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請不要叫我「氫彈之父」！

一個月前，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現場宣讀100位「改革先鋒」名單時，第一位便是——于敏。

鏡頭掃過主席台，卻沒有看到那位頂著光亮的大腦門、戴著厚厚的黑框眼鏡、總是笑眯眯的「老頑童」，心下便不由得一驚——即將過去的這個戊戌年，我們已經送別了太多的耆老名宿，千萬別再……

不料，16日下午，便得到了于敏先生去世的噩耗。

翻看各類媒體的報道，「氫彈之父」「于敏構型」之類似是而非、于敏先生生前就十分反感的字眼充斥其間，讓人覺得還是應該操起鍵盤，替老先生說些話。

【1】「國產專家」兩次改行

在23位「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中，于敏先生和「東方紅一號」衛星總體技術負責人錢驥先生是僅有的兩位沒有留洋背景的科學家，又是最早投入到新中國科技事業的拓荒者，再加上于敏先生姓氏筆畫最少，所以，一般來說，總是把他排在首位。

1999年9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表彰為我國「兩彈一星」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並授予他們「兩彈一星功勛獎章」，于敏就是代表23位獲獎者發言的那位。

那年，新中國50歲，于敏73歲。

1926年，于敏生於河北省寧河縣蘆台鎮（今天津市寧河區），家境艱難。從耀華中學高中畢業前，當小職員的父親又失業了，家裡無力供他繼續求學。

幸好得人介紹，由天津啟新洋灰公司資助繼續完成學業，但條件是，必須投考公司所需的機電專業。

1944年，于敏考入北京大學工學院電機系。兩年後，他懷著對物理學的濃厚興趣，婉言辭謝了洋灰公司的資助，靠著微薄的獎學金，轉繫到北大理學院物理系繼續學習。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績成為新中國成立後北京大學第一屆畢業生。

北平的和平解放，為于敏繼續學習研究提供了條件。他以當時物理學前沿的「量子場論」作為研究方向，先後師從張宗燧、胡寧兩位導師，並被北京大學聘為助教。

1950年5月19日，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即401所，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前身）成立，吳有訓任所長，錢三強任副所長。

雖然是剛成立的基礎研究機構，但錢三強卻大膽設想，要將近代物理研究所建設成世界一流的核物理研究所。

1951年，錢三強親自點將，25歲的于敏從北京大學調入401所，被分在彭桓武領導的原子核理論研究組，從「量子場論」轉入「原子核理論」研究。

面對全新的研究領域，于敏心無旁騖、埋頭其中，不久，便與同事們辦起了原子核理論培訓班，為新中國培養了第一代基礎核理論科技人員。

1年後，于敏完成了自己學術生涯中的第一篇重要論文、也是他的研究生畢業論文：《核子非正常磁矩研究》。

他和楊立銘教授合著的《原子核理論講義》成為我國第一部原子核理論專著，隨後開展的重原子核殼結構理論、粒子能譜研究等均取得突破性成果，錢三強稱讚說：「于敏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

在談起那段經歷時，于敏說：「青年人選擇職業和專業方向，首先要選擇國家急需的。個人的前途命運與國家的興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才會有所作為，才會是一個無愧於祖國和民族的人。」

轉入原子核理論研究領域10年後，于敏再次面臨新的選擇。

1961年1月8日，核武器研究所（代號為二機部九局）在北京北太平庄成立，李覺任所長（局長）。

1月12日，一個雪後初霽的冬日，時任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將于敏請到了自己的辦公室。

面對愛將，一向直爽的錢三強開門見山，「組織上打算讓你參加熱核原理研究。」

所謂熱核研究，就是研製氫彈。

6年前的那個冬天，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專門研究我國原子能事業的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新中國的核事業從此起步。

1956年5月26日，蘇聯援建的「一堆一器」開工興建。短短兩年多，北京西郊坨里的荒灘野嶺間崛起了一座原子科學城，成為我國第一個比較完整的、綜合性的原子核科學技術研究基地。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後獲諾貝爾物理獎）為團長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場論方面的學者代表團來華訪問，于敏的才華給對方留下了深刻印象。

