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罪感與不安全感伴隨了他一生 家的破裂是他最擅長的題材

阿摩司·奧茲，以色列希伯來語作家，近年來諾貝爾文學獎呼聲最高的人選，2018年12月28日，因癌症去世，終年79歲。

奧茲

1939年5月4日，他出生於英國託管時期耶路撒冷一戶東歐猶太人移民家庭，後在胡爾達基布茲居住並務農，他還曾作為以色列國防軍士兵參加過六日戰爭和贖罪日戰爭。但奧茲從來沒有正面寫過戰爭，他的作品有《我的米海爾》《一樣的海》《鄉村生活圖景》等。憑藉《愛與黑暗的故事》，奧茲獲得2005年的「歌德文化獎」，並於2007年入圍「布克國際獎」。2015年，美國演員娜塔莉·波特曼將該書改編後搬上大銀幕。

《鄉村生活圖景》

奧茲生前多次來華，在中國擁有大量熱愛他的讀者。本文作者曾經對他進行過專訪，並專門到以色列探訪過他的家鄉。

阿摩司·奧茲來過中國多次了。我身逢的那一次，是2007年的夏天，在上海。正值颱風天，奧茲步伐緩慢，像是剛剛好不容易熬過了大風似的，但從他開口說話的那一刻起，我就起了一念：要去一次以色列，不為別的，只為看看那些以色列人。

負罪感，揮之不去

不知不覺，那時的我已是奧茲的一個常備讀者。《我的米海爾》《鬼使山莊》《愛與黑暗的故事》《莫稱之為夜晚》《黑匣子》……讀了不少，為了那次訪問，我還特地速讀了《費瑪》《何去何從》。《我的米海爾》並不是我最喜歡的書，可是，作為奧茲的成名作，它卻是一本標準的自傳體——可以看到奧茲全家的影子。平生第一次，我發現自己那麼願意同一個人說話，因為在見面之前，他已經用一些詩情畫意的文字，把自己及父老鄉親的種種事迹心曲，交到我心裡了。

他生於1939年，那時以色列還沒建國，但奧茲的父母都是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們來到巴勒斯坦地區，為創建猶太人的基布茲而奉獻青春和才華。書中主角米海爾的父親，就是奧茲本人的父親，他博覽群書，研究對象甚至延伸到了古德意志文獻，對古往今來每一個民族實現統一、建立國家的經驗，他都痴迷不已。

為一個尚不存在的民族國家而奮鬥，以它作為自己存在的理由，這樣的事業會帶給人怎樣的成就感呢？更讓我著迷的是，生在這樣一個家庭里，米海爾擁有的那些性格特點：嚴肅、自律、自我節制，對事對己都一絲不苟，很少迸發出笑聲。他很早就明了了自己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承繼父輩的基業，但他又深知，以色列為了建國，佔領了阿拉伯原住民的土地和房屋。他們將這塊地盤改造得山青水綠，他們的創業者氣質很能打動人，可是身外有阿拉伯強敵，心裡則長存罪疚。

米海爾的太太漢娜就背上了負罪感。他們生活在基布茲，這是個熟人社會，親朋街坊雖然都很友善，互助互愛，可是每個人內心隱秘的感情世界也免不了要被侵犯。漢娜要比米海爾更加敏感，每每在熟睡中，記憶追上來糾纏她：關於童年、家庭和個人身世的記憶。漢娜幼年和一對英俊的阿拉伯雙胞胎十分要好，但1948年，隨著阿拉伯人的離鄉背井，他們也杳無音訊了。漢娜時常做噩夢，在夢裡，雙胞胎拿出刀子追逐漢娜，把她看作一個背叛友誼的人。這是奧茲本人真實的體驗。

不安全感，始終擔憂「失去家園」

奧茲只能寫他自己，當2002年出版《愛與黑暗的故事》的時候，他是把他全部家當都搬出來了，他的祖父祖母、父親母親、他自己，三代人早就被他寫過好多遍了，而在親屬們都遠遠離去，他覺得自己重提舊事，臉上能夠浮現出微笑，而不是心痛或慍怒的時候，才提起筆來，從頭寫一部最長的。由於奪土建國的歷史污點，以色列人一向習慣「朝前看」，但奧茲這樣的左派作家一直保持著一個回望的姿勢。漢娜擔下了對阿拉伯人的負疚感，再用它來刺痛那些不願提及過去的男人，以色列的一切文治武功，都會因為漢娜或奧茲們堅持負罪的抉擇而失色。

