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何時走出汾陽

撰文/徐列，資深媒體人

盤點2018年的國產電影，賈樟柯的《江湖兒女》可能毀譽參半。

還記得當時的觀影情景。

因為沒被劇透，看到《江湖兒女》的前三分之一，我隱約感到，後面該有驚雷響起，因為前面的鋪墊預示著某種可能：斌哥在大同的江湖地位日益彰顯，他不動刀槍，只需搬來一座關公塑像，就能擺平爭戰雙方，大有不怒自威的氣概；而看似文雅的地產商人遇到窩心之事也要有求於他，甚至連當地的警方人員也成了他的馬仔小弟。一個江湖大佬在時代的巨變中或許會完成一次驚天的蛻變，構成一幅史詩般的畫面，就像《美國往事》或《教父》給人的震撼一樣，那會是多麼壯觀的景象啊！

《江湖兒女》劇照

但，巧巧一聲槍響，情節陡轉，原本可能成為敎父般人物的斌哥，卻不想變成了連黑道小弟都不如的懦夫，從而成就了巧巧情義款款的大姐大形象。

但江湖向來都是男性的沙場，少有女性的迴響；不願身處江湖的巧巧最終在道上馳騁一方，這樣的轉向多少令人疑惑與不解。

為什麼不是斌哥？

江湖還在，但大哥已逝，只留下一段虎頭蛇尾的傳說而已。這也是影片給我的總體感受。

有論者說，這是導演從關注時代中的人轉向人自身的轉變。這當然是一種思路，只是格局在往小了走。那個汾陽縣城裡「一心追夢向前飛」的小賈，那個執著20年從不妥協的賈導，其影片從情義到價值到想像的深度積累，分明已踏上了通向光明彼岸的大海，卻不經意間拐向了一條支流，這多少讓我對這部影片感到遺憾。

這還是我認識的那個賈樟柯嗎？

情義

最近一次見到樟柯，已是三年前了。2015年的歲末，我所主編的雜誌，要搞一年一度的人物頒獎。我告訴樟柯，我要離職了，希望他來捧個場。他爽快地答應了。

與往常一樣，忙完他那一「趴」，問了我的去向，道上一聲祝福，他便匆匆告辭。人走了，情卻留了下來。我細想，認識十年的數次相逢，多是這樣的場合——我們有求，他一個情義之人很少說「不」。

那時我已知道，他將重心轉回到老家汾陽，原因之一，竟是當年同學的一句問話，讓他下定決心。「什麼時候要孩子」？問者似家人般平常道出，樟柯卻轉過臉去痛哭流涕。在北京的二十餘年，他缺的就是這份親情。他對故鄉的眷念，對家人的牽掛及對朋友的懷想，成為汾陽小伙兒一生情感的溫暖底色，構成賈氏電影取之不竭的創作源泉。

從《小武》開始，故鄉汾陽、山西大同一直是他電影故事的發生地，出現在銀幕上的人物也大多操著山西方言，他們要麼是取材於賈樟柯兒時的玩伴同學，要麼是長大成人的親戚朋友、家人同事。

而最初的演員也多從他們中選取。那個多次出現在他影片中的韓三明，就是他的表弟（兩人從小一塊長大），一個真正的煤礦工人，因主演《三峽好人》而獲得了羅馬國際電影節最佳男主角獎；更不用說後來成為他夫人的趙濤，幾乎出演了他電影中的所有女主。

在他的諸多故事中，人物常常出現在不同的影片中，從而構成賈氏電影自我完整的封閉體系——自洽而自足，汾陽縣城成為一個時代發展的縮影。他用紀實 美學的風格去捕促變動的時代情緒，從《小武》到《站台》、《任逍遙》、《世界》、《三峽好人》、《天註定》、《山河故人》到《江湖兒女》，一樣的鄉愁，一樣的人物，一樣的情感，一樣的命運，賈樟柯把它們總結為「悲慘世界」。這不是巧合——與雨果的名著同名，而是它們有著共同的基因——人道主義情懷——對人性的關注和對普通人所葆有的理解與寬容。

