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長衛：我想跟你談談錢

澎湃新聞 湃客 朱一南

喜歡導演顧長衛的人太多了，尤其是我們這些文藝青年。

每年春天來的時候，不少人都要再看一遍《立春》，片子一開場，就會自然而然地跟著重複王彩玲那段旁白：「每年的春天一來，實際上也不意味著什麼，但我總覺得要有什麼大事發生似的。我的心總是蠢蠢欲動，可等春天整個都過去了，根本什麼也沒發生，我就很失望，好像錯過了什麼似的 。」

這個女人說好聽了是執著，擁有對抗整個世界的勇氣與力量；說不好聽是「瘋了」，擺不清自己的位置，不能審時度勢。當然也許真實的生活中不會出現王彩玲這樣的異類，但是那種在遇盡不如意、不得不向生活低頭的境遇是常有的，而王彩玲依然值得羨慕——她有精神世界的庇護。

哀而不怒，怨而不傷，卻讓人回想不斷。這是顧長衛拍電影的特點，而他的攝影作品也是如此。

看紅了眼，看白了臉

文藝不是不談錢，反而錢是一個最直接的去觸摸這個社會的媒介。

大約在2013年，顧長衛做起了攝影。他用微距鏡頭對準人民幣百元鈔，記錄下一系列超近距離關於「錢」的細節。在此，人民幣完全失去了原有的形態，就像在顯微鏡下看到的微觀世界一樣，紙幣的每一個局部都成為一個抽象的圖案。

「每個人都有機會接觸錢，它就放在你的兜里，可能你放在了你的心裡。這張普通而又不普通的紙，有一種難得的意味和魅力在裡面。」顧長衛說。大約2013年，顧長衛上一部電影《最愛》已經上映2年，在籌拍下一部電影《微愛之漸入佳境》，他的助理回憶，雖然那陣兒事兒不少，但在晚上會看到顧長衛一個人在工作室一角的幾盞燈下，沉默不語地對著人民幣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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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紙上捲曲盤繞的線條、數字、水印、人物形象，甚至油墨本身，以及人在紙幣流通中留存的痕迹都是他聚焦放大的對象。通過微距鏡頭，當百元紙幣上的局部有規律地呈現，那種精密的肌理讓人陌生而錯愕。而每幅作品也並非是隨意堆砌的一組「亂碼」。「X」和「Y」代表的是百元紙幣上的坐標，「F」表示錢幣的正面，「B」表示錢幣的背面。

「這些細節有些成漩渦形的運動，有些成線狀的排列，有些像極少主義的作品，只有隱約的痕迹和偶然的色點。也有近乎單色的平面，要仔細辨認才能看出淺淡的『100』符號。從整體上看，抽象的圖案是主要的效果，『抽象』似乎是潛在的主題。」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易英在看過這組作品後評價。

就在這張只有長約15厘米，寬約8厘米的小小紅色「道場」之中，顧長衛從表面一直想方設法摸到人民幣的內部，從而擁有了一個無限的圖像空間。一張普通的百元鈔票，天天在使用它，可能從來沒有人仔細觀察過它的形式。偶然的機會，在微距攝影的幫助下，顧長衛才發現它又那麼複雜、豐富和神秘的圖樣，而這種神秘性擁有讓很多人將自身的命運交給它的魔力——而這也正是消費社會中人的物化。

「在拍攝時，我就一隻手使勁兒摸錢，一隻手使勁兒摸自己的腦門。摸著自己的心口，一直到看紅眼，看白了臉。」顧長衛描述，「究竟看出什麼，我也說不清楚，但是我找到了一些去觀察、跟它對話的角度。小到個人，大到國家，有多少悲歡離合，陰晴圓缺，都是和錢有著直接或者間接的關係。」

沉靜的，也是有力量的

顧長衛剛來北京時特別瘦。1987年在跟張藝謀合作拍《紅高粱》時，當時演男主角的姜文看見他，「特別瘦，還留著點鬍子，眼珠兒基本上不動，還有一半藏在眼皮裡邊，我說，這是個什麼人呢？他說我叫顧長衛。」

