺激15 名慈悲冥想老手（超出10，000至50，000小時）和 15名新手，觀察了冥想或休息狀態下的腦成像（fMRI）變化。研究發現，訓練者處於冥想狀態時，與慈悲冥想新手相比，冥想老手對負性聲音（如女人的痛苦聲)更加敏感，腦成像顯示他們的腦島(Insula)很活躍，並且發現腦島的活躍程度與自我報告中體現的利他心的增強相互一致。

研究者對部分參與者進行深入分析，發現前扣帶回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活躍程度與冥想訓練也有關聯，尤其是長期訓練慈悲冥想的老手表現出該腦區更加活躍。腦島(Insula)和前扣帶回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作為中樞神經中探測心理作用的重要部位，能夠反映出情緒（慈悲、同情心）和認知功能（注意力、決定）的生理反應。另外，研究還發現，慈悲冥想訓練能夠增加腦區杏仁體(Amygdala)的活動程度，杏仁體作為大腦邊緣系統的皮質下中樞，它對處理情緒至關重要，是感知思想和情緒時牽涉慈悲的腦部重要部位[17]。

2.慈悲冥想對神經內分泌的影響

近年來，科學家們開始研究著慈悲冥想的分子生物學作用機制，通常研究的生物標記物有皮質醇（Cortisol），端粒酶（Telomerase），白介素-6(Interlukin-6)等。生物標記（biomarker），通常作為生物狀態的一種標誌物，能夠客觀地衡量和評估生物的正常過程、病理過程或干預治療的作用反應。在慈悲冥想研究中生物標誌物作為檢測冥想治療效果的一種指標物，進行評判前後測生理變化。生物標記的研究打開了慈悲冥想的分子生物學研究領域，慈悲冥想科學研究進入生物醫學主流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Pace等[18-19]進行了兩項研究，研究慈悲冥想訓練通過壓力是否對免疫和神經內分泌起調控作用。他們的研究組把61名健康成年人隨機分配到為期6周的慈悲冥想訓練班(n = 33) 和健康討論控制組（n = 28)，測量他們的血漿皮質醇（plasma cortisol）、血漿白細胞介素-6（ plasma concentration of interleukin-6），以及用一種涉及社會表現能力的壓力測試方法觀測主觀焦慮反映。兩組的血漿皮質醇和白細胞介素-6 濃度雖無明顯差異，可慈悲冥想訓練組反映出冥想時間的增長與壓力誘導的白細胞介素-6 和主觀痛苦感受的減輕有著聯繫。研究結果顯示，慈悲冥想訓練能夠降低壓力誘導的主觀痛苦如焦慮癥狀和免疫反應如血漿皮質醇和白細胞介素-6。

Clifford研究員[20]率領的課題組跟蹤了60名有經驗的冥想實踐者，對他們進行三個月的強化冥想（正念與慈悲）訓練，每天至少修鍊5個多小時，發現冥想訓練可提升白細胞端粒酶活躍度（端粒酶可修復在細胞分裂過程中DNA縮短部分，這一縮短過程已被證明與衰老有關）。研究結果表明，接受了3個月冥想訓練的被試其端粒酶活躍度比未參加冥想訓練的被試高三分之一。

三、慈悲冥想對情緒相關疾病的調節作用

目前，基於慈悲的冥想療法逐漸成為調節情緒的主要工具，適用於預防和減輕各種與情緒相關的疾病。長期過度的貪心、憤怒、嫉妒等不良情緒和心態引起機體的紊亂，降低免疫力，從而導致各種心身疾病，慈悲冥想療法對上述「未病」有著很好的預防和治療作用。