奧茲完全是一個年事已高的米海爾，第二代以色列公民嚴肅克己的特徵，都寫在他那張溝壑縱橫的臉上，讓我想起中國人所說的「哀矜勿喜」。奧茲是愛國的，從來不會主張以色列退還土地，猶太人重新四散他鄉。但他說，我們建國是情非得已，我們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間貌似勢不兩立，實際上卻是一個創傷的共同體。我們總擔心土地得而復失，這種不安全感，是我們因建國而承受的代價。

我記得，奧茲說到「insecurity」（不安全）這個詞時，總是把音拖長半拍。這是一種集體命運，以色列人為此而團結，也為此而懂得哀矜勿喜的道理。在我的訪問中，他是這樣講的：

「你應該知道，在以色列，幾乎每個人都有一種很強的歷史感。在流亡的土地上，在頻繁的戰爭中，每一個猶太個體都成了關於『受害』的歷史學家。所以後來以色列的孩子們，每一個年輕人，他們都對歷史和政治有所了解，並受其觸動。中國可能不同，中華民族歷來沒有流亡的需要，你們也有艱辛的過去，有內戰，有革命，有各種各樣的災難，但始終是個民族整體。中國人不會沒有家，不管未來如何，中國仍然是中國。但對我們猶太人來說，我們的未來總是與『失去家園』這一危險相伴的。這便是區別所在，也是我覺得我的作品應該傳播到其他國家的原因：我希望中國人也能理解這種不安全感。」

耶路撒冷，陌生的故鄉

在場的其他人，也多有問到不安全感的，然而這個印象無非來自那些國際新聞。只有深入奧茲的故事之中，才能知道那是種怎樣的感覺。在他的處女作，短篇小說集《胡狼嗥叫的地方》里，奧茲用這樣的景物描寫，來敘說這片土地上的人所感受到的威脅：

「海上疾風來襲，將厚重無邊的喀新風撕扯出道道口子，冷風伺機而入。幾股柔風以略帶躊躇的姿態率先登陸，引得柏樹枝頭輕佻地陣陣戰慄，彷彿一股電流自樹根直往上躥，穿過樹身，撼動身體。」

他以形形色色的方式書寫風的威力，書寫草木在風下的戰慄，呼應著1960年代，以色列備戰備荒、草木皆兵的集體感受。「胡狼嗥叫」這個意象說明了一切：敵人就藏在自然環境里，每一頭嗥叫的狼都在提醒他們保衛家園和自己的性命。然而，敵人的存在也分化了以色列人，比如米海爾和漢娜就漸行漸遠，因為他們就這個國家、就猶太民族應該成為什麼樣子的看法發生了不可彌合的分歧。不是什麼人都願意背負罪惡感的，但以色列的特殊之處，就在於有很多人自覺地保護著內心的負罪感，在體驗不安全的時候，他們不憤怒，也不仇外，而是一再地內省並悲傷。

漢娜有一個表述，將不安全感和負罪感融合到了一起，那就是「這裡不是我的家」。「我不知道有誰會把耶路撒冷當成家園，」她說，「我寫下『我生在耶路撒冷』，卻不能寫『耶路撒冷是我的城市』。我不知道在俄羅斯庭院深處，在施耐勒軍營的牆後，在埃因凱里姆修道院的隱蔽所在，在惡意山上的高級專員官邸，有何種兇險在恭候著我。」

這裡面說到的耶路撒冷的地名，都是奧茲熟悉的。他就在耶城長大。1967年「六日戰爭」後，以色列奪回了耶路撒冷，可奧茲發出聲音說，這個城市令他陌生。他有一個中篇小說《惡意山》，以另一個女性的視角，講述了這種對家的陌生感的來源：一位受到復國主義感召的猶太人漢斯，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來到耶路撒冷謀求建設家園，而他的妻子卻在1947年年底，英國結束託管的前夕，投入了感情大盜瑟阿蘭將軍的懷抱。她並不是想跟著英國人走，但她實在是不覺得，耶路撒冷這個所有猶太人都心馳神往的聖地是自己的歸屬。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值得向一個八字還沒一撇的國家投入如此大的希望和忠誠。而且，她似乎也預感到，生活在這裡將沒有安寧可言……我說不清這其中混合多少微妙的心理，卻記得文字里渲染的氣氛。

