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存在的讀書小組的成員對談，和公共空間和行動者話題有關

2006 年，楊小剛讀完新出版的中文版《從黑格爾到尼采》，寫了一篇書評《 薔薇花與十字架》。在思想界，「薔薇花」常常用來指代理性、知識，而「十字架」指信仰、信念。後者並不是確切的事實，卻時常指導人們行動。他用這兩個詞描述 19 世紀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在理解歷史時的不同態度。

楊小剛當時是同濟大學哲學系的碩士研究生，他把書評寄給了「讀品小組」。筆名「楊不風」。這是一個在 2005 年自發形成的讀書小組，從 2006 年年初開始定期發行電子刊物，最早是半月刊，後來改成月刊，增加了刊物的厚度。讀書小組裡的核心成員大部分是高校在讀的碩士、博士研究生（以浙江大學和復旦大學為主）。

主編之一周鳴之回憶說，他們中的一些在當時已經是媒體書評的撰稿人，但「大家覺得（媒體的）書評沒勁」，受限於版面、寫作規範，而且讀來不太輕鬆的、專業一些的書籍很少被接納。他們希望「同好爭鳴」，也「想向公眾發聲」。電子刊物《讀品》因此誕生。小組成員通過 Gmail 郵箱訂閱，並以郵件組的形式相互回應。周鳴之稱，最多的時候有上萬人訂閱，其中有不少是高校的年輕教師，他們還推薦學生訂閱《讀品》。

1 月 13 日，幾位「讀品」小組的核心成員聚在一起，因為楊小剛的新書《薔薇花與十字架》出版。書名即來自楊小剛寄給「讀品」的第一篇書評。這本書的內容包括學術隨筆，也包括楊小剛在德國圖賓根大學修讀博士學位期間對德國社會的觀察。

楊小剛將這些文章分成四部分「知識與信念」「自由與責任」「學術與政治」「民族與國家」。在介紹最後一部分時，楊小剛說：「有的人覺得高談闊論的人不關心實際生活，不關心糧食與蔬菜，老是討論非常宏大政治經濟問題、公共議題，但我們其實沒法迴避這些問題。這些議題里，這些年一個非常明顯的傾向是，本來我們覺得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民族國家的界限會越來越消除，在一個國家內部，人口的遷移、流動速度更快，程度更大，人與人之間交流會更多，但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個反面的現象：民族國家的趨勢在增強，在一個國家內部，不同的城市社群、城市群落，形成各種各樣的壁壘，造成了新的分割。 」

不過在這場聚會上，大家對「讀品」小組的回憶和看法都各不相同。仇鹿鳴如今是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他在加入「讀品」小組時，正在修讀博士學位。他認為電子刊物的形成很自然，因為「念博士總是要讀一些書的」。楊小剛認為，他們最早是集結在論壇上的一群人，如果沒有電子刊物「讀品」，他們會繼續在論壇上討論、「拍磚」。當時人們還習慣在論壇上打很多字、長篇大論。加入「讀品小組」更像「交朋友」。楊小剛現在是中山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這些成員都認可，「讀品」小組始終處於專業化和純粹的消遣之間。2006 年下半年，「讀品」小組還開始組織線下活動，他們和書店、區圖書館合作，有時設置議題、發起討論，有時邀請作者介紹新書、寬泛地談論文化現象。周鳴之認為，在後期，作為主要的組織者，她有意識地讓活動內容更通俗一些，而不只局限於「三農問題」和經濟學的話題。

「讀品」小組在 2011 年因為外力停止更新。「上海的公共空間受到了壓縮。」周鳴之說。

儘管有不少成員後來都以學術研究為職業，在博士畢業後成為高校教師，但無一例外地，他們都對「專業主義」和過度的職業化保持警惕。

酈菁目前是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她在周日的聚會上說：「 20 多歲的時候，我們都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我們要做的事情，是回應一些公共議題。我的使命不是當一個學者，包括後來從事學術職業，我都從來沒想過要把自己職業化。」她還半開玩笑地說：「我覺得小剛現在已經寫不出這麼一本書來……自我認同，還有我們在公共空間當中的機會，都已經和原來完全不一樣了。」

另一位早期的「讀品」小組成員王曉漁說：「這種書的時代——隨筆的時代或者說副刊的時代，我覺得已經完全過去了。對我個人而言，我的大學時代是隨筆和副刊的時代。在我讀大學時代，類似這種文體，是我們從一個業餘的、完全對文化思想一無所知的，到開始慢慢產生興趣的、極為重要的其中一些中介。」王曉漁向出版機構「三輝圖書」推薦了楊小剛，促成了這本書的出版。