賈樟柯用「情義」二字點題，情是愛意，義是責任。這也是他為人處事的原則。

在《山河故人》里，女主人濤兒經歷了近30年的人生歷程，其中最為繁雜的是她曲折的情感。年輕時代，她在兩個男人之間猶豫彷徨，最終選擇了有錢的晉生，你不能說這之間就沒有愛情，晉生的好強與能力同樣吸引著濤兒。只是好景不長，兩人後來分手；而一直追求她的礦工梁子（在賈的影片中，梁子一直是追求濤而不得的失意者）黯然出走，後來帶著一身傷病回到故鄉，卻連治病的錢都沒有，只能靠濤兒的支助來延續生命。當年的愛情轉化為情義與責任。到了中年，父親又意外地病逝於車站，親情中一半被帶走了；而那一半也沒能留在她的身邊。為了讓兒子有一個更好的成長環境，她把孩子讓給了去上海的晉生，後來晉生又移民到澳大利亞，濤兒從此再也沒有見過自己的孩子。到了晚年，她耳邊常常出現幻聽，聽到兒子在叫「濤」的聲音。

《山河故人》

結尾處，在漫天的雪地里，濤兒彷彿聽到了年輕時代的歌聲，隨著《GO WEST》的迪斯科節奏舞動起來，與影片開篇時的場景和音樂，互為印證了年輪的流逝和永遠不變的情義。

這一幕成為影片的點睛之筆。時代會變，人性會變，惟有情義不變，你也就明白，在賈的電影里，無時無刻不浸潤著情義——親情、友情、愛情，還有義務與責任，這是他電影的情緒基調，也是最為打動人心的魅力所在。

價值

我曾最近距離地聽過幾次樟柯的演講，內容大多早已忘記，只是清晰地記得，當他說起美國的開國元勛們，為後代建立了一個如此完備的憲法時，他眼裡噙著淚水。這是一個性情中人。我猜想，他一定感慨，一個普通人所享有的平等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他希望他的父老鄉親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同樣擁有這樣的權利——做為人的基本權利。這成為他影片持之以恆的價值觀。

他用鏡頭去直面現實，去關注那些無名之輩、那些小人物的平常生活；他不迴避人性深處的弱點、齷齪， 甚至是用犯罪去對抗平庸的迷失者，這一切都基於他對人性的希望——平等而尊嚴；他的鏡頭不是審判者，而是忠實地記錄他們的愛恨歌哭，他要在粗礪貧瘠的土地上，令生命也能綻放出燦爛的模樣。它的一系列作品都貫穿著這樣的價值觀，它是普適性的，基於人類共有的對生命的體驗和思考；它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這也是他的電影從一開始，就得到了國際認同的重要原因，其代表作就是《三峽好人》——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也是賈樟柯迄今獲得的電影最高獎。

還記得是06年的最後一天，我在家裡看完《三峽好人》碟片，長出了一口氣：好在還有賈樟柯，讓沉悶一年的國產影片在歲末之時爆出一聲巨響，喚醒我們對自身的敬意。

兩位來自山西的男女，在三峽奉節尋找自己的親人，這其間，他們遇到了將要離鄉背井的人，將要失去家園的人，在貧窮與忍耐中不失良善的人，他們沒有什麼可歌可泣的故事，只有堅韌之中帶著普通人的夢想，這感染著兩個外來的男女，令他們做出了善良的選擇：女護士謊稱自己另有所愛，向已有外遇的丈夫提出離婚，好讓負心的男人少一點內疚；礦工韓三明看到自己的前妻因為3萬塊錢的欠賬而被哥哥賣給別人，決心重新回到礦上掙錢來贖回前妻。劇的結尾，那群拆遷工人跟著韓三明要去山西挖煤了，儘管韓一再告誡挖煤危險，但他們還有什麼選擇嗎？那兒掙錢多，是個好「營生」，這便是理由，是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氣。

寫作此文時，我又看了一遍《三峽好人》，看至一半時，略顯沉悶的情節推演讓我懷疑當初的判斷：是我看走眼了？等到那個時常扮演著周潤發的小混混為斌哥追債而被打死，男主角從一堆磚塊里發現他的屍體後將其放至木筏上，並在他身上鋪滿了五色的彩紙而水葬于山峽，我的心又被觸動了：不僅男主是個好人，那個小混混在導演眼中也是個好人。

悲憫意味著大愛，大愛意味著包容。在賈樟柯的所有影片中都貫穿著對人性的認知，它脆弱而有力，落魄而美好。難怪外國的評委們也不吝惜他們的褒獎——人性才是打動人心的最強力量。