那一年是張藝謀首次執導自己的電影，就找來北京電影學院的同學顧長衛擔當攝影師。在上學時顧長衛的專業就很好，1982年畢業後他回到西安電影製片廠做攝影師，擔任攝影一職，與陳凱歌導演合作《孩子王》，和滕文驥導演合作《海灘》，都讓他獲得了專業上的認可。後來有媒體問張藝謀，為什麼要找顧長衛？他回答說：顧長衛是攝影班的第一名！

《孩子王》和《紅高粱》的高水準表現，讓顧長衛收穫了1988年雙料金雞獎。而在此之後，他還和張藝謀合作了《菊豆》，和陳凱歌合作了《霸王別姬》，和姜文拍攝了《陽光燦爛的日子》以及《鬼子來了》等一系列中國電影史中閃光的佳作，其中《霸王別姬》還收穫了第46屆戛納電影節金棕櫚大獎，並獲得了第66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最佳攝影的提名。

1994年到1999年期間，顧長衛輾轉到美國好萊塢工作，先後參與拍攝了《迷色布局》、《浮世男女》以及《紐約的秋天》，之後決定回國發展。2003年，編劇李檣創作的劇本《孔雀》輾轉來到了顧長衛的手裡，而這也讓他成就了自己的導演處女作。

《孔雀》講得是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一個普通家庭兄弟姐妹三人命運遭遇的故事，卻讓觀眾感受到了作為時代囚徒的人們一邊生活其中、一邊建構囚牢的悲愴，頗具有第五代導演那些經典電影的氣質。而他也被業內稱為「遲來的第五代導演」。這部電影最終得到了崇高的榮譽：柏林電影節的銀熊獎。顧長衛正式以導演的身份進入公眾的視野。在《孔雀》之後，他又先後推出了《立春》《最愛》，等等。在執導的電影《立春》上映時，顧長衛曾接受媒體採訪說：「從小爹媽就教育我說『咱家的孩子沒啥出息』『咱家孩子不聰明也不會來事兒』，所以一直都沒什麼理想，老老實實隨大流就行了。我就特別想成為王彩玲（《立春》的主人公）這樣一個旗幟鮮明的理想主義者，為了自己的夢想去奮鬥，經歷那麼多與眾不同事兒。同時這也傳遞了一種價值觀，我自己做不到的並不意味著我內心深處不這麼想。電影給了我們這樣一個機會，去完成自己的一個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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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里的大象

100元紙鈔本身沒有價值，而讓它產生價值的是交易。

「我有時候觸摸著這張錢，會想每張紙幣都有自己不同的歷史經歷。」顧長衛說，而他奮鬥的三十年，也正是中國經濟最急速變化的三十年，「我對錢的感受，是建立在一個時間跨度基礎上的。這些年，人們對錢的價值，對錢的理解，交易的改變，是有很大變化的。」

這張紅色的紙片包羅萬象，有汗水、淚水與血水，也有蜜汁、苦水和狼奶。財富所遮掩的是一個空前複雜而大半面目未清的時代之困：物質追求為目標，道德底線被輕易穿越，心靈焦慮無處不在，身份認同事實顛覆。傳統與現代，個人與群體，不同利益之間的衝撞與拷問，讓這張紅色紙片的故事變得曖昧不明、前途叵測。往往，人緊捏著手裡的錢，卻忽略了「房間里的大象」。

「明天，你的期許或許都在這裡。可能是美滿，可能是罪惡，這個我說不清楚。」顧長衛說。在他的工作室中，沒有一幅被放大的電影海報，而這組作品卻被以整面牆為尺寸，一幅接一幅地懸掛著。

在激蕩的時代里，在跌宕的人生中，人最終能守住的財富到底是什麼？這是顧長衛電影里用故事包裹的精神之問，也是這組紅彤彤藝術作品，在他的工作室空間里敲出的落槌聲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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