在上周日晚的新書推介會上，幾位「讀品」小組成員還談了談公共空間和年輕行動者的變化。

楊小剛（中山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近幾年有一種非常強的差異感，和我以前上學的時期相比，好像發生了某種很大的轉折。基本的一個經驗就是，技術對於生活的滲透。越來越多人覺得原來只是科幻小說里幻想的東西，到今天可能是真的要實現了，我們天天在談大數據，談論人工智慧，有一天機器人可能會征服世界。因為 VR 技術 AR 技術的發展，使我們原有的日常的感官世界發生了很多動搖。 一方面，在科技發展非常迅速的時代，我們獲得越來越多的知識，很多時候都消化不了這麼多信息，但另外一方面，在獲得越來越多知識的同時，我又感覺到我自己發生動搖了。

所以我就想問問在座幾位朋友，過去這些年，大家有沒有一些曾經覺得自己很確信的東西，但是現在非常懷疑的，理論上的，學術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

王曉漁（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副教授）：

如果要說有的話，就是所謂進步論。時代肯定是往前進，我們會越過越好。雖然在理論層面對進步論是不相信的，實際上我們還是隱形地接受。但是這些年我大概不確定了。

楊小剛：

黑格爾《歷史哲學》里第一篇文章也是討論進步論。他首先為我們人類設想了這麼一個整體的歷史框架：世界處於持續進步中。這一點後來被弗朗西斯·福山通俗化，就是所謂「歷史終結論」。我前兩天還看到去年福山接受的一個採訪，很多人說，你看現在世界大亂，形勢大變，天翻地覆，「歷史終結論」已經完全不起效了，所謂「民主最終會取得勝利」這樣一個結論不成立。福山回應說，確實原來這個結論下得過於倉促，但是他仍然相信，理論上來說，黑格爾式的這樣一個歷史哲學——其實也是基於康德所謂的「永久和平論」所設想的一個通過法律得到普遍實現的人權的保障，這樣一個全球化制度仍然是理論上人類能夠追求的歷史的最終目的。

但是做歷史的好像很多人不會贊同。

仇鹿鳴（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大家都知道，中學的歷史教育是受到很強的進步主義史觀，或者新型史觀的影響，認為歷史實際上有一個起點。但這個起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說現在是2019年，它是一個公元紀年，這當然和基督教有密切的關係。既然有起點，當然就有終點。 尤其在進入到所謂現代社會以後，它是非常進步的。當然如何理解進步，是不一樣的。原來官方的意見就是從所謂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福山講的歷史的終結，本身當然也帶有很強的進步論的色彩，認為現在西方民主社會這樣的機制是——尤其是在蘇聯崩潰之後——人類探索自身命運或者說國家形態，找到的最後的終點。

每個人處在各自當下的話，肯定多少會對時代或者說對個人有一些信念。但是如果是從歷史學的角度來說，尤其是在處理具體問題的時候，其實不太能夠知道歷史的方向。我們現在對於歷史的（看法）就是（基於）人類過去幾千年的歷史這樣一個高度。實際上難以避免這樣一個情況——我們對於歷史的認識，某種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對於現在的知識。但是我想現在這樣一個社會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其實是越來越難以找到一個共識，或者說是一個共同的信念。這大概是一個比較明顯的變化。

楊小剛：

你是做制度史研究的，我看到一些通俗的歷史學家認為，我們現在一些社會制度的演變，實際上都有很多歷史的影子。比如說，高校學術財政撥款這幾年增量非常大，他們認為和清朝乾隆時期修四庫全書花大批財政做學術，是非常相似的。

仇鹿鳴：

我其實可以吐槽，凡是對歷史的宏觀的比較和線索的工作，一般都是由歷史社會學的學者來承擔，而不是由歷史學家來承擔。

儘管我是做中國古代歷史，大概我絕對不會覺得高校的撥款的增加，和乾隆修四庫全書有什麼相似。我其實一個最直觀的感覺是，如果除掉意識形態層面的變化，中國大陸最近高校的投入、大學生的擴張，和台灣一九八十年代以後的變化是非常接近的。經濟好轉了，大學普遍入學率提高。

當然現在台灣的大學非常不景氣，尤其私立大學非常明顯，因為整體經濟的增長比較緩慢，另外一個就是整個社會的少子化。

台灣在陳水扁時代，因為當時北部比較發達，所以要搞「縣縣有大學」。它也把很多技術性的專科學校升格為大學，所以台灣基本上每個縣都有大學。 台灣的大學密度大概是全世界最高的。每個縣都大學的話，他們要有些研究特色。所以我有一次到台灣去，碰到一個研究中古史的老師，我問他最近在搞什麼？他說我們最近在搞苗栗學。那個大學在苗栗縣，所以就是苗栗縣的縣誌。否則的話，這個縣憑什麼給你撥錢呢？所以我想這種依賴公共財政的擴張對大學帶來正面還是負面的影響，某種意義上來說，在經濟起飛之後的社會當中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

