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繼延：上海湘商-歷史輝煌與當代

文史 01-19

伍繼延在上海市湖南商會2018年會的講話

2010年5月1日到10月31日，在曾國藩創建的清政府最大的國營企業江南製造總局原址上，上海世博會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上海也重新回到了世界城市的行列。

中國商業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兼湘商文化分會會長

上海世博會的中國館非常宏偉，裡面的內容博大精深。每個去參觀世博會中國館的人，最深的印象是什麼？我們很容易就被那個牆上會動的《清明上河圖》所吸引，我們每個人都迫不及待地欣賞去了。但是請放緩你的腳步，注意一下你走過的那一片玻璃地板，進入那個《清明上河圖》大廳的走道上，那個玻璃地板下面恰恰就是湖南澧陽平原城頭山遺址的一個縮小的模型。

為什麼世博會中國館的第一個景點是城頭山遺址？因為這是現在考古發現的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城市文化的遺址，距現在已經有7000多年了。不僅僅是全中國、而且是全人類最早的，被考古學界公認的最早的城市遺址是在我們湖南發現的。

再舉個例子，大家到了世博會中國館，跟湖南有關的還有雜交水稻，世博會的中國館裡面有一個地方種了一點雜交水稻，非常打眼。那麼，雜交水稻為什麼誕生在湖南？恰恰是因為我們有一個非常深厚的稻作文化的傳統。過去的考古學界認為，中國的水稻種植是從印度、東南亞學過來的，結果也是在湖南道縣的玉蟾岩發現了全世界最早的種水稻的遺址。

這些都是有文字記載之前的歷史，城頭山遺址是7000年左右，玉蟾岩稻作文明有上萬年的歷史，這是按照現代的考古方法測定的年代，是有科學依據的。換句話說人類最基本的兩個需求，一個是吃，一個是住，在全世界範圍內最早的遺址，都是在今天的湖南這個地方發現的。

我們講一個文化優不優秀，就得回溯這個文化的基因怎麼樣。蚩尤雖然是傳說中的一個人物，但是我們現在通過考古發現，越來越證明那個年代是真實的，那個年代長江流城的文化遠遠超越了黃河流域的文化。

湖南安化梅山蚩尤界

我們在神話傳說和屈原的《楚辭》裡面讀到的那些描述和我們現在看到的湖南很多本土的傳統文化，仍然傳承下來的那些文化，我們可以稱之為湖湘文化的父系文化。

屈原是楚文化培養的一個最優秀的人，湖南這塊土地以博大的胸懷接納了這麼一個孤獨的流放者，以我們的文化滋養熏陶他成為一個偉大的詩人，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楚辭》。屈原所帶來的楚文作為一種外來文化，我們姑且稱它為我們湖湘文化的母系文化。有如此傑出的基因融合，我們的湖湘文化神不神奇？大家回過頭來看這兩個文化的源頭，再來看今天湖南人的特點，不就是這四個字嗎？是崇文，一個是尚武，蚩尤的尚武傳統屈原的祟文精神，湖南精神就是＂崇文尚武」。這種崇文尚武的精神，使湖湘文化在每一次大的文化轉型的時期都有優秀的表現。

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帝國主義。

第一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魏源先生，在《海國圖志》中發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孤獨吶喊：認為＂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之」，把學習西方的「長技」提高到關係國家民族安危的大事來認識，在當時社會上發生了振葺發聵的重大影響。但是＂制夷」的思想，仍然不承認西方現代市場經濟工業文明全面領先中華農耕文明的事實，只是希望通過「師夷」學習其器物層面的技術來挽救王朝的危機。

湖南人：魏源

在舊大陸沉陷的滄桑和新時代來臨的抉擇中，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為主將，打出「富國強民＂的旗號，發動「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近代改革開放的艱難起步：征戰天下的湘軍統帥，轉而成為經營天下的國之重臣。

