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西方揭開中國神秘面紗後
從蒙元時期的馬可·波羅，到當代的尼克松、基辛格，一直到今天西方對中國的認識不斷演變。這段歷史以各種西方文字為媒介，從手稿到印刷品，從報告到書信、小說、詩歌乃至戲劇，既有西方人在中國的各種經歷，也有沒來過中國的文人作家對中國的想像。通過各種素材重現的就是西方人如何一步步認識東方的中國，認識這個「神秘的中國」。
遙遠而神秘的東方，對西方世界產生了怎樣的刺激和影響？
首先我們來看看西方社會對中國的印象，最初是怎樣被構建起來的。
聊到這個話題，肯定繞不過我們一開始說過的馬可·波羅。當然，對於這個人，在史學上有很多的疑點和爭議，比如他是否來過中國？或者，《馬可·波羅遊記》是否是偽作？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馬可·波羅與他的書在西方世界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引發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熱情。在《馬可·波羅遊記》的描述中，中國對於當時的西方社會來說，被稱為天堂也不過分。
在13世紀，歐洲因為強勁增長的人口極大地刺激了經濟，但與此同時，不同國家間的商業壁壘也越發森嚴，到處都有因貿易而引發的戰爭。比如馬可·波羅所在的威尼斯共和國，就與熱那亞為爭奪地中海的市場，動不動就要幹上一架。再看正處在元朝的中國，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因為是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商人在與整個歐洲差不多大的疆土上進行長距離穿行時，並不會受到頻繁的盤查和盤剝，這在國家眾多的歐洲是難以想像的。而且大一統模式下的國家也有利於改善陸路、內河與海運交通，這讓元代中國的經濟非常繁榮。再加上擴張性帝國天然的包容性，大量海外商人被吸引過來，國際貿易也空前火爆，比如泉州、廣州等地，在當時都是很有名氣的國際化大都市。
史景遷在書中提到，在描述東方富饒的同時，馬可·波羅也在《馬可·波羅遊記》中對自己的城市進行了批判。比如，當時的威尼斯社會階層嚴明，馬可·波羅這種平民很難有出頭的機會，但在《馬可·波羅遊記》的描述中，馬可·波羅因為個人能力很受中國皇帝的重視，不光被尊稱為先生，還被派出管理重要的商業城市揚州。雖然這件事很不靠譜，今天怎麼看都像是編的，但對於當時的歐洲讀者來說，根本沒法分辨真假，也無所謂真假，因為他們本就是從書中滿足自己的幻想。
而對既神秘富饒又機會無限的東方的嚮往，並不只存在於普通人的心中。馬可·波羅這本《馬可·波羅遊記》最早的印刷品在1485年出版，在早期的讀者中有一位大家很熟悉的人，那就是哥倫布。哥倫布第一次出海探險是在1492年，當時他帶了西班牙女王寫給印度君主和中國皇帝的國書，但很不巧，他跑錯了地方。不過這並沒有消減哥倫布對中國的慾望，史景遷在書中寫到，在哥倫布閱讀過的《馬可·波羅遊記》書稿中有著近百個批註，其中除了對異國風俗表達出震驚和好奇外，哥倫布最在意的還是商貿機會。只要是書中馬可·波羅提到黃金、白銀或者瓷器、絲織品等中國特產的地方，哥倫布都會做出標記。尤其對於北京，哥倫布更是明確寫出了「商機無限」四個字。當然，哥倫布一直也沒有搞清楚去中國的正確航向，不過正是因為對東方財富的嚮往，才讓他最終為歐洲找到了「新大陸」。