其實反而需要思考的是，所謂高等教育變化之後，整個經濟結構如果沒有發生變化，它會面臨很多的挑戰。我不是學經濟學的，但講起來的話，如果高等教育普遍化，一般來說是會推動整個經濟的成長。但一個比較失敗的案例是菲律賓，菲律賓大學的整體教育還不錯，但因為國家整個經濟結構不行，所以菲律賓很多菲佣都是大學畢業，但還是只能去做一種低端勞動。

包括，馬英九講到過一個目標，大學生的起薪是22000。按照現在的匯率，就是 4000 人民幣還不到。 所以實際上大學的公共財政擴張，高等教育普及化，一旦整個經濟發生收縮，尤其從後發國家來說，是比較危險的情況。

梁捷（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講師）：

技術化的問題，其實我有挺多感觸。對我自己來說感受最深的可能是二次元化。在我讀書的時候，哲學當然是一個邊緣的學科，大家覺得哲學是最沒有用的學科。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都是具體的問題，哲學，就是吃飽沒事幹想一想。

但今天不一樣，今天所有的學科都沒有用，不能指導他們的行動，只有哲學是有用的。我碰到太多的年輕人，他們天然生活在二次元世界裡面，天然缺乏對周圍世界的認識。提籃橋和南京路在二次元裡面都是三個字元嘛，是沒有任何差別的。所以我碰到大量的年輕人，都是拉康的專家，都是齊澤克的專家，這些東西對於他們來說是最貼身的，直接可以有用的，可以滔滔不絕講兩個小時都沒有問題的。但你問他，你到底住在哪裡，是住在寶山，還是住在松江？跟我講講你的生活的那地方。可能大家都沒有興趣，因為生活在二次元世界裡，生活都用外賣和快遞解決，那生活在寶山和松江確實沒有什麼差別。

而且對他們來說，指導行動的東西也都是哲學。在我們的時代，我們還很感興趣比如說像社會運動這樣的東西，但是對於他們來說，最重要的社會運動就是發一個表情包。被人打了一下，發一個表情包，房子被人強拆了，也發一個表情包。我覺得這其實是一種非常深刻的心理。

所以技術和身體的關係變成非常突出的一個問題。我們讀書的時候，很多老師都告誡我們，學習重要的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要有理論知識，也要看現實知識，理論和現實要聯繫起來。但在二次元上，所有東西全部都被抽象化，都被平面化。

我碰到太多年輕人，不覺得去美國讀書或者去德國讀書有任何意義。有什麼德國的書是中國下載不到的嗎？或者是，你 pdf 傳給我不就可以了？到底德國怎麼樣，也許我在 youtube 上看的比你到現場看的可能還要清楚一點。所以整個世界的平面化和抽象化以後，對人的行為其實發生了很大改變。

楊小剛：

公共空間空間變化以後，在這個空間中的行為也會發生變化。我前幾年去了廣州，當時還沒去的時候讀一個在廣州的人，一個社會活動分子，他寫了一篇「思想青年」「行動青年」，對比北京上海和廣州的年輕人不同的行動方式，認為北京上海都是一幫坐而論道的思想青年，廣州都是腳踏實地做各種社會實踐的。確實，我去了以後接觸到很多年輕人，他們從事各種各樣的社會實踐活動，包括環保、勞工各種各樣的問題。技術變革會帶來更大的空間不同。但我知道酈菁其實有不同意見，她認為這只是簡單化。

酈菁（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接著小剛的話題來談談公共空間。因為其實中國講公共空間，當然之前不是用這個話語，但我們可以廣義地說討論國家、社會之間的關係，還有國家精英與社會精英之間的關係的話，大概是從民國的時候就開始，一直到 1990 年代的時候有比較大的復興，當時 J.C.亞歷山大和復旦高研院的鄧正來出了一套翻譯的書講市民社會，也可以翻譯成「公民社會」。但是總體來說，大概前面 100 年對公共空間的討論、或者對市民社會的討論都是很精英化的。

但最近 10 到 15 年，變化很大。有幾個比較重要的變化，從我個人角度來看，一個就是知識分子的職業化。

實際上我們一開始搞「讀品」小組，包括小剛老師在寫這本書的時候，20 多歲的時候，我們都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我們要做這個事情，是回應一些公共議題。我的使命不是說一個學者，包括後來從事學術職業，我都從來沒想過要把自己職業化。但是等我從美國回來後，就發現學者或者知識分子這個職業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走上了一個很職業化道路。其實美國也是類似的，很大程度上是在學習美國。