Gillbert領導[21]的兩項臨床研究顯示，慈悲訓練能夠有效地降低抑鬱、焦慮和偏執狂。這種慈悲訓練的課程設置為12周，每次為2小時，主要為鼓勵病人自我安撫、加強自我同情心，針對性地治療病人感到焦慮、憤怒和厭惡時的自我批判和羞恥。其中一項研究結果顯示，通過慈悲訓練治療人格障礙和慢性情緒障礙的病人，能夠改善他們的焦慮、抑鬱和自我批判等臨床癥狀。

Mayhew 等[22]利用同樣的方法治療符合偏執型精神分裂症診斷標準的病人,共有 7 名參與者，所有患者曾報道感到敵對別人、有幻聽等現象。治療期間，治療師鼓勵病人專註於自我困難的安撫心態，即成為理解和同情的安全行為狀態。治療還包括討論自我慈悲的功能和有利價值，策略性地喚起溫暖和自我接受的心態，並培育自我同情進行取代自我批評思想。在這種情況下，治療師幫助病人產生了對恐懼發起同情心和容忍心，對心理障礙發起安全行為。研究結果發現，這種干預對病人的敵對性聲音產生效應，能夠把它們變為具有迫害性和惡毒性少的聲音，而令人更加安心的聲音。最終，參與者報告減少了抑鬱、焦慮和偏執狂等行為。

Leary等[23]最近開始探索自我慈悲訓練法，它是一種培育關於針對自我苦難的同情心的慈悲冥想。他們把學生群體的同情心作為特徵變數做了大量研究，使用行為問卷測試自我同情心。研究表明自我慈悲心的訓練能夠調控涉及痛苦事件如失敗、拒絕和尷尬等不良心態反應。研究並指出，具有高程度的自我慈悲心者，當他們面臨真實的或想像的負面事件時，產生的負性情緒少，更願意負有責任地接受負面事件，而且，與被試相比，參與者少於對不愉快事件的纏綿不放。

四、問題與展望

今年來，一些實驗研究數據證明慈悲冥想對認知功能、情緒障礙、免疫功能、和神經生物學的變化起到有效作用。例如，幾項研究證明慈悲冥想增強正性情緒，而減輕負性情緒如壓力和焦慮等癥狀；降低壓力誘導的主觀痛苦和免疫反應如血漿皮質醇和白細胞介素-6；改變腦的活躍程度，如增強杏仁體、前扣帶皮層和腦島活躍程度等。但，這些研究結果主要來自長期冥想訓練者和短期訓練的新手間的比較，嚴格意義上兩組間缺乏可比性。因此，今後的慈悲冥想研究中需要長期跟蹤記錄，觀察長期冥想訓練過程中行為與腦的電生理變化，有待需要採用縱向研究方法提高研究結果的可靠性與科學性。

1979年，由美國分子生物學家John Kabat-Zinn博士創立的正念冥想比較，慈悲冥想的研究與應用還處於萌芽階段，近些年來才得到西方科學界的青睞，還算一種新穎的冥想訓練法。目前在西方普遍使用的慈悲冥想就已經有艾默里大學的基於認知的慈悲冥想訓練法，斯坦福大學慈悲與利他教育研究中心的慈悲冥想訓練法，德克薩斯大學的自我慈悲冥想訓練法等。但，這些世俗化慈悲冥想的課程設置與培訓內容等五花八門，完全沒有得到標準化研究。因此，未來的研究中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慈悲冥想訓練內容和課程設置的標準化研究。

在西方發達國家，人們越來越重視預防與保健的作用，慈悲冥想療法治療「未病」如壓力、焦慮、憤怒、嫉妒、貪慾等方面廣泛應用。慈悲冥想療法實際上源自東方佛教文化，尤其與佛教心理學有密切的關係。我國作為傳統佛教文化底蘊深厚的國家，應該挖掘、創新傳統文化中保存的這些心理調節療法。目前，我國的心身疾病如壓力、抑鬱症、焦慮症的發病率也正在趨於增高，利用慈悲冥想調節療法預防和治療這些疾病對我國的社會穩定、經濟建設、醫療科技發展方面有深刻而久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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