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記者，不是騙子

故事： 兮兮陳

壹

社長興沖沖地闖進記者部。

「我們的報社影響力越來越大了，已經有讀者打電話到報社提供新聞熱點啦，事情很典型，大王村有一戶特別困難的家庭，夫妻倆硬是將六個孩子培養出五個大學生，還有一個是我們市的文科狀元。這事必須得報道報道。」

我能理解社長為什麼這麼興奮，因為這是報社成立以來的第一個讀者來電。

Y城日報（縣級市報紙）成立於2009年，彼時，報社剛成立不久，沒有刊號，以內參的形式在機關單位內部贈閱。經過大家半年的努力，已逐漸得到了市委、市政府有關領導的重視和多次表揚，在市局機關及鄉鎮機構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可是，市民並不知道Y市還有一份日報，為了能夠讓更多的人了解並參與報社發展，報社舉行了多次活動。如與醫院在市人民廣場舉行免費義診活動，向各中小學組織徵文活動等。也就是最近的一次徵文活動，讓遠距市區50公里大王村的老師秦默海開始關注報紙，並打來了電話。

社長對我說，「小陳，這個新聞就交給你寫了，要好好寫，盡量寫得感人，要把父母的艱辛和孩子學習的刻苦寫得深刻一點，回頭，我把新聞稿發給宣傳部部長，努力為他家爭取到政府的救濟補助。」

我說，好，我一定完成任務。

貳

我帶著實習生薑宇於第二天的上午七點從員工宿舍出發。先乘計程車到長途汽車站，然後坐兩個半小時的城鄉汽車到達鄉政府所在地。

那時，已是深冬。

雪越下越大，街上空空的。遠處有一個騎電動三輪的男人從超市出來。我過去和他搭訕。

「能送我們大王村嗎？」

「我不拉人，我來買菜的。」

「我給你錢。我們從外地來的，不知道路，希望你能帶我們去。」

男人盯著我看了一眼說，去大王村的路不好走，坑坑窪窪，毀車，至少有8里地，要讓我送也行，你們就給我十塊錢吧。

我們沒有還價，坐上了他的「敞篷」電動三輪車。

路上，師傅問，「下這麼大的雪，你們去大王村幹什麼呢？」

我說：「我們是日報社的，大王村有一個叫王全生的人，家裡六個孩子，五個是大學生，我們來報道一下。」

「他啊，我知道。他可是俺這一帶的名人。六個孩子，一個比一個有出息，都是學問人，今年一夥考上仨，都是本科。說起他家啊，你們得好好報道報道。農民不容易，能養出幾個大學生更不容易。老兩口種了幾畝地，累死累活的。掙的錢全投到孩子上學上了，說大點，這也是為國家教育事業做出貢獻了。」

迎著風雪，三輪車夫講起王全生家裡的情況興緻勃勃。

半個小時後，師傅把我們送到了村口。

給他錢，他卻執意不要了。

「你們大老遠來俺這關心群眾，俺心裡也暖和，不要錢了。」

掉了頭，開車就走了。

叄

問了路，找到了王全生的家。

斑駁的暗黃色大門，因長久失修，已顯得破敗不堪。低矮的圍牆上凌亂地蔓延著深冬的衰草殘枝，院子內不時有牲畜因飢餓發出嗷嗷聲。

鄰居說王全生兩口一大早就給豬配飼料去了。

我們站在背風處等著他們回來。

約莫過了一個小時，王全生開著農用三輪車回來了，拉了一車的秸稈和料草。夫妻倆凍得瑟瑟發抖，花白的頭髮被風吹得凌亂。

車停穩，我走近他們。自報了身份。夫妻倆怔怔地看著我們。半晌，王全生說，「不是騙子吧？」

我把我的工作證遞給他說：「日報社的，不是騙子。」

他拿著工作證正反看了看說：「我看不懂。不過，俺信你。再說，俺窮，也沒啥好騙的。」

我說：「是一個叫秦默海的老師打的新聞熱線。」

「秦老師啊。那真謝謝他了。快，屋裡進，這麼冷的天，辛苦你們了。」

男人把我們迎進堂屋，客廳幾乎沒有任何傢具，只有幾把矮凳子和一張桌子，一面牆把卧室與客廳隔開，牆上貼滿了獎狀。

「聽說今年有三個孩子一塊考上了大學？」我開門見山。

男人笑得很燦爛，「是，老四，老五，老六。老四，老五是雙胞胎，都是女孩，10歲才開始上學，上學晚了點，湊巧和老六一塊考上了大學。老四、老五考的都是鄭州大學，老六考的是西安科技大學。」