職業化的道路可能是對的，可能也是必然會發生的。但有一個問題，時間點 (timing) 中國和美國是完全不一樣的。像美國，早先大學主要是為了培養牧師，和公共政策的關係一直是比較疏離的。到了六七十年代，一度聯繫比較緊密，但是 1970 年代之後，隨著學生運動消退之後，關係一直是比較松的，是相對自立和獨立的場域，這和學者的職業化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在美國，學者的職業化並不代表公共空間沒有人出來說話。所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有一個社會學學者，他寫了一本書，他說，在美國知識分子 (intellectual) 是一個空間 (space)，不是一個具體的人。 這個空間 (space) 不光是可以由學者來佔領，好多人都可以作為知識分子 (intellectual)。

但中國原來的公共空間是精英化的，主要行動者其實就是學者，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學者一旦職業化，公共空間就會有碎裂和萎縮的變化。

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局面也是和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命和經歷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包括我們能夠在公共空間當中扮演的角色聯繫在一起，所以我覺得小剛現在已經寫不出這麼一本書來。 （笑）我真的敢打賭，他現在對於自我的認同，還有我們在公共空間當中的機會，都已經和原來完全不一樣了。

但並不是說就沒有希望了。我覺得現在年輕人並不是這麼簡單地說處於二次元的空間當中，去政治化啦，和政治沒有聯繫了。相反，包括我的學生，我在網上看到的，有好多新的嘗試。

特別我們昨天還在交流，上海和廣州都有一些團體，很年輕的 20 多歲的學生團體。它可能完全不落在我們成長的時代簡單的「左」「右」之爭。它的政治空間和我們想像的已經完全不一樣。它用的是比如說，

楊小剛：

「全世界大笨蛋聯合起來」。

酈菁：

對，像這樣的話語。它看似去政治化，但是一種新的維度的政治行動和話語。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已經完全沒辦法給他們提供什麼新的能量和話語。我覺得希望還是很大，以後公共空間的發展、政治行動的改變，這都是可以期待的。

梁捷：

說到松本哉（《世界大笨蛋反叛手冊》作者），我想起大概三年前，我回國以後，讀品小組也解散了，大家都各忙各的，我去的比較多的一個地方是我和我的朋友陳韻（組織的）。陳韻是最主要的組織者，我們找了市中心，在楊浦區一個地鐵站可以到的地方，叫定海橋。

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找到很多有趣的歷史，比如過去重要的工廠國民十九廠在這個地方，曾經出過最著名的人物叫做王洪文。整個上海東北一片，打架最厲害流氓最發達的有兩個地方，一個叫虹鎮老街，一個叫定海橋。虹鎮老街其實已經消失了，定海橋可能在今年也會消失。在這麼一個地方，定海橋被組織成為一個公共空間，有大量的藝術家，人類學家（所有來上海的人類學家特別喜歡去定海橋），還有很多各種各樣背景的人，奇怪的人。

松本哉也是我和陳韻的朋友，他第一次來上海就來定海橋。 他之所以來定海橋，是覺得我們的生活狀態會有些接近，或者有一些共通之處。松本哉最牛的地方，就是他這一輩子沒有上過班，也沒有父母的資助，但他還活著。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事情。其實你只要能夠證明不上班就能活著，那跟你比，周圍的不都是大笨蛋嘛？我們不是都必須要上班才能活著嘛？現在有這樣的一個不上班的人，他活到四五十歲還活得好好的，他沒有做任何社會運動，他就這樣活著，我覺得背後其實暗含了很多很深刻的含義。

他寫的那本《素人之亂》、拍的紀錄片和他做的一些事情，表面上比較容易學習，大家一起玩、一起喝酒，這都沒問題，但是有多少年輕人能夠真的像松本哉一樣？能夠做到這種程度，那就是藝術家的抵抗，或者是哲學家的抵抗。

楊小剛：

在廣州也有一個跟他們類似的群體「黃邊站」，就在中大附近的一個小區裡面，一個破破爛爛的一樓小倉庫里，有一群年輕人定時不定時地聚在一起。當然西方社會學其實早就有「日常社會抵抗」這樣的說法。

酈菁：

我補充一點。因為我正好寫了一篇相關的文章。我們對公共空間、公民社會有個誤解，它並不總是好的。可能是壞的。一些政治學家專門研究了德國魏瑪時期的公民社會，他們用一些數據說明了德國魏瑪的公民社會的結社程度比歐洲其他國家都要高得多，但是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是脫節的關係，政治社會又被精英把持，公共空間被過度動員，最後能量被納粹所攫取，所以是一個壞的公共空間的典型。從原來精英主義的公共空間馬上走到民粹主義去了。這其實是最近發生的事情，包括美國也是這樣。我們這個時代已經走入了保守主義的周期，越來越像一戰和二戰之間的政治情境。所以公共空間也面臨結構轉型，但不是哈貝馬斯所說的轉型，是新的轉型。

題圖來自豆瓣（有剪裁）

長題圖來自unsplash （有剪裁）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