與同期上映的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相比，《三峽好人》在商業上一敗塗地。人們寧願去看滿屏的宮女被擠出的乳房，也不願直視三峽工地上男人裸露的脊樑；皇宮裡的亂倫與廝殺自然比平民百姓的瑣碎生活更奪眼球，這就是現實中國的審美圖景。它源於人的獵奇本能，但並不等於所有觀眾的審美都在本能的層面上，也不是每個導演都要去迎合它。在賈樟柯看來，真實關注這個巨變時代中的普通人，才是他的藝術追求。他不拒絕商業，只是期待在商業片中依然葆有真誠和價值。

《三峽好人》

想像

2007年的年初，我去長沙參加一場活動，與樟柯不期而遇。活動完後，我們一眾去到一位藝人家中。私下裡的樟柯顯得放開了許多，喝酒吃肉寫字，他在宣紙上一揮而就，留下「在清朝」三個字，說是他即將開拍的電影——一部心目中的武俠片。

中國影人似乎都有一個武俠夢，說白了，那是一個掙脫束縛、自由自在、又不失情義愛恨的江湖夢，它可以在一個虛構的世界裡，了卻現實無法達成的夢想。

我期待著賈樟柯的新作，那是他過往影片中不曾出現過的歷史題材。作為文學系出身的賈樟柯包攬了他所有影片的編劇，他獲得的無數獎項中，最佳編劇獎佔有重要的分量。而歷史題材往往考驗著一個編劇的想像力和對歷史的穿透力，因為他可以撇開現實題材的束縛，更為真實地觸達歷史的本源，同時也可以表達作為創作主體對歷史的洞見甚至是二度創作，從而超越個人經驗，呈現個體的歷史觀。

這當然是一個浩大的工程，他一直在收集資料，所以是只聞聲響，不見人來。反而是他在重慶現場目擊了一起緝兇案，觸發了他的靈感，結合當年發生的幾起事件，悄沒聲息地就拿出了《天註定》，又一次轟動影壇；之後又有了《江湖兒女》。兩部影片的「俠義」主題一脈相承，算是《在清朝》的先聲吧。

《天註定》沒能在國內公映，也在意料之中。當初他那麼自信影片可以跟中國觀眾見面，源於有關方面已經過審並參加了國際影展，但他忘了「內外有別」。我猜想，這對他後來寫《江湖兒女》大有影響。

《天註定》取材於當年轟動全國的幾起案件：一個想為村民伸張正義而一怒之下開槍殺了6人的農民；一個厭惡鄉村沉悶生活、把槍聲視為樂趣的搶劫殺犯；一個不甘凌辱從而殺了嫖客的女工；和一個看不到未來而失去信心、墜樓自殺的打工仔。

在第二個故事中，王寶強扮演的殺人犯越過了「俠」的邊界，你可以理解他對鄉村生活的厭惡，但無法同情他對槍聲的快感而做出的選擇——殺人搶劫——用犯罪對抗平庸。導演所要表達的意圖是，不是為他辯護，而是要理解人性是如何被傷害和扭曲，暴力往往成為弱者挽回尊嚴的最快方式，這才是最危險的。

賈的觀點是，武不好，但精神很重要。藝術家要的就是這種突破束縛的勇氣和實踐，他要有想像和創造的能力。基於這樣一種認知，我對他的《江湖兒女》才會有另一種期待。而一向從現實取材的賈樟柯不可能不被當下的生活所打動——真實的世界遠比虛構的故事要精彩萬分。豪商巨賈們在大城市裡佔據著各種資源，政商結盟也是源於家鄉觀念宗族體系；我們甚至還可以往大了看，黑道上的大佬們與權力的互動與背叛，足以構划出一幅史詩般的畫面，它毫不遜色於《美國往事》與《教父》的歷史故事。而能有氣魄和能力去再現這樣的藝術圖景的中國導演並不多見，賈樟柯是一個。當然，他自身需要走出山西地域的局囿和他所構築的縣城世界，需要超出個人經驗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他更需要一個開明包容的空間。《天註定》的受挫，不可能不影響到他對題材的選擇、對故事的拿捏和主題路徑的踏入。

斌哥就是被這樣一種困境而改變了命運嗎？或者說，賈樟柯的雄心還未撐大，依然沉浸在他所構造的家鄉汾陽和大同之中；他會認為，縣城也可以是當代中國的縮影，以小見大，這是現實環境中最為穩妥的選擇。我能理解，但心有不甘。

也可能賈樟柯一開始構思這個劇本的時候，就為女主角趙濤設定了一個不愛江湖卻被逼上梁山的「義」人，用斌哥來襯托巧巧。這樣的話，就只能另當別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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