「其它的孩子呢？」我問。

「大兒子學習很好，本來也可以上大學的。可是二兒子和三兒子都到了上學的年齡，我們兩口也是沒法了，就讓大兒子上了個中專，希望他早點畢業，為家裡減輕地負擔。中專畢業後，到新疆一家公司搞裝潢，收入微薄，但定期給家裡寄一些費用，供養弟弟妹妹們上學。二兒子是所有孩子中學習最刻苦，也是最聰明的。2003年，考了個咱市的文科狀元，考進了廈門大學金融系。」

「三兒子……」

提到三兒子，他忍不住哭了起來。

「最對不起三兒子了，有一年冬天，兒子哭著從學校回來對我說，爸，我好幾天沒吃飯了，餓的不行，身上沒一分錢了。家裡也沒錢，該借的也都借過一遍了，鄉親們都不富裕，不能老指望借人家的錢。實在沒法就把家裡僅有的100斤小麥賣了，賣了80塊錢給了兒子。兒子走後，我對收糧食的人說，借你200斤糧食吧？收糧食的人說，你腦子沒問題吧，你剛賣給我100斤，轉身就問我借200斤。我把家裡的情況一五一十給他說了一遍，他答應了，算是熬過了那個漫長冬天。2005年，三兒子考到了東北大學。」

「四閨女和五閨女都沒想讓他們上學，家裡實在太窮了，交不起學費，倆孩子哭著說，爸，俺啥都不要，不要衣裳，不要書包，就給俺一口飯就行，只要能上學。孩子願意上，累死也得供。熬到了十歲和六兒子一塊上了小學一年級。」

2009年，四女兒、五女兒和六兒子一起考上了大學。

我問：「你二老受了不少苦吧？」

他說：「不算啥。」

「說說吧！」

「不算啥！沒啥說的」。

他執意不說。

妻子不知什麼時候站在了門口，倚著門框掉眼淚。

「現在國家政策好，孩子上學有助學金，還能無息貸款。種地不交稅，國家還有補貼。要不是國家政策好，別說五個孩子上大學了，一個孩子都上不了。」

女人說著說著又笑了。

肆

採訪即將結束的時候，秦默海匆匆趕來。帶了一瓶酒。

「上午我有點事，沒想到兩位記者冒著雪來了。一定要留下來吃頓飯，暖和暖和。」秦默海說。

王全生說：「是啊，天寒地凍的，一定要好好吃頓飯。」

「沒事的。我們很快就能到鎮上。」我說。

「不行，一定要吃頓飯。這是我們的心意。」王全生妻子說。

姜宇暈車效應未退，漲得通紅的臉剛剛恢復氣色。兩眼無神地看著我說，「早飯沒吃，我一點勁都沒有了。」

無奈之下，我答應留下來。

事實上，我還想深入了解下他家經濟狀況到底如何。如果這是一頓鋪張浪費的飯，我想貧困也只是一個說辭而已。

王全生和妻子以及秦默海同時出去了，我站在裡屋的窗戶口看著他們竊竊私語。聽不清說的什麼，但是，我看見秦默海從兜里掏出了20元錢，王全生拿著錢匆匆地跑了出去。

我低下頭看見了幾口缸，在農村，這些缸用來裝糧食，我輕輕推了一下，很輕，全是空的。有一個直徑60厘米，高40厘米的罐子，我掀開罐子的蓋子，裡面有少量的米，看得見罐底。

在王全生的妻子拿著碗走進來之前，我迅速蓋上蓋子走了出去。

我用餘光看見她把罐子倒扣下來，把米全部倒在碗里。出來的時候，預防我看見碗里的米，她刻意用手捂住碗口。

王全生帶回來了四個冷盤，花生米、芹菜、木耳和腐竹。

妻子做了一碗米湯，清澈到可以見底。

我說：「家裡沒糧食了嗎？」

王全生愣了一下說：「有，有啊。」

秦默海說：「別逞能了。」轉身對我說，「全生把糧食全賣了，讓三個孩子上大學去了。」

我心裡一陣痛酸，不知道說什麼好。

秦默海說：「記者同志，一定要幫幫他家，好好報道一下，一定要得到政府的幫扶。」

我說：「您放心吧，我一定會。」

那天的午飯，我吃了很少，咽不下去。

吃過午飯，我們便離開了大王村。

臨走之前，秦默海又說：「記者同志，一定要為全生家爭取點補助啊。」

我鄭重地點了點頭。我說：「只要一見報，我會立馬給你打電話。」

伍

我被王全生的故事感動了，回到報社，連夜趕出了一篇名為《六個孩子五個大學生》的通訊稿，並心滿意足地發到了報社的公共郵箱，等著第二天見報後感動更多的人。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稿子竟然被斃了。

