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出現是從「文」到「字」的漸變，甲骨文證據

現代人會想當然地認為「文」、「字」同義，「文」也是「字」，「文字」是個重疊詞，就是「字」。實際上歷史地看，「文」和「字」是兩個東西，兩回事。

概而言之，「字」是有聲之「文」，而在「字」之前，「文」早已存在，但卻是無聲之文。「字」是在「文」的基礎上發展而出，「孳乳」而出，無聲之文，和聲相結合，就產生了字。

「字」的本義與「文字」無關，而是和婚育生子有關。其字形為，上「宀」，下「子」，「宀」代表房子、家，「子」為孩子。字形含義為在家中生養孩子，與「文字」之「字」沒有直接關係。用「字」來指代「文字」之「字」的唯一原因是，強調「文字」之「字」是被生養的孩子。「字」是被誰生養的，誰是「字」之母。答案是「文」，是「文」「孳乳」了字，「文」乃「字」之母，「字」乃「文」之「子」。

這意味著漢字的出現並非一個從無到有的突然過程，而只是從「文」到「字」的孕育和演變。甲骨文只是「字」的初始形態和起點，並非是「文」的。在甲骨文之前，中國早已存在成熟的「文」系統，而且這個「文」系統又有兩個子系統：易經八卦符號系統，和契約符號系，但主體是契約符號系統。

所謂的契約符號系統，就是結繩符號系統和書契符號系統。結繩和書契是漢字開始普及應用之前，契約的兩種形態，也是契約的最原始形態。漢字開始普及應有後，契約的形態開始文本化，結繩和書契被文本化的契約所替代，開始迅速邊緣化，甚至消失。結繩消失了，書契則被邊緣化。這個過程發生在戰國時期。期間，書契也被進行了文本化改造，即在書契上寫字，記錄更多的信息。當紙被發明以後，文本化契約開始成為佔據絕對主流。

甲骨文是在以契約符號為主體的「文」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契約符號是甲骨文的字形結構的基本來源。即甲骨文的構形基礎是對契約符號的借用，包括結繩符號和書契符號，而非是對具體事物的直接象形。因此，從根本上來說，甲骨文是「契約文字」，而非「象形文字」。也可以這麼說，甲骨文是是繼承的，而非白手起家的，是二手的，而非原創的。

關於「文」與「字」的區別，以及由「文」到「字」的演變，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進行了記錄：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這段話是對漢字起源史的系統梳理，也是最早的，非常重要。許慎明確地將漢字與易經八卦、結繩和書契聯繫起源，認為這三者都是漢字的前身，這無疑是正確的。

但是，許慎沒有能夠正確指出八卦、結繩、書契的屬性，及其與漢字的區別，即未能區分「文」和「字」，從而也沒有弄明白「文」和「字」的演變過程。在對八卦到漢字的演變過程的具體描寫上，基本是臆斷。他直接將「書契」等同於字，同時又錯誤地將漢字的產生說成是「象形」。

但是，許慎卻清晰地記錄了「文」和「字」的母子關係：「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許慎將「書寫」的源頭追溯到「書契」是正確的，將「書契」說成是「文」也是正確的。同時，許慎把「書契」之「文」看成是「字」的基礎，並進一步指出，「字」是由加上「聲」而孕育的，也是正確的。許慎唯一的錯誤是，混淆「書契」和「字」，混淆「文」和「字」卻是錯誤的。許慎實際上把「書契」、「文」看成是一種基礎字。

其實「書契」是契約、契約符號，是「文」而非「字」。同時書契的出現時間也遠早於黃帝時代，目前考古發現的最早的契齒文來自半坡遺址，可以上溯到7500多年前，比黃帝時代要早3000年左右。

許慎尤其提到「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這個「形」其實就是「文」，「形聲相益」就是「文聲相益」，因為他前面說了，「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也就是說，許慎基本正確地記錄了漢字的起源過程：文和聲的結合。

「聲」就是語言，與「聲」相結合，就是與語言相結合，並用來表達語言。而「字」之前的「文」則是完全則是無聲的，沒有發音，完全與語言無關的獨立的符號系統。

這就涉及到漢字與其他任何文字的不同之處，包括所謂的古兩河文字和古埃及文字。中國在漢字出現之前，就存在一個歷史悠久的獨立的「文系統」，漢字正是由「文」所孕育，因而具備了強烈的「文」的特徵。因而中國的字被稱為「文字」。而中國之外，其他任何文明、任何地區，在字出現之前，都不存在獨立的文系統，他們都是有「字」而無「文」，他們的「字」是沒有資格稱為「文字」的。

「字」僅僅是語言的符號化，語言的工具，完全依附於語言，而「文字」的字形中則具備獨立的意義，「文字」具備相對的獨立性，並不是單純的語言的符號化，語言的工具，並不屈從於語言。

再次強調一遍，只有漢字有「文」有「字」，有資格稱為「文字」，其他任何的字，都沒有資格稱為「文字」，而因為他們的文化和歷史中都是沒有「文」的，僅僅出現了「字」，這些「字」中也是沒有「文」的特徵。

同時，「文」與「聲」、語言的結合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非一蹴而就。在這個過程中，「文」與語言結合的緊密程度、文與語言的同步性在漸次加深。根據與語言的同步性程度，漢字的發展可以區分為三大階段：甲骨金文階段、文言文階段、白話文階段。

