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元門票的印度科欽雙年展：無法理解的當代藝術與組織者野心

印度科欽-穆吉里斯雙年展（簡稱「科欽雙年展」）是南亞最大的藝術展覽。第四屆科欽雙年展前不久開幕，低至100盧比（人民幣9元多）的門票旨在吸引不同階層和文化水平的觀眾，與此同時，展覽試圖用藝術回應當下的諸多議題，引發印度政府對於藝術的重視。《紐約時報》駐孟買記者文德·喬爾（Vindu
Goel）採訪了策展人、專業觀眾以及普通的印度勞動者，從他們口中聽到了對於雙年展的不同理解。

印度雙年展售票處外的人群

印度最大的當代藝術展，科欽雙年展的第一天。巴希爾（Bashir）身著簡單的條紋襯衫和當地魚販子通常會穿的白色芒杜，站在流連於倉庫展館與樹木茂盛的庭院中穿著考究的人群之外。
他一個人穿梭於展廳之間，突然在德里攝影師堅登·戈麥斯（Chandan Gomes）那變幻莫測的風景照片前駐足研究起來，旁邊則是一個12歲時就夭折的女孩畫的虛構風景。
「我不理解藝術的內在意義，」巴西亞說道，他以包裝和運輸魚類為生，「我只是喜歡欣賞美麗的事物。」
無論具有怎樣的挑戰性，巴希爾都想要融入藝術作品之中，這是展覽組織者的勝利。在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甚至整個印度，能夠看到藝術的場所很少。因此雙年展的組織者們努力地創造了這樣一個活動，試圖吸引從勞動者到博物館策展人的每個人。

巴希爾在德里攝影師堅登·戈麥斯的作品前

「我們在創造一個文化節日，」來自喀拉拉的畫家伯斯·克里什阿姆特瑞（Bose Krishnamachari）說道，八年前，他作為聯合發起人創立了這個雙年展。「我們想要滲透到人們的心靈，讓他們感覺這是他們的雙年展。」
廣受歡迎的南非藝術家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在寬敞的空間中帶來了他的八屏視頻裝置作品，呈現了他最著名的「跳舞的剪影」。與此同時，展覽的策展人阿妮塔·杜比（Anita
Dube）也選擇了鮮為人知的藝術家Bapi
Das的作品，這位藝術家來自加爾各答，他在當地以開三輪車為生，將他和自己的同行區分開的是，他一直在創作日常生活場景的刺繡畫。

一位觀眾正在用放大鏡觀看並拍攝Bapi Das的作品

在展覽中，許多作品是交互的，每個星期一，展覽入場免費，這是為了吸引像巴希爾這樣的當地勞動者，他們可能會因為100盧比（約合人民幣9.52元）的門票錢而踟躕。此外，一場支持下一代藝術家的衛星展展出了南亞各地學生的約130件作品。
本屆展覽的名稱「呼喚彼此連接的生活」（Possibilities for a Non-Alienated Life）反映了杜比渴望在科欽及其他地方的社區之間建立聯繫的想法。
「雖然技術帶來了高度的連接，但我們彼此之間卻愈發疏遠，」杜比說道，她同時是一位雕塑家和藝術史學家，「我們需要思考能夠讓人們通過文化而彼此相連的方式。」

展覽的入口處，觀眾們正在欣賞藝術家夫妻組合 「Dus Motin Kanya and Jal Devata」的作品，他們遵循印度貢德的民間藝術傳統進行創作

科欽是一座歷史永久的港口城市，原來名為柯枝，曾在不同的時期受到葡萄牙、荷蘭以及英國的統治。長期以來，這裡一直是一座文化與信仰的大熔爐。
從第一屆雙年展開始，科欽雙年展一直試圖反映這種包容性。在本屆雙年展上，杜比邀請了來自印度及其他30個國家的超過100位藝術家，其中半數以上是女性，還有很多像Das這樣此前鮮為人知的藝術家。

策展人阿妮塔·杜比

沙巴哈維（Shambhavi）是來自印度北部比哈爾邦的一位畫家和雕塑家，在她看來，為了獲得與男性藝術家同等的關注，女性藝術家做了奮鬥了很長時間。在展覽上，她的作品——300把鐮刀組成的裝置及其他表現農場生活的抽象雕塑並沒有顯現出明顯的性別意味，「但是農場的生活是非常『女性』的，接近大地，」沙巴哈維說道。
當代藝術對於世界各地的觀眾而言都很難理解，這一點在印度尤為明顯，在這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中，接受過藝術教育的人少之又少，博物館少得可憐，政府對於藝術幾乎沒有任何扶持。
在一些城市，畫廊和私人博物館開始逐漸生根。喀拉拉政府是雙年展的主要贊助方，本屆雙年展花費約400萬美元。

行人走過科欽堡的一面「肖像牆」。這些肖像由藝術家Zanele Muholi創作，她的作品系列 「Faces and Phases」 關注其家鄉南非的酷兒群體

不過，總的來說，印度的領導人更關心其他的需求，比如食物和保健，許多印度人依然生活在極度貧困中。那些獲得資助的藝術項目通常是用以實現政治目的。不久前，政府花費約4.3億美元來建造世界上最高的雕像——由雕塑家拉姆·V·蘇塔爾（Ram
V. Sutar）創作的印度獨立運動領導人薩達爾·瓦拉巴伊·帕特爾（Sardar Vallabhbhai
Patel）紀念碑。紀念碑位於古吉拉特邦，這是印度現任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家鄉。此外，莫迪所在的黨派計劃在印度其他的邦建造古印度國王希瓦吉（Chhatrapati
Shivaji）與印度教神羅摩的雕像，這兩座雕像將比597英尺的薩達爾雕像更大。
「領導人們關心的永遠是興建鐵路、機場、馬路和高樓，如今又多了一項——世界上最大的雕像，」杜比抱怨道，「文化被落在了後面。」