朝永振一郎好奇地詢問：「於先生是從國外哪所大學深造的？」

于敏幽默地說：「在我這裡，除了ABC之外，基本都是國產的。」

日本專家由衷讚歎：「你不愧是中國的『國產專家』一號！」

1958年6月，401所 的喜報接踵而至：10日，我國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第一次得到質子束並且到達內靶；13日18時40分，我國第一座重水反應堆首次達臨界。

7月1日，《人民日報》一版刊登消息稱：「一堆一器的建成，標誌著我國已經開始跨進了原子能時代」。

然而，隨之而來的卻是中蘇交惡，蘇聯撕毀協議、撤走專家。面對危機四伏的國際形勢，獨立自主研製原子彈的「596計劃」成為極為緊迫的重要任務。

中央決定，原子彈要抓緊，氫彈理論探索也要先行一步。錢三強的任務，就是先把隊伍拉起來。

當時，原子彈研製正在緊鑼密鼓地推進之中，九所的中心任務就是早日炸響原子彈，4位副所長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朱光亞的全部精力也集中在原子彈上面。

為了不分散九院的人員和精力，錢三強考慮，把氫彈的預先研究任務安排在於敏所在的401所，增設「輕核反應裝置理論探索組」（簡稱輕核理論組）。

從一個純理論的、個體性強的基礎理論研究領域，轉到多學科交叉、應用性很強的群體性大科學領域，對於敏來說，不僅意味著需要重新適應和學習，還將拋棄十年來積累的聲望和地位。

望著錢三強灼熱的、充滿希冀的目光，于敏默默地點了點頭。

——從此，35歲的于敏在公開的學術討論中消失了。

【2】「于敏構型」從何而來？

氫彈原理說起來並不複雜。

早在1941年，美國核物理學家泰勒就提出了可以利用原子彈爆炸的能量，點燃氘、氚等輕核，從而發生自持聚變反應，瞬間釋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

用來為自持聚變反應創造條件的起爆核裝置，稱「甲球」、「初級」或「扳機」；用來為自持聚變反應放出能量和中子，並誘發重核裂變反應放出更多能量的氫彈主體部分，稱「乙球」、「次級」或「被扳機」。

然而，落實到具體試驗中，則涉及到等離子體物理、凝聚態物理、爆炸力學、流體力學、輻射輸運、應用數學和計算數學等眾多學科領域。

在那幾十億分之一秒的時間內，產生比太陽溫度還高的大爆炸，所需要的數學模型和計算量都是天文量級的。

而于敏們的工具，卻只有計算尺、計算器，甚至算盤和稿紙，唯一的一台電子管計算機，要用來保證原子彈計算的急需，每周最多只能讓氫彈小組用16個小時。

這個時候，于敏的本事就脫穎而出了。他最擅長的是在紛繁複雜的物理現象中抓住最本質的部分，運用邏輯推理和數學敏感形成基本判斷，從而少走了不少彎路。

一次，大家從情報資料中了解到國外某新型實驗截面獲得成功的消息，截面數據非常理想，但可信度卻沒什麼把握。

按照國外數據重複進行實驗驗證，必將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于敏苦苦思索了兩天，向研究組報告了自己的判斷——

「任何情況下也達不到情報中提供的截面類型，任何截面反應也得不到情報顯示的試驗數據。這純屬外方誤導！沒必要在這上面浪費時間。」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毛澤東指示：「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

1965年1月，于敏、黃祖洽等31名青年專家從401所調入核武器研究院（即第九研究設計院，簡稱九院，1964年3月由九所改建成立），于敏被任命為研究院理論部副主任，主任是鄧稼先。

當時，九院生產部、實驗部、設計部已全部進入青海「221」基地，組成「312」設計分院，只有理論部暫留北京。

九院的老人們回憶說，那是理論部的黃金時代。4層的灰樓經常徹夜燈火通明，鄧稼先發動大家自由討論，並借用當時的政治術語，戲稱為「大鳴大放」。

彭桓武、鄧稼先、周光召、于敏、黃祖洽、周毓麟等專家的學術報告一場接著一場，小小的報告廳經常被擠得水泄不通，「比聽戲都熱鬧」。

討論的過程中，產生了形形色色的氫彈原理設想，但最後基本上都被否定了。

1965年9月到當年年底，38歲的于敏帶著40多名比他更年輕的研究人員組成的科研小組，來到上海華東計算機研究所，利用該所的J501計算機（運算速度每秒5萬次，是當時國內速度最快的計算機）開展增強型原子彈優化設計任務。