甲骨金文階段即商朝甲骨文和西周金文階段。這個時期，漢字還處於初始階段，與語言的結合程度還非常低，與語言的同步性還非常差，對語言的表達能力還非常低。對甲骨文金文來說，「文」的特徵大於「字」的特徵，是「文」而非「字」。同時，這個時候，漢字並沒有在日常生活使用，而僅僅用於祭祀，甲骨文材料和金文材料實質上都是祭品，是獻給神的，給神看的，而非是給人看的。因此可讀性非常差，所謂的佶屈聱牙。

在日常生活中，此時還是相當於沒有文字，結繩和書契依然流行，是契約的兩種形態。社會的秩序也主要靠契約來維持，而非政府。其實，政府本身也是高度契約化的，其政令系統就是一個改造的書契系統。

值得指出的是，在《五經》中，《尚書》、《易經》、《春秋》經文的文風與甲骨文金文高度一致，可以認為這些經文的成書是在西周時期。《春秋》經的成文在春秋時期，但是其格式顯然在西周成熟。

「文言文」的出現是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期，尤其是在戰國時期。顧名思義，「文言文」就是「文與言」結合的文，或者用「文」來表達語言的「文」。「文言文」的出現事實上是整個社會「禮崩樂壞」在文字上的表現，也是一個漢字的重大變革、革命，是文字領域裡的「禮崩樂壞」。

「文言文」是出現是漢字的一場革命，其實，到了「文言文」階段，漢字才是真正的「字」，「字」的特徵才大於「文」的特徵。對甲骨文金文而言，則是「文」的特徵大於「字」的特徵。因為，只有到了「文言文」階段，漢字與語言的結合才足夠緊密，才能夠被用來表達語言。即便如此，文言文還是與語言保持著距離，並不完全同步。因此，文言文還保持著相當程度的「文」的特徵。直至2000多年後的另一場文字革命，漢字才徹底語言化，徹底淪為「字」，「文」的特徵徹底消失。就是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白話文運動。漢字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白話文階段。

由於只有中國在字之前存在獨立而成熟的「文系統」，也只有在中國，字的出現是一個「文」與語言（聲）逐漸結合的漸變過程，其他任何文明和地區由於沒有獨立的文系統，字的出現就是一個直接表達語言（聲）的過程，就不存在「文」語言的逐漸結合的過程。

甲骨文金文以及文言文，都是漢字發展過程中因「文」「聲」結合的不同，而呈現出的階段和形態。在這個兩個漢字的形態和階段中，漢字都具備「文」的特徵，從而與語言並不同步。對漢字之外的其他任何字而言，都不存在這樣的形態，他們只有一種形態，就是白話文。

現代的歐美人搗鼓出來的所謂的文字學，想當然地把文字看成語言的符號化，看成語言的工具，把這一點當成一個文字學的基本前提，基本假設。這對漢字之外的字是成立的，但是對漢字卻不成立。

對於漢字而言，字是「文」與語言相結合後的產物，即許慎所說的：「形（文）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由文）孳乳而浸多也」。這一過程，恰恰被兩個甲骨文字形記錄下來，就是「尹」和「史」。

「尹」的甲骨字形為手持豎直的細棍。王國維等人將「尹」字中手所持的細棍解讀成筆，」「尹」為手握筆形。做出和接受這一解釋也不困難，因為」筆」字本身也是從」尹」字派生。」筆」的本字為」聿」，甲骨文時期「筆」、「聿」同字，或者說，「筆」是「聿」的一個義項。戰國時期，「筆」由「聿」加「?」而從「聿」中分化獨立出來。

而甲骨文「史」與「尹」有兩點不同。一是，在「史」中，「筆」高舉在上的；二是，「史」中的筆上多了一個「口」。

在甲骨字形中，手，尤其雙手高舉的動作是代表敬神，對神的崇敬。譬如甲骨文「典」的字形為雙手舉著「冊」。「冊」就是「甲骨冊」，即穿成串的甲骨片。「典」就是將「冊」作為祭品獻給神的祭祀儀式、場景。

「史」將筆高舉在上，就是在表明，「史」所書寫、刻寫的內容是用於敬神的。實際上，「史」用筆所刻寫的正是甲骨文，而甲骨的用途就是穿成串成為「冊」，而用於祭祀。

「史」中筆上的「口」，指的是語言，意思是說，「史」所刻寫的是與語言相結合的「字」。「尹」中筆是在手的下邊的，沒有高舉的動作，而且筆上也沒有「口」，這意味著「尹」刻寫的內容不是敬神的，同時，所刻寫的內容也與語言無關，是一種「字」之前的「文」。

具體來說，「尹」正是在書契中作為契約中保的「大人」，他們不僅負責「評理」，已達成共識，而且幫助契約雙方刻寫書契。因此，「尹」中的筆實際是刻寫書契的刻刀，所刻寫的是代表數字的契齒文。而契齒文是「文」而非「字」，完全與語言無關，沒有發音。

「筆」、「書寫」都是起源於書契，「尹」正是最早持筆書寫的人。不過「尹」的書寫方式是刻、刺，而書寫的內容則是契齒文。

從「尹」到「史」的變化正是從「文」到「字」的演變，「史」也是書寫者，書寫方式也是刻、刺，但是書寫的內容卻已經是與語言（口）結合的字了。「史」是中國歷史上首批書漢字書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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