但對東方的探索在之後的很長時間裡卻停滯了下來，這並不是因為歐洲對中國失去了興趣，而是因為很多不利因素的不斷出現，比如黑死病的再次蔓延，或者信奉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帝國在近東地區興起。當然，作為擴張性帝國的元朝的衰亡，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因為擴張性帝國有著天然的開放性，這特別有利於異質文明間的往來與交流，但中國在接下來的明帝國時期，卻牢牢抱守著「大陸孤立主義」，對外部世界不聞不問，越發地成為一個封閉停滯的小農社會。東西兩大文明的往來原本就困難重重，如此一來就更是互不來往，導致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探索一下子停滯了近百年，直到十六世紀末才有了轉機。
十六世紀末，在歐洲擴張主義日漸興起的同時，因為宗教革命影響力受到打擊的天主教，也開始將目光投向東方。而晚明的隆慶時代，政府對海禁的開放也給了兩大文明再次發生聯繫的機會。雖然晚明政府嚴格限制西方人進入中國內地，但經過不懈地努力和經營，還是有少數幾個天主教傳教士獲得了進入北京的資格。其中最為著名的一位，就是史景遷在書中特別提到的利瑪竇。利瑪竇對中國的風俗文化和歷史典籍很有研究，比如他曾翻譯過「四書」，也一直與晚明的精英階層保持著密切的往來，這都對傳教事業的拓展起到了很大的幫助。因為在傳教事業上的成功，當時的西方各界都非常重視利瑪竇對中國的描述。而利瑪竇筆下的中國又非常的討喜，史景遷在書中提到，相對於在宗教革命後四分五裂的歐洲，利瑪竇描述的中國是一幅遼闊、統一而有秩序的畫面，而且對中國的考試製度、日常風俗、道德習慣，利瑪竇也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總之，在東西方還沒有相互深入接觸的時期，從馬可·波羅到利瑪竇，他們都對中國的形象給予了非常正面的肯定。這讓「中國」這兩個字，在西方世界的印象里成了文明和財富的代表。這讓由距離和陌生構成的神秘感，讓中國在西方人眼中，魅力達到了極致。
中國與西方世界的交流，從1644年明朝滅亡後開始有了實質性的變化。清政府放寬了外交政策，允許西方使節進入北京。而因為航運技術的發展，更是讓越來越多的西方人隨著貿易的腳步，湧向了以往對他們而言極為神秘的東方古國。雖然大多數人都止步於港口，但這並不影響絲織品、陶瓷等極具中國特色的商品流入西方社會。而商品的材質、樣式及商品上所帶有的花紋和圖案，都讓西方世界對所謂的中國風有了一種極致奢華的想像。史景遷在書中提到，十八世紀的英國劇作家戈德斯密斯在自己的作品《世界公民》中說過這樣的話：「人們只會對欲求的東西發生探索的興趣，而奢華刺激著人們的好奇心，並讓人們產生慾望。」也就是說，這種對奢華的想像，在很大程度上給了歐洲向外擴張的持續動力。而這同時也讓一直把中國排除在世界歷史之外的西方世界，開始重新審視中國在世界中的重要性，試圖將中國也作為一部分，納入世界歷史的體系當中。所以，很多西方學者開始嘗試構建出中國文化與政權的特有模式。
神秘感逐漸褪去，西方學者對中國的印象有了怎樣的改變？
顯然，靠想像是沒法做研究的，但這並不耽誤西方人從十八世紀開始就試圖系統地了解中國。但你可別覺著弄這事的人都不靠譜，因為其中的學術大牛可真不少，比如德國哲學家和數學家萊布尼茨，就是跟牛頓幾乎同時研究出微積分的那個牛人。萊布尼茨對中國的所有了解，都來源於書本資料和一些與傳教士們的通信。首先引起他興趣的是中文，史景遷在書中提到，萊布尼茨在數學上的天賦及對宗教和邏輯的熱誠，是吸引他探索中文系統的原始動力。事實也是這樣，因為萊布尼茨很快又迷上了《易經》，在他看來，《周易》中的八卦可以用他發明的二進位來解釋。萊布尼茨對中國的評價極高，比如他認為相對於中國文明，西方文明不過處在入門階段，連野蠻時期都沒有脫離。但這明顯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畢竟萊布尼茨從未踏上過中國的土地，也沒有接觸過任何一個中國人，通過由資料和傳言構建起來的想像，當然不可能推導出有價值的觀點和結論。
隨著時間的推移，東西交往的逐漸深入，中國的神秘感也越發地減少，西方世界對於中國的看法也開始發生了轉變。我們現在就以孟德斯鳩為例，來看看西方人的看法是怎樣發生轉變的。
