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起初只是革命黨人倉促發動的一場臨時性軍事行動，稱之為兵變也不過分。就像孫中山之前在華南地區策動的多次起義一樣，很多人認為這次也會很快被清廷撲滅。所以，武昌之變的消息傳到北京，攝政王載灃起初並未認識到危機已至，滿以為派出大軍就可以蕩平叛亂，命陸軍大臣蔭昌率陸軍兩個鎮南下，會同海軍及長江水師赴鄂會剿。

後面的歷史，大家都知道，武昌的星星之火，成為全國燎原之勢，最後大清帝國被迫退出歷史舞台。很多人在考察這段歷史的時候，將其原因歸結為袁世凱出山之後，與革命黨合作，內外夾攻，逼迫滿清退位。其實，這都是事情的表象，大清已經到了不得不亡的時候了，即便沒有袁世凱，甚至沒有武昌起義，也該崩潰了！

原因何在呢？答案只有一個：大清沒錢了！

大清沒錢了！大清沒錢了！大清沒錢了！重要的事情說三遍。

武昌起義

這事還得從大清朝最後那次大改革——清末新政說起。所謂改革，都是因應現實危機的，本質上說是一種倒逼行為。洋務運動，是因為第二次鴉片戰爭讓滿清諸公開了眼；戊戌變法，是因為甲午戰敗；清末新政，則是因為庚子國變引發的全面危機。

不得不說，1901年啟動的清末新政，大清朝是有改革願望的，也是有不小的改革誠意。為了全盤設計改革方案，1901年4月，朝廷成立了督辦政務處，就全面改革進行整體規劃。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使得「君主立憲」政治制度成為朝野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大共識，似乎只要立憲了，萬事就OK了。

於是乎，1906年9月慈禧下詔預備仿行立憲，並於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和《逐年籌備事宜清單》等法律文件，規定次年進行中央資政院與地方諮議局的選舉，並計劃以九年時間籌備立憲。後來有人說，清廷的預備立憲是騙局，其實這種說法有點不厚道了，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專制主義歷史悠久的國家而言，九年的時間，是比較穩妥的。與此同時，地方自治、內外官制都次第開始了改革。

《欽定憲法大綱》

深感軍事實力不行的大清朝，也在進行一場規模空前的軍事現代化改革。1903年，清廷成立練兵處（後來併入陸軍部），1907年設計了一個編練36個鎮的新軍建設方案，計劃建立一支總人數達到45萬人的現代化常備軍。

雖然從洋務運動開始，朝野內外就有很多人倡導重商主義，倡導發展實業經濟。但是，在洋務運動那種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下，民營經濟很難有生存發展空間，清廷的官營經濟又承擔不了促進社會財富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責任，所以大清的經濟並未實現自強。

清末新政期間，也是為了開拓政府財源，朝廷先後頒布了《商人通例》、《公司律》等一系列法律，政府政策從限制私人資本轉向了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民營企業迎來了第一個春天。

在教育層面，從1901年就開始改革傳統科舉制度，包括廢除八股文、改建書院為西式學堂以及鼓勵出國留學，1905年之後，更是廢除了長達1300餘年的科舉制度。取代科舉的是各級西式學堂的建立，西方式的學校教育在中國開始成為主流。

清末新軍

除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大清的這次改革還涉及很多層面，廣度空前，力度也空前，是一場全面而又深入的改革運動。這場值得肯定的改革本身沒有什麼問題，但是改革是需要成本的，最大的成本就是錢！

對於以維護統治為最大價值的清朝而言，軍事改革是各項改革中最為迫切的一個，這也是財政成本最高的一項改革。就拿編練新軍來說，每建一鎮的費用為白銀100餘萬兩，每年常規經費為200萬兩，則全國編練36鎮新軍的建軍經費與一年的軍響就達到1.2億兩左右。

截至辛亥革命爆發前，全國共編練新軍26鎮，每年所需經費為5200餘萬兩。以1911年為例，在3億多兩財政支出預算中，軍費達到8500多萬兩，佔28. 5%。

除了軍費，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電報建設，地方自治里的巡警、學堂、司法等項事業都需要花錢啊！還是1911年的數據，還是那3億多兩財政支出預算，交通、實業等近6300萬兩，佔21.7%；地方自治三項支出為4000多萬兩，佔13. 5%，再加上28.5%的軍費預算，新政經費就佔了全年財政預算的2/3了。

清末股票

注意！上述的數據僅僅是預算，在實際財政支出中，僅直隸等九省新政各項費用預算就高達4. 18億兩白銀，超過1911年全國財政總支出。

除了改革成本之外，大清朝還要承擔以往的巨額戰爭賠款。《辛丑條約》規定的向列強賠款4.5億兩，加上利息一共是9.8億兩！大清的財政收入一半就要用於償付庚款！除了庚子賠款，以往還有拖欠的甲午戰爭給日本人的賠款！

大清朝的財政壓力可謂壓力山大！朝廷從哪兒搞錢呢？傳統的稅收項目就是田賦（包括地丁與錢漕）、關稅（包括海關稅與常關稅），以及鹽課。這些稅源的挖掘已經到了極限，其中關稅還抵押給了洋人作為賠款擔保，再增加，恐怕就要釀成民變了！

在傳統社會，朝廷一旦遭遇財政危機，就有可能搞出一些非常規手段，譬如賣官鬻爵，似乎是從東漢漢靈帝開始的。大清朝也有這種制度，就捐官，允許有錢人拿錢買個官職虛銜，其收入叫官捐。

