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履生：主題性創作帶動油畫民族風

文/陳履生

外來文化進入中國之後的中國化是中國文化發展中兼收並蓄的傳統。油畫從清代開始傳入中國後，義大利畫家郎世寧等一批西方畫家，主動改變畫法而融入中國，故得以招為御用。20世紀初，中國的年輕畫家自歐洲學成歸國後，也開始自覺實驗將西畫畫法融入中國創作，開啟了油畫民族化道路。

1939年赴法國留學、1943年赴敦煌探索的董希文，因為臨摹敦煌壁畫而逐步形成了獨特的油畫民族風格。1952年，董希文接受原中國革命博物館委託，創作《開國大典》。他既利用了西洋畫在色彩表現上的優長，又吸收了中國民間年畫在色彩表現上的特點和方法，該作以及此後的《春到西藏》被認為是新中國大力提倡的油畫民族化的典範。董希文曾提出「油畫中國風，從繪畫的風格方面講，應該是我們油畫家努力的最高目標。」莫朴也說「創造具有中國民族特點的油畫，是重要的問題。」潘天壽還說「中國人畫油畫，要注意中國民族的特點……中國人無論畫什麼都應該有民族風格。」無疑，這是新中國美術的時代使命。而與之相關的努力，一方面基於中國藝術的發展歷史，另一方面立足於中國的審美傳統，同時，又指向當時油畫藝術風格單一化的現實。不管是「民族化」，還是「中國風」，實際上就是為傳入中國的西方繪畫形式培養能夠在中國生存的土壤，把西方的化為中國的。

當油畫傳入中國不久，為了迎合中國人的審美愛好，最常用的藝術手法是吸收中國畫中工筆畫的渲染法，使之去掉光影明暗，以一種柔和的畫面取悅觀者。新中國美術則改變了此前認識和實踐上的局限，以主題創作帶動油畫民族化的發展，其中以羅工柳《地道戰》為代表的「土油畫」，實際上是在另闢蹊徑的可能性中，通過創作打通另外一條道路。藝術的民族形式對於新中國的意義，既有社會的需求，又有藝術的自覺。在既要展現民族風格又要發揮油畫特點的時代困惑之中，這一時期的油畫家深深懂得油畫的民族風格非朝夕所能形成，必然經歷逐漸形成、不斷發展的過程。油畫民族化道路上的先驅人物顏文樑、劉海粟、林風眠、常書鴻、倪貽德、董希文、吳作人等美術家的實踐，都成為時代中極具研究價值的個案。新中國油畫出現的「民族風」訴求以及具體實踐，在這一時期的美術創作中也出現了用油畫顏料畫中國畫、用單線平塗的方法畫油畫等問題。所以，「不能狹義理解油畫的民族風格」，也一直伴隨在新中國美術的發展進程中。如同人們深刻認識到，若僅僅停留在西洋的表現形式上，那麼，中國氣派的油畫風格就不能建立。

1957年，吳作人曾明確提出：「中國學派的油畫，也不可能在今天定下它的規格和面貌，任何時候也不可能。」正因如此，油畫民族化在中國並沒有表現為一種固定的模式，而是以不同的個人風格顯現出這種「民族化」的多樣性，展現「中國風」的神采。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油畫發展進程中，從探求「形式美」到正視西方現代藝術思潮，油畫在回歸藝術本體的努力中，建構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藝術體系，可謂水到渠成。所以，在全國美展以及全國性的油畫展覽中，具有畫家個性的多樣性的油畫風格，成為當代中國油畫發展的整體流向。公眾越來越接受油畫，油畫作為中國繪畫的重要組成部分，公眾影響力也越來越大。從《父親》到重大歷史題材、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油畫作品表現強勁，備受關注。當這些作品與中國畫並置時，已表明中國社會已接受了油畫。正是因為在發展過程中的中國化，形式語言上的民族風格，使得油彩成為中國畫家熟練使用的一種體裁。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油畫在中國已經成為一個融入本土的重要畫種，與中國畫一同成為推動中國美術發展的強勁力量，各個時期出現的經典作品作為當代文化的重要成果，在美育等多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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