理由是：王全生家庭違背了國家計劃生育政策。

我獃獃地坐在辦公室，看著窗外的雪，腦海中不斷閃現出秦默海給王全生20元錢時的鏡頭。那是借來的20元，買來的四個菜，他們不捨得吃一口。還有那碗稀米湯，那是他家最後的口糧。他們在等待著我的好消息。

可是，等來的卻是我的壞消息。

我搜出秦默海的電話，但始終沒有打出去。

「不是騙子吧？」王全生茫然的眼神和話語像電影片段一樣，清晰地立在我的面前。

「騙子，騙子……」這個詞在我腦海中旋轉。

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這件事。

如果我說，不能發，理由是因為違背了計劃生育。那麼他們一定會問，為什麼明知道會違背計劃生育還來採訪呢？混吃混喝嗎？

儘管只是20元錢的四個冷盤，但也許那是他家很長一段時間的口糧。

我陷入無助與譴責之中。

那天下班，我去找社長，乘他的車一道回家。

在車上，社長說：「是不是有話給我說？」

我說：「是，我心裡堵得慌。他家窮得連糧食都沒有了，我想幫幫他們。」

社長說：「當初讓你去採訪，是我的錯。因為是第一個讀者來電，我被興奮沖昏了頭腦，再加上他們的事迹很典型，我就想讓你去報道一下，希望能夠為他們爭取點補助。可是，我也忽略了計劃生育這一項國策，這是我的失誤。」

我點點頭，表示理解。

我說：「我懂。要不，我不寫六個孩子了，我只寫今年考上本科的三個孩子，一對雙胞胎和她們的弟弟。忽略掉其它孩子。」

社長說：「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作為記者你能報道假新聞嗎？或者說，你能只看局部不看整體嗎？」

我啞口無言。

片刻，我說：「我再改改，換個切入點行不行？」

他說：「這篇不管你怎麼寫都無法迴避六個孩子這個事實。」

我倆沉默了很久，臨下車前，他對我說：「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如果我們一步走錯，可能報社就不存在了。」

我知道社長不是在嚇唬我，我也知道我們日報社成立以來面臨的種種危機和險境。

關上車門後，我靜靜地站在寒風中，任憑風吹來吹去。那一刻，我深刻體會到什麼叫做有心無力。

陸

秦默海給我打來電話詢問稿子的情況，我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

我一直寄希望於有一天這篇稿子被修改後，還能再次發表。

所以，我說：「再等等」。

秦默海「哦哦」的掛了電話。

可是，這一等，就再也沒了下文。稿子被永久地躺在我的郵箱裡面，再也沒能見報，更無法得到政府的救濟。

整個冬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那個漫長的冬天，他家是如何度過的？

這種愧疚感，讓我寢食難安。

次年春天，我決定再去看看王全生，當面解釋清楚這件事。可是，就在這時，報社發生了重大的變革，我離職了。

離職後，我去了300公里外的城市工作，再也沒有回到Y市。這期間，王全生和秦默海都沒再和我聯繫過。儘管如此，這件事一直縈繞在我心裡。它時時刻刻提醒我，有件事還沒有結束，有人還在等我的消息。我還需要鄭重地告訴他們，我是記者，不是騙子。

2017年的春天，我重回Y市，特道去了大王村。

王全生獨自在家，我問他是否還記得我，他說，不記得了。

我提起了當年那件事，他笑著說，原來是你啊，你還記得我們啊。

我說：「因為一些特殊的原因，稿子沒發，領導也沒看到，也就是說補助的事沒辦成。又因為一些工作調動的原因，我遲遲沒能來看你，今天特道來向您解釋此事。」

他說：「俺從來沒想過要政府補助俺。你們能來看看俺，俺就可知足，你能聽聽俺培養孩子上學的故事，俺覺得就值。俺相信你是記者，也能理解，救濟這件事是有標準、有流程的。所以，俺從來沒怪過你。」

那天我們聊了很多，他說他的孩子們都畢業了，工作很好，都在大城市，現在是老倆口享福的時候了。妻子去廈門給兒子看孫子去了。自己住不慣大城市，還願意在老家守著。

他還說，孩子們快回來了，每年梨花盛開的時候，孩子們會從四面八方趕回來，一家人熱熱鬧鬧地去看梨花。

他說，中午你留下來吃飯吧。

我說，好，一塊吃飯。但是這次，我請你。

作 者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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