「官捐」是大清朝可做不願說的重要財源，但在新政改革的語境中，又顯得沒有合理性，不符合政治正確的價值觀。所以，1901年改革啟動的時候，曾經一度廢止官捐；1903年又恢復了，到1906年再度廢止。廢止賣官鬻爵當然正確，但是對當時的大清而言，無疑是砍掉了巨大一塊財政收入！

清末紙幣

除了「官捐」，還有一項非正義的財政收入——鴉片稅！鴉片戰爭之後，鴉片貿易在中國就漸漸呈現合法化狀態，而且鴉片收入也慢慢成為清政府一項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1901年新政之後，禁絕鴉片成為朝野內外的一種呼聲。

但是，鴉片禁絕不是簡單的問題，不僅面臨地方官員、煙農與煙商的阻撓，而且從中央政府角度看，土葯（國產煙土）、洋葯（進口貨）稅厘達到2000多萬兩，所佔總收入比重超過10%，若貿然禁絕必將導致赤字進一步飄升。

為了因應財政危機，清政府也採取了很多開拓利源的措施，譬如強化財政集權，將地方財政權力統歸中央；向洋人借外債；鑄造銅元，稀釋社會財富；增加商業稅等等。但是，這些措施也引發新矛盾，尤其是中央財政集權，激化朝廷與地方督撫的矛盾。

儘管朝廷用盡辦法，但是依然解決不了財政危機，仍然入不敷出。新政期間，朝廷的財政赤字不斷增加，譬如1903年，大清財政收人與支出分別為1.05和1.35億兩，赤字為3000萬兩；到了1910年，累計的赤字已達8000萬兩；而1911年的預計赤字就達到4000萬兩，累計赤字更高達1.2億兩。

清末內閣（皇族內閣）

新政是一場社會現代化的改革運動，按理說，百姓應該是終極受益者。但是，新政的改革成本最終承擔者還是人民！地方政府要完成改革任務，就需要搞錢，怎麼搞錢，還是盤剝老百姓！新政實施前後，地方為了籌集新政經費，除田賦加征、鹽斤加價、厘金加課、土葯統捐外，還開辦了名目繁多的新捐，除加抽米捐、房捐、警捐、學捐、鋪捐、土膏捐等常見捐種外，甚至還有菜籽捐、煙酒捐、花捐、雞捐、沙捐、轎捐、靛捐等等，各行各業都不能倖免。

老百姓沒看到新政帶來的好處，反而被搜刮一遍又一遍。怎麼辦？當然是反抗了！新政帶來的經濟壓迫，引發了全國大範圍的民變。據統計，從1902年清廷籌備新政至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內地18省共發生民變事件1200多起，而超過3/4發生在1906年以後。民心不穩，地動山搖！在這種動蕩的時局下，孫中山那些革命黨人的活動更為活躍，也更容易得到社會響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之後，朝廷的第一反應當然是鎮壓。但是，要動武，就需要花錢！即將激增的軍費開支，左右支絀的大清財政，這樣的境地，隨時都要崩盤！

清末新軍

戰端一開，全國恐慌，最嚴重的是金融恐慌！大清、交通等國家銀行也面臨信用危機，全國各地的儲戶紛紛停用紙幣，爭兌現銀。1911年10月24日，兩江總督張人駿、江蘇巡撫程德全電告清廷：

自鄂漢兵亂，各埠匯兌不通，滬市人心惶惶，連日爭提現銀，並以鈔票換現洋，搜括一空，風潮極大，銀行、錢業以變起倉猝，未及預備，均將擠倒。

上海是全國金融中心，不僅是上海，擠兌風潮在全國是普遍現象，甚至在山東還發生了「因爭取錢票，踏死一人」的事情。大清和交通這些國家銀行，為了穩定局面，也向市面投放現銀，但是幾百萬的銀子扔進去，就是杯水車薪，毫無作用！拿錢去穩定金融，又意味著軍費那邊更要沒錢了！

屋漏偏風連陰雨！除了革命黨人起事之外，1911年，全國還發生大面積的災荒，可謂饑民載道，流離失所。武昌起義爆發後，清政府立即電告各省督撫等：「現在人心浮動，伏莽甚多，又值連年荐饑，災民遍野，殊屬可慮，危宜嚴防勾結響應。」清廷擔心災荒產生的流民與反清勢力結合，但是這種擔心也沒有任何意義，防範是防不住的！活不下去，不如鋌而走險，這是中國歷史的經驗！

清廷退位詔書

財政就要崩盤了，正如1911年12月底，大清度支部自己說的：

現在時局危迫，庫款告罄，······倘不速籌的款，則嘩潰即在目前！

為了防止「嘩潰」，清廷也做了最後的努力。譬如說，向洋人再借款。1911年下半年，列強諸國大多已經看空清廷，不願意做這種可能一去不回的風投了，所以借款成效也是寥寥。借外債不行，大清就借內債。1911年11月，清廷發現「愛國公債」計劃得到資政院批准。但是，在人心浮動、社會動蕩、金融恐慌的時代，誰願意拿錢出來買隨時可能完蛋的大清國債呢？所以效果也是很慘淡。

清廷的種種財政金融應對措施最後都是失敗的，搞到最後，竟然慘到變賣祖宗財產來紓解危機了。1911l年12月底，朝廷竟然將貯存於瀋陽故宮和熱河行宮的御用瓷器等拍賣，「變價充餉，以救目前之急」。偌大的一個大清朝，財政破產，竟然慘到這種地步，即便沒有袁世凱逼宮，完蛋也是須臾之間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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