經過100天沒日沒夜的艱苦鏖戰，消耗了幾十公里長的計算機紙帶，于敏帶領大家在攻克增強型原子彈模型設計的同時，不斷遇到新的物理問題，不斷提出新的設想，不斷深化對熱核材料燃燒過程特點規律的認識和把握，最終發現了自持反應的關鍵條件，攻下了氫彈原理設計的第一關。

按照于敏的設想，科研小組共計算出兩類3個不同模型，又通過系統驗算，終於形成了一整套從原理到材料和構型的完整物理方案，一舉突破了氫彈理論。

大家歡呼雀躍，于敏也十分激動，當即給在北京的鄧稼先打電話：

「老鄧，我們幾個人去打了一次獵……打上了一隻松鼠……」

我猜，生性幽默的于敏意思是說——本來是想去打老虎，老虎沒打著，打了只小松鼠。

鄧稼先一聽就明白了，忙問：「你們美美地吃了一頓野味？」

「不，現在還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標本。」

「為什麼？」

「我們有新奇的發現，它身體結構特別，須要作進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們人手不夠。」

「好，我立即趕到你那裡去……」

第二天一早，鄧稼先就乘飛機趕到了上海，一下飛機就直奔機房。

年輕的科技人員圍著鄧部長，嘻嘻哈哈地叫著：「老鄧請客！該老鄧請客！」

這位著名的「娃娃博士」高興地合不攏嘴，又是遞煙，又是撒糖，心甘情願地帶著大家到外面餐廳美美地吃了一頓螃蟹。

之後，于敏又帶著理論部的同志奔赴青海，與實驗部、設計部、生產部的同志合力攻關，終於在1966年12月28日順利完成了氫彈原理試驗。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時20分，新疆羅布泊上空出現了「兩個太陽」，中國首次大氣層全當量氫彈空投試驗獲得成功，實測數據表明，爆炸威力達到了330萬噸梯恩梯當量。

這是中國的第六次核試驗。

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爆炸，美國用了7年3個月，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7個月，中國用了2年8個月，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那天，從不喝酒的于敏在戈壁灘上醉倒了。

【3】「氫彈之父」可以休矣

從剛才的故事中，不難看出於敏先生為我國氫彈研製作出的卓越貢獻。然而，對於別人送上的「氫彈之父」這頂高帽子，老爺子卻向來是堅辭不就。

1985年，「氫彈突破及武器化」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獲獎者中名列第一位的彭桓武先生，領獎回來後就把獎牌上交給了研究所，並在日曆上寫下這樣一句話：集體集集體，日新日日新。

1987年五一節前，國務院授予于敏「全國勞動模範」光榮稱號，這是于敏隱姓埋名27年後第一次出現在人們面前。

有人問他是怎樣攻克氫彈原理的，于敏說：「研究氫彈原理的是一批科學工作者，參加設計、實驗的人就更多了，要說攻關，是集體攻關，我只是其中一個卒子。」

無獨有偶，我國核試驗基地首任司令員張蘊鈺將軍、我國首次核試驗技術總負責人程開甲先生，都曾被人尊稱為「核司令」，張老、程老也都是聞言擺手：

「兩彈一星」靠的是中央的堅強領導，周總理、聶帥的組織協調，千千萬萬人的默默奉獻，要說「核司令」，除了周總理，誰敢當此稱號？

2014年，于敏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有記者採訪時又提到了「氫彈之父」這樣的說法。於老爺子連連拱手說：

「拜託你們了，千萬不要稱我為『氫彈之父』，那樣我會很難受的。」

他還解釋說，核武器物理設計的核心問題是輻射流體力學方程組和材料特性方程組的耦合求解問題。

在這個核心問題的周圍，涉及等離子體物理、原子分子物理、加速器物理、凝聚態物理、爆炸力學、熱力學、光學（高速攝影及光子學、光譜學、激光物理等）、化學（放射化學、固體化學、核化學等）、計算機科學（巨型計算機、大規模科學計算方法等）等十餘個大類上百個小類的學科體系。