Pangrok Sulap是來自馬來西亞的音樂藝術團體，「Pangrok」可以粗譯為朋克搖滾，而「sulap」則意為小屋。在雙年展上，他們在遮光簾上製作了一幅巨大的木刻版畫，邀請觀眾在其上舞蹈，並且在樂隊表演期間印下圖像

上一屆科欽雙年展吸引了約60萬參觀者，這一次，組織者們希望能夠達到70萬。對於去年夏天遭受雨季洪水侵襲的喀拉拉而言，這場展覽是它的經濟命脈，喀拉拉指望這場展覽來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其中有些人興許還會到當地的海灘遊玩，或是租住其內陸水道上的船屋。
一些藝術家對於洪水中的災民表達了敬意。馬兒齊婭·法爾哈納（Marzia

Farhana）的裝置作品《生態滅絕與自由落體的上升》將從受災家庭中搶救出來的冰箱和書籍等懸掛起來，象徵一種無常。樂隊Oorali計劃在沿海路上舉行大巴巡遊，為那些在水災中英勇救下很多受災者的漁夫表演。

作品《生態滅絕與自由落體的上升》

Oorali的表演

莎奈· 雅韋里（Shanay Jhaveri）是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南亞藝術的助理策展人，他參加了雙年展的開幕式，對於展覽在涉及當今政治議題的同時沒有進行任何遊說，雅韋里感到驚喜。
「展覽關乎對話的構建，」他說道，「我認為阿妮塔沒有試圖提供答案。她只是在提問，『我們應該如何找到彼此支持的方式？』」
展覽於去年12月12日開幕，聖誕與元旦假期期間，許多印度公司和學校關閉，展覽吸引了大批遊客。位於阿斯平沃爾之屋（Aspinwall

House）的主展館裡擠滿了用手機拍照的觀眾，許多人湧向中國藝術家宋冬的戶外裝置作品《水廟》，這件作品邀請人們用筆刷和水在牆上創作稍縱即逝的圖畫。
不過，在某些地方，展覽的組織者似乎是失算了。「可食用的檔案」是一家主展館對面的小餐館，這裡被設計成一個公共空間。參觀者可以試吃由四名女廚師做的餐品，餐品以印度各地的大米為特色。然而一碗米飯的價格大約在2美元左右，這是當地人在其他地方吃飯可能花費的兩倍，這樣的價格「勸退」了一些顧客。

「可食用的檔案」

印度尼西亞藝術家Heri Dono的裝置作品《來自天空的微笑天使》

很少有科欽本地的遊客會停下來研究在水邊風中飄揚的T恤衫上的文字，雖然文字所傳遞的政治信息直接指向他們自己的歷史：這件名為《119張賣身契》的作品由南非藝術家蘇·威廉森（Sue
Williamson）創作，紀念了17世紀時被荷蘭商人賣到南非開普敦做奴隸的科欽市民，襯衫上標出了他們的名字、年齡、性別和價格。

作品《119張賣身契》

觀眾在南非藝術家蘇·威廉森的裝置前，這件裝置由玻璃、金屬、水和木頭組成，名稱為「來自大西洋航道的信息」，這是對於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一次解讀

開幕周期間，謝里夫·K·M（Sharif K.M）忙著將幾十個空油桶從倉庫前門滾到一輛平板卡車上。在他的頭頂上的一幅雙年展壁畫中，兩隻巨大的沾了紫色的手若隱若現，那是尼珀爾街頭藝術家基蘭·瑪哈吉安（Kiran Maharjan）的作品。

科欽堡一間倉庫上的壁畫是本屆雙年展的作品之一，然而忙碌的謝里夫無暇去欣賞或理解它

謝里夫從靴子到帽子都沾滿了黑色的油，他幾乎沒時間去思考這些問題。
「藝術家畫什麼總有自己的意義，」他邊說邊指向壁畫，「不過我還沒有理解。」
展覽中，來自喀拉拉的藝術家屈指可數，這戳中了塞巴斯蒂安·托馬斯（Sebastian

Thomas）的痛點，已經退休的托馬斯在一家當地的旅館演奏薩克斯風。他抱怨展覽缺少可以代表製作金屬鏡、傢具和陶器的當地手工藝人的東西。「工薪階層的藝術沒能真正地體現出來，」他說道。
不過，展覽第一天結束時，托馬斯的雙手還無法從一台重新穿線後如同西塔爾琴一般的織布機上挪開。

一個男孩和托馬斯一起演奏塔尼亞·坎迪亞尼的「弦上織布機」

「這傢伙走調了，」他說道，手中的短棍划過弦間。不過，他似乎著迷於織布機發出的不尋常的音調，這是墨西哥藝術家塔尼亞·坎迪亞尼（Tania Candiani ）和當地樂器製作者們合作的作品。「什麼樣的藝術家會用這樣的玩意演奏音樂？」他百思不得其解。
（本文作者Vindu Goel，文中圖片由Atul Loke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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