湖南人：郭嵩燾

郭嵩燾第一個出使西洋走向世界，更是提出「中國當三百年強盛，第一個百年學器物，第二個百年學制度，第三個百年改人心＂的驚世夢想！

湖南人：曾國藩

今天，漫步在世博會場館區，已無法再現湖南人曾國藩及其門生安徽人李鴻章的＂洋務作品＂ー一江南製造總局，這是1867年開建的亞洲最大的軍工企業。在這裡，曾經誕生了中國第一艘機動兵輪、第一磅無煙火藥、第一門工業火炮和第一爐鋼、第一台萬噸水壓機、中國第一艘潛艇、第一艘自行設計的遠洋貨輪和第一艘航天測量船。當初有輪船廠、鍋爐廠、槍廠、炮廠和鍊鋼廠等16所分廠及房屋2000餘間，周邊建起一批民族工業及新式學堂，修築了鐵路和公路。港口貨運繁忙，人煙密集，成為上海華界興旺地帶。

沿製造局北行，當初製造局路102弄是1886年建成，面積達2885平方米的湖南會館。順昌路221號是成立於1916年的湖南旅滬同鄉會、湖南旅滬子弟小學。會館與同鄉會對鄉胞急難多能挺身，諸如介紹職業、提供食宿、救濟急難、代申正義等，對社會上自然文害等突發事件亦能援手。湖南會館還附建有奉祭已羽化升仙的瞿饗苓的瞿真人廟，民國年間慶察活動漸趨改良，湖南會館和瞿真人廟中增奉黃興、宋教仁、蔡鍔等湘籍革命家。會館與同鄉會舉辦醫院、學堂等益事業，經費主要來自商號捐募，為使經費保值並解常費缺用之困，二三十年代開始參與房地產等經濟活動。1920年，湖南旅滬同鄉會在霞飛路創辦的《天問》周刊，是湖南人的精神高地。

上海總商會會長：湖南人-聶雲台

在湘軍後代中，在上海最成功的湘商就是聶雲台。他三歲時即隨父親聶緝榘（執掌凊政府最大的國營企業江南製造總局總辦職達8年之久）來到上海，在江南製造局廣方言館學習。其母曾紀芬，是湘軍和洋務運動的領軍人物、曾國藩的滿女。他並沒有像外祖父、父親那樣步入仕途，而是自棄科舉，跟老外學習化學、電氣、土木，然後赴美國遊學深造，1904年回國，在上海組建復泰公司，1909年，聶雲台以317500兩銀價，購入華豐全部股份，使其成為聶家的獨資企業，易名為恆豐紡織新局（即恆豐紗廠），親任總經理。恆豐的成功使聶雲台在工商界聲譽鵲起，不久被選為上海棉業公所總理，迎來了他個人事業的巔峰。1920年8月，上海總商會進行換屆選舉，41歲的聶雲台脫穎而出，被推選為總商會會長。

聶雲台上任後，迅速展開了一系列的商會革新措施。他集中一批企業家，組成了財政、交通、陳設、公正等八個專門委員會，充實並健全了商會的職能。從1921年起，總商會連續三年舉辦了三次規模宏大的國貨展覽會，推動了民族工商業的發展。聶雲合還興辦商業補習學堂和工商圖書館，出版了《上海總商會月報》。1921年他聯合張騫穆藕初、榮宗敬、徐靜仁，創辦了中國鐵工廠，同時，還與姚錫舟等集股在江蘇崇明建大通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與孔祥熙、陳光甫等辦中美貿易公司。另外他還創辦了恆大紗號、上海紗布交易所、長沙協豐糧棧。聶雲台是當時上海工商界的領袖，被「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陳獨秀在《新青年》推許為＂工業巨子」。