家的破裂，他最擅長的題材

不安全感發生在真刀真槍的暴力之外，所以破裂的家庭是奧茲最擅長的題材。他從來沒有正面描寫過戰爭，甚至自然死亡，都不是他樂意觸及的景象。奧茲說過，他曾兩度嘗試寫戰爭，卻兩度陷入停滯，把已完成的篇幅廢掉了。他坦率地說，這個題目不但不能容納一點點的虛構和不真誠，而且「我的性格氣質不適合寫它」。在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中，他也到過敘以前線的戈蘭高地，目睹過死亡，心裡做好了沒法活著回去的準備，但越是如此，他越是發現自己寫不了戰爭。他對《紐約客》前主編大衛·蘭姆尼克說，戰爭之外的一切，「性、基布茲、慾望、日落、嚎叫的胡狼，我都能寫」。

奧茲是踏著母親足跡前進的人。他自己從15歲開始（其母在他12歲時自殺）生活在一個名叫胡爾達的基布茲里，一直到40歲之後，才因為幼子患有哮喘病，必須換一個環境生活，才搬到了沙漠小城阿拉德。但他經常回去，見見老鄰居、老熟人。他說自己從不寫真人真事，然而，別人都不這麼認為。他有個老鄰居，每次路過他家的窗前，都會先把頭髮梳理整齊，為的是萬一被奧茲看見，寫入小說里，自己的形象可以好看些。說真的，我不記得奧茲寫過的哪個人，無論外貌還是性格，屬於邋裡邋遢的討厭鬼之類，他似乎對自己的人物持有最基本的善意，這種善意，在他這裡，正是「哀矜勿喜」的一部分。

他現在也歸葬於胡爾達了。他的太太妮麗，在他落葬的時候放了一本書，又播了一支曲子。我當然記得她，那天，妮麗像個孩子一樣地對一眾記者說，她和奧茲有多麼熱愛契訶夫，熱愛契訶夫的那篇《羅特希爾德的小提琴》，它寫了一個老棺材匠，給自己去世的妻子打了一口棺材……

他的老鄉們喜歡這個大作家嗎？

以色列作家到了各種場合，被問得最多的還是戰爭與和平這樣的大問題。有心思讀完奧茲的書，並談論故事情節的人畢竟很稀罕。而對我來說，只有去親眼看一看以色列人，才算是真正完成了2007年夏天我對他的那一場專訪。那一次我只有十個問題可問，可是，奧茲的樣子和聲音卻與我伴隨了太久。我不想用那些被人反覆使用的形容詞，什麼「睿智」「淵博」來形容他了，不如說，我很想做他那樣的人。

我真的去了以色列。我住在一位比奧茲更老的老人的家裡。他叫澤埃夫，1950年代，他住在以色列北方靠近黎巴嫩邊境的地方，和其他的社員在那裡建立了一個基布茲。他就是一個十分嚴肅，幾乎從來不笑的人，可他的驕傲穿透了嚴肅的外殼，如芒刺一般根根直立。他為自己能夠常年保家衛國而驕傲，他說，這個基布茲為以色列拓展了北方邊境，而戍守在那裡並代代生息的人，毫無疑問都是勇者。

可他不喜歡奧茲，我同他談論奧茲，他臉上甚至有了怒意，他說，奧茲是一個「心存幻想」的人。有不安全感是必需的，但何必負罪？何必念念不忘那些被我們趕走了的人？澤埃夫是一個典型的右派，相信現實高於一切，這個現實就是，以色列人如果不能保衛自己的地盤，則國家不存，還談什麼和平。向後看，活在記憶之中的人，都免不了「婦人之仁」吧。奧茲是主張分治的，即一地兩國，給那些巴勒斯坦人一塊地方住。為此，在以色列，有多少人支持他的善意，就有多少人嘲笑他的幼稚。

我在兩類人中都走了一大圈。然而，我發現即使是嘲罵他的人，也不否認奧茲是個好作家，一個能夠代表以色列形象的愛國者。以色列人是明事理的，他們善於識別和肯定一個人的真誠。《愛與黑暗的故事》，這部為奧茲贏得巨大聲譽的自傳體小說，最受以色列讀者肯定的，不是情節、文筆這類技術問題，而是創作的勇氣。雖然奧茲多次說過，小說都是虛構，書中的故事都是「加工」的產品，但我所遇到的以色列人還是一再地說，奧茲能夠開挖內心最柔軟、最痛苦的記憶，這太了不起了。

奧茲所寫的種種不幸家庭，基本的原型都是他自己的父母：他的母親是自殺的，因為她發現，在血與火中問世的這個寶貴的國家，並不是她理想中的樣子，而她和自己丈夫之間更是「道不同」。她的自殺，至少以奧茲動人的表述來看，是一種殉教，她為基布茲理想遭到了現實的背叛而死。我發現，奧茲的讀者都相信，這些記述乃是奧茲從自己的記憶里活生生撕下來的。

文| 雲也退

本文刊載於2019年01月18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報》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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