這些學科編織成一張互相交叉的學科網路，幾乎每一個關鍵問題的解決，都需要多個學科的協同。一個國家，要建立如此眾多的學科門類，在每一個學科都有相應的人才，需要相當強大的基礎國力。

正因如此，核武器，只能是大國的專利。

當年，中央專委要求，我國第一顆氫彈要實現兩個目標：當量要達到和超過100萬噸TNT，重量不得超過1噸，簡稱「1100」。

半個多世紀以來，參加研製的領導者和科技人員都稱這第一顆氫彈為「1100」，卻從未有過什麼「于敏構型」之類的說法。

突破氫彈原理的輝煌成績，在於敏先生眼裡只是「做了一些有用的工作」。

「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沒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搞了一輩子核武器，于敏先生卻說，自己是一個和平主義者。

「我當然不願意打仗，我打心眼裡贊成核武器最好都徹底銷毀、完全禁止。可是，在50年代，核大國幾次威脅要使用核武器來打我們，你要想不受人家欺負的話，就不能沒有核武器。」

他說，自己永遠都不會忘記曾經的民族屈辱——在天津上中學時，每次經過日本軍營，都要被迫向那面膏藥旗鞠躬行禮。

正是因為懷抱著對和平的強烈渴望，才讓本有可能走上科學巔峰的他，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默默無聞的核武器研發。

作為著名的「國產專家」，于敏先生並不以此為榮，甚至有些遺憾。

多年以後，他還曾對人說：「如果生在現在，重新上大學，我當然會留學。」

他還說，「土專家』」不足為法，科學需要開放交流和廣闊視野，但留學後須「回國再給國家做點事兒」，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來，落葉歸根只能起點肥料作用，應該開花結果的時候回來」。

多年以後，當自己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藍可即將畢業時，于敏並沒要求她留在身邊做研究，而是希望她出國留學，實現自己的「留學夢」。

「但是，他還是一如既往地強調獻身祖國。」藍可說，「於老師建議我出國兩年，開過眼界後就回國作貢獻。」

于敏先生家中的客廳里，長年懸掛著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這也是於先生一生堅守的座右銘。

他從幼年時期就酷愛古典文學，能整首整首地背誦詩詞名篇。在核試驗場，他和陳能寬兩人，一人一句背誦《前後出師表》，被大家傳為佳話。他和鄧稼先、何祚庥都是京劇迷，三人還經常跑到戲院門口「釣」退票、飽耳福。

於先生最崇拜的歷史人物是岳飛和諸葛亮，他教孫子背誦的第一首詞便是岳飛的《滿江紅》：

「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

1986年，于敏對世界核武器科學技術發展趨勢作了深刻分析，認為美蘇等國的核戰鬥部設計水平已接近極限，再多做核試驗，其性能也不會有很大提高。

為了保持自己的核優勢，限制別人發展，他們很可能會加快核裁軍談判進程，全面禁止核試驗。倘若那時我國該做的核試驗還沒做，該掌握的數據還未得到，核武器事業可能功虧一簣。

他和鄧稼先商量後，及時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國核試驗的建議。

事實證明，這項建議對中國核武器發展起了重要作用。1992年，美國提出進行全面禁止核試驗的談判；1996年，我國簽署全面禁核試條約。

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長鬍思得說，那次上書，為我國爭取了10年用於提高熱核武器水平的時間，其意義絕不亞於氫彈原理的突破！

1988年，于敏從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長的崗位上退休，只擔任顧問，但這個「顧問」卻從不坐等別人來問。

退休後不久，他就與王淦昌、王大珩院士一起上書中央，建議加速發展慣性約束聚變研究，並將它列入中國高技術發展計劃，使中國的慣性聚變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

1999年，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表彰「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73歲的于敏先生寫下一首《七律·抒懷》：

憶昔崢嶸歲月稠，朋輩同心方案求。

親歷新舊兩時代，願將一生獻宏謀。

身為一葉無輕重，眾志成城鎮賊酋。

喜看中華振興日，百家爭鳴競風流。

2014年1月9日，89歲的于敏先生榮獲國家最高科學獎。這與其說是對老先生的褒獎，不如說是對後來者的激勵。

——那個風雷激蕩的年代已經遠去，我們需要更多新時代的于敏。

斯人已逝，功勛不朽，

事業永續，精神常青！

（文/觀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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