1921年10月，聶雲台和黃炎培在上海召集來自17個省的代表，召開全國商會聯合會與全國教育聯合會的聯席會議。會議歷時6天，形成了9個文件，其中的《對內宣言》不僅有否認未經國會同意的不平等條約的內容，還有停止內戰，整頓財政，廢督裁軍組織國是會議的要求。1922年5月，聶雲台以上海總商會名義組織＂國是會議」，制定了《國是會議憲章草案》，該草案是一部仿照西方聯邦國家的憲法起草的，頭條宣稱：中華民國為聯省共和國，對於國權、省權都做了明確的界定，其核心在於防止中央侵害地方權力。這個要求發展地方經濟、禁止和避免獨裁的憲法草案，儘管未被北洋軍閥政府所承認，但在中國憲法史上留下了不滅的光點。

1919年，聶雲台還有一件鮮為人知的軼事一一資助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羅章龍在回憶錄談到：「蔡和森以個人名義向上海資本家聶雲合請求幫助，聶允其請，捐干元作蔡氏全家赴法用費，使得成行。＂李維漢曾對李俊臣說，他當年赴法也得到上海聶老闆300元大洋的支援，得到資助的還有其他人。

1919年6月，聶雲台與王正延、吳善卿、陳光甫、錢新之、李國欽等創辦了大中華紗廠。新生的大中華紗廠處處標新立異求新，求大，求強，從英國購置了一流的機械設備，採用了當時最先進的技術，廠區設在吳淞鎮，規模前所未有，堪稱中國的模範工廠。

1923年，外國資本卷士重來，一戰期間中國民族紡織業的黃金時代開始褪色，華商棉紡業陷於慢性危機，1924年8月21日耗資300萬兩白銀建起的大中華終於以159萬兩白銀的低價盤給了粵商郭氏兄弟的永安公司（永安紗廠解放後改為上棉八廠）。屋漏偏遇連陰兩，他參與投資的其他事業也多處受挫，在中美貿易公司有30萬兩的虧損，中國鐵工廠、華豐紡織廠都陷於掙扎之中。1926年，聶雲台出任上海公共租界華董，此時已心力交瘁，大病一場，幾乎一病不起。病中的他已無法在商界穿梭，家族企業交給六弟聶其焜打理。

聶雲合1942年到1943年病魘中撰寫《保富法》，在《申報》上連載引起轟動：「數十年所見富人，後代全已衰落。…不肯取巧發財，子孫反能有飯吃，有興旺氣象；常人又以為全不積些錢，恐怕子孫立刻窮困，但是從歷史的事實，社會的經驗，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顧己，不留一錢的人，子孫一定發達。」

歷史上的＂湘軍「赫赫威名，但＂湘商」卻卻籍籍無名。儘管不成氣候不成商幫，但歷史上並不是沒有人關注＂湘商」，思考湘商」。

若道中華國果亡

除非湖南人盡死

湖南人：楊度

曾經提出「湘商」並有文獻記載的，是在歷史上被譽為曠代逸才＂同時又被稱為「變色龍＂的楊度。作為湘軍的後代，楊度中過舉人，參與過「公車上書」，當過清朝四品官員；和康有為、梁啟超、黃興是好友，跟汪精衛、蔡鍔、齊白石是同學；於恿袁世凱稱帝，贊同孫中山共和，救過李大釗，北伐時說毛澤東能得天下，是杜月笙的師爺；入過佛門和國民黨，最終由潘漢年介紹，伍豪（周恩來）批准，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位於上海的楊度之墓

1929年12月17日，楊度寫了一篇文章《長沙柳虎溪先生八十壽序》:「迄乎前歲，至滬忽遇長沙柳菊生君，則一真商人也。經商起家，全無假借，惟以才識過人為眾所信，故其事業日廣，兼及長江各埠。此在寧波、廣東商界誠不足奇，若在吾湘，實為僅見。上海向無湘商，有之自柳君始。楊度有感於他省工商成幫，而湖南官兵盛行，「無湘不成軍＂乃至＂無湘不成亂」，因而希望湖南改變風氣，倡導實業，變兵戰為商戰。不僅如此，楊度還身體力行，與梁煥奎、袁樹勛等人創辦了華昌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華昌公司生產純錦，運往歐美，聲價頗高，成色可與世界著名銻礦英京耶克遜的產品媲美，完全堃斷了國內銻產品出口，因戰爭而出足了風頭，成為清末湖南最有生氣的商辦企業。