孟德斯鳩就是那個與盧梭、伏爾泰合稱「法蘭西啟蒙運動三劍客」的牛人。他出生於1689年，年輕時就對中國特別感興趣，所以當得知有一名來自中國的天主教徒到了巴黎時，孟德斯鳩立刻想辦法促成了一次會面。這個中國人叫黃嘉略，是最早幾個進入西方社會的中國天主教徒之一，也是一名文化功底深厚的學者。孟德斯鳩向黃嘉略詢問了關於中國宗教、刑罰、社會風俗等諸多方面的情況。當他發現兩大文明間之間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差異，他不禁發出了「有可能完全了解中國人嗎」這樣的疑問。雖然孟德斯鳩已經能夠直接接觸到中國人，但康熙時代的中國在他眼中依然有著戳不穿的神秘感。
但到了晚年，孟德斯鳩提出了一些關於中國的獨立性的看法與觀點，與年輕時大相徑庭。孟德斯鳩在他的作品《論法的精神》中，駁斥了以往的傳教士對中國做出的正面評價。孟德斯鳩認為中國社會缺乏榮譽感，而這種榮譽感在其他君主制社會裡是不可或缺的領導理念。但在中國，由上至下的統治卻是依賴於人們對無限的權力的恐懼。孟德斯鳩還認為，中國社會的道德也並沒有傳教士們認為的那麼好，比如在傳教士們寫給他的信中，就提到過很多中國宮闈內因爭奪皇位而引發的各種謀殺，而這很好地印證了他的觀點。《論法的精神》的成書時間是1748年，中國正處於清朝的乾隆時代，孟德斯鳩從傳教士那裡聽說的宮闈秘聞，並非出自街邊小報，而是來自雍正年間通過政府渠道向全國發行的《大義覺迷錄》。正是因為連宮闈秘聞都不再是秘密，所以在西方世界看來，中國似乎已經沒什麼神秘感了。
當然，在提出批判的同時，孟德斯鳩也承認中國社會與歷史的獨特性，並對這種獨特性的形成原因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認為，是中國的地理和氣候造就了這種獨特性。中國氣候溫和，有利於人口的繁衍，但人口的膨脹隨之會導致饑荒，每當饑荒來臨，盜匪就會大量出現，雖然大多數盜匪會被政府剿滅，但終究會有漏網之魚，影響到朝代的存亡。在孟德斯鳩看來，中國的歷史就這樣形成了一種奇怪的宿命論，不停地輪迴。當孟德斯鳩談到地緣政治時，他認為中國的周邊都是弱國，而且因為強弱懸殊，不會產生有威脅的挑戰，但歐洲各國之間卻一直存在著激烈的競爭，所以這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國不能如歐洲一樣健康發展的原因之一。
很明顯，孟德斯鳩對中國提出的這些觀點，都是在與歐洲進行比較中得來。這種以比較性眼光來觀察中國的方式，是西方世界重要的思考模式。事實上也確實是這樣，而且在中歐的比較中，對於文化和政治得失的評判，西方學者的研究大多傾向於以歐洲為準繩。但這在很多時候會容易進入誤區，比如在對社會的領導理念上，孟德斯鳩拿近代歐洲的民族國家，對比當時還屬於多民族帝國模式的中國，但這是兩種不同的政體。民族國家宣稱的是民眾的共性，所以要用榮譽感這種類似意識形態的概念來凝聚社會，而現代政治學傳統觀點認為，帝國政府的意識形態，對統治方式的影響並不是絕對的。
正是因為這種以西方社會為標準的對比式研究，讓西方世界有了種「真理在手，天下我有」的感覺，也因此使中國的形象開始在西方世界急轉直下。在1743年，帶領英國皇家軍艦在廣東靠岸的准將喬治·安生，以西方慣例向清政府提出免繳港口稅和享受領港及補充物資等服務時，遭到了拒絕；而在1793年，馬戛爾尼勛爵代表東印度公司和英王喬治三世造訪中國時，也因為是否可以避免對中國皇帝跪拜的問題，經歷過很多的不愉快。不論是喬治·安生還是馬戛爾尼，都代表了當時在急速擴張中的大英帝國，所以可想而知，當他們在中國遭遇了所謂的不公待遇之後，帶著憤懣和怨氣的講述必然不會有什麼太好聽的話，而喬治·安生和馬戛爾尼的身份地位，讓他們關於中國的言論足以在西方世界造成影響。
失去了神秘感的中國，對西方世界來說還有吸引力嗎？