湘商」的誕生，在楊度筆下，一開始就賦予了太多的歷史使命感：「余嘗與湖南人言，今旦世界，為經濟戰爭之世界，湖南人不競爭於工商，而唯做官與當兵之競爭，必對於國外而為外人所壓，對於國內而為閩、粵、江、浙之人所壓，其以淘汰而劣敗必矣。＂危難時期的湖南人，「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先以書生領軍、挽救危亡，再以憲政、大同理想安邦濟國，兼之以商業促進民生，實業報國，或文或武或政或商，無所不用其＂極」，讓人不勝感慨。

在今天，我們同樣擔負著從湘軍、到湘政再到湘商轉型的偉大使命。繼承先賢的志向，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改革開放以來，以2003年重慶湖南商會創立為標誌，廣大湘商開始努力建設湖南商會這個凝聚湖湘人才的新平台。經過十五年的努力，特別是2007年湖南省政府舉辦首屆湘商大會、會上伍繼延會長聯合上海湖南商會等發布《湘商宣言》後，湖南商會發展如如火如荼。通過我們大家多年以來的共同努力，包括連續舉辦湘商大會以及「湘商尋祖」等一系列活動營造的社會影響，湘商和湘商文化的發展得到了各方面的關注，2009年湘商更由於湘商文化的巨大影響力，被第二屆中華商幫大會評選為新十大商幫。

當時我和時任湖南省駐上海辦事處副主任上海湖南商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伍登國，代表湘商到蘇州出席第二屆全國商幫峰會，湘商被正式列入新十大商幫第九位，排在我們後面的是川商。應該說湘商進入新十大商幫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既是廣大湘商自身努力奮鬥，和湖南省委、省政府重視的結果，也和湘商在文化建設上取得的不俗成績分不開當下大家形成了ー個共識：第一，全力以赴推動湘商崛起；第二，依靠湘商崛起促進湖湘文化的全面復興；第三，湖湘文化新的復興將為中華民族的復興作出新的貢獻。

湘商最重要的資本是湖湘文化，是湖湘文化所賦予的心憂天下的責任意識、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經世致用的務實風格、兼容並蓄的開放心態和實事求是的誠信作風。湖湘文化的第三次復興是以「湘商」為基礎的:如同曾國藩之於湘軍，毛澤東之於湘政，種新的湖湘經濟文化則需由一群商人來建立，這才是湘商真正的意義所在。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今天，湖湘文化迫切需要一場歷史性的復興，而湘商的崛起將是湖湘文化復興新的方向，是湖湘文化新的希望。只有掙脫幾干年封建獨裁的精神枷鎖、脫離近年來原始積累急功近利的低級趣味、超越＂一個湖南人是條龍、三個湖南人是條蟲＂的性格宿命，才能開創湘商發展和湘商文化的輝煌。

湘商文化是以湘商群體為主創造的商業思想文化，而近現代以來的湘商文化則是以王船山思想為靈魂。湘商文化建設任重道遠，湘商的品牌發展如火如茶。為此，伍繼延發動中國商業文化研究會聯合中國國際商會湖南商會舉辦，並以2019年湘商文化始祖王船山四百年誕生為契機，聯合船山學社和湖南民莒經濟研究會等相關機構，擬在2019年5月10日舉辦《首屆湘商文化品牌大會@紀念王船山400周年誕辰活動》。

在隆重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上海湖南商會也迎來了第六屆換屆大會，謝東海會長率領的第七屆上海湘商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應當像我們的湖湘前輩那樣，在建設好湖南，發展好湘商的同時，為中華之復興，為實現中國夢，為新時代的改革開放，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附上海市湖南商會年會現場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