在十九世紀，因為工業技術的飛速發展，讓空間上的距離再也不能成為文明交往的障礙。隨著時間的發展，不僅更多的西方人進入中國，也開始有大量的中國人走進了西方社會。比如在美國，就出現了很多中國人聚居地，也就是所謂的中國城。但異質文明在低層次上的直接接觸，必然會引發不可調和的衝突。就像著名作家馬克·吐溫記錄過發生在1869年美國舊金山的種族歧視事件。有一名中國人被美國男孩用石頭活活砸死，但在法庭上，中國人卻被規定不能指證白人。另外，馬克·吐溫還記錄，不光當時的政府會對來自中國的煤礦工人徵收額外的稅，就連為移民局工作的醫生，也會針對中國人進行高收費。這就是因為越來越多的華工搶了美國人的飯碗，而美國人則需要為排擠華人找到一個恰當的理由。所以由馬可·波羅時期蒙古人西征而來的「黃禍論」，重新在社會上流行起來。美國人在政治演講或法律案件中，經常用「蒙古人」代替「中國人」。
而在同一時代的歐洲，隨著政治和貿易往來的加劇，產自中國的奇珍異物和異域審美，被源源不斷地帶回了歐洲，勾起了歐洲人對中國風情無盡的幻想。比如法國作家福樓拜在他的作品《情感教育》中，對中國器物諸如燈籠、瓷器、屏風等，都有著極為詳細且準確的描寫。歐美作家們的創作選擇，足以說明不論是神秘感的減退，還是印象分的走低，中國元素在西方社會中仍然有著極高的熱度。
當時間進入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中國及中國人在文學作品中的形象又發生了變化，這主要是因為義和團運動的爆發和接來下清朝的滅亡。西方作品在提到中國人時，普遍會在中國人的身上賦予危險、邪惡、不可靠等特點，但相反的是，對於清朝的滅亡，很多西方作品卻發出了一聲嘆息。比如法國作家皮埃爾·綠蒂。當時在使館任職的皮埃爾·綠蒂，親身跟隨八國聯軍進入了中國皇帝的宮殿，他筆下的北京城滿眼都是蕭條和殺戮的景象。因為對北京城景物的詳細描寫，皮埃爾·綠蒂的作品從1902年第一次出版起，到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為止，一共印了五十版。對於那些迷戀中國風味的人來說，這是個失落的時代，因為之後的中國社會開始了全方位向西方文明靠攏的步伐。
但事實上，中國並沒有因為煙管、繡花絲線、長辮子的消失，而對西方世界失去一直以來的吸引力。就像書中提到的最後一位西方作家卡爾維諾，在時間上已經是離我們很近很近的人了，但卡爾維諾仍然會利用中國元素進行創作，就比如他那本名著《看不見的城市》。中國對於西方世界創造力的激發，彷彿超越了時空的限制，無窮無盡地散發著它那獨特的魅力。
而在藝術創作之外，西方學者仍在嘗試對中國的社會和歷史做出系統性的闡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漢學家魏復古。魏復古出生於十九世紀末，是德裔美國人。他在1935年夏天進入中國，於兩年後離開。在西方眾多嘗試為中國建立體系的學者中，魏復古不僅是僅有的一位可以閱讀歷史原文的人，更是唯一一位在中國居住過並擁有大量第一手研究資料的人。除了和孟德斯鳩一樣，認為古代中國的專制是以恐懼而非榮譽感作為領導理念外，魏復古最具特色的一個觀點是，他認為中國的社會模式該被稱作「水利社會」。這是魏復古提出的一個全新概念，在之後被很多歷史學者借用，比如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水利社會是指因為地理條件，有必要完成龐大水利工程的國家。魏復古認為這種國家必然會發展出同樣龐大的官僚系統，也因為無法對官僚系統進行剝離，而導致整個社會的權力持續失衡。當然，「水利」是泛指，各種大型工程也可以包含在這個概念里，比如秦始皇建造的長城、阿房宮或者地下陵寢。
但很明顯，就像文學創作一樣，學術界也沒有在魏復古之後對中國失去興趣。可見，不論是感性的藝術創作，還是理性的學術分析，中國對於西方世界的吸引力從馬可·波羅時代開始，一直延綿不絕地持續至今。而這，正是中國的偉大之處。就像史景遷說的：「一個國家之所以偉大，條件之一就是既能吸引別人的注意力，又能夠持續保有這種吸引力。」也正是因為這樣，中國完全無需改變自己以迎合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