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經濟學人眼中的未來

周其仁，1950年8月出生於上海。1968年，他響應國家「上山下鄉」號召，在完達山狩獵七年半。1978年，周其仁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畢業後他就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從事農村改革發展的調查研究。1991年，周其仁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深造，獲碩士和博士學位。1996年起，周其仁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任教，先後擔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2015年，周其仁當選「十三五」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

周其仁注重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他像一個敏捷的獵手，奔走在經濟調查研究的第一線，用腳力、腦力、心力來觀察社會問題，在產權與合約、貨幣與金融、土地制度與城市化、改革與技術創新等領域,他的研究得到了廣泛認可。他尊重企業家並貼近企業，在轉型、創新等方面，不斷貢獻真知灼見，讓很多企業家擊節讚歎。

在技術變革、制度變革的衝擊下，未來充滿不確定，各種焦慮如影隨形。我們如何才能應對不確定？從那些「樂觀者」身上，我們可以學到什麼？在2016年7月的聯想之星WILL大會上，周其仁給出了自己的思考。

已知的最好答案是「不確定」

經濟學常常被看作一門憂鬱的學問，看未來不那麼明朗樂觀。亞當·斯密還比較明確，認定只要提供充分的經濟自由，「看不見的手」就能把人類帶向一個更好的經濟增長。他那個時代，英國工業革命蒸蒸日上，實踐也支持著未來明確樂觀的經濟學。《國富論》最了不起的預見，是斷定美國經濟有遠大前途，這點後來得到了驗證。

但是亞當·斯密以後，隨著資本主義迅速展開所引發的矛盾，很多經濟學家就不那麼樂觀了。最知名的是馬爾薩斯，他相信人口增長會持久快於食物增長，所以未來一定有麻煩，要靠饑荒、災難甚至戰爭等來重建平衡，由此也給經濟學打上了憂鬱的印記。

到了《共產黨宣言》，一方面非常樂觀，充分肯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給人類歷史帶來超過以往任何時代的生產力解放；另一方面又基於社會化生產力的爆發性增長，預言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必將滅亡。

蘇聯曾有幾十年的樂觀，不但證明「一國可建立社會主義」，而且要「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最輝煌的時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用計劃體制動員起來的工業能力成為反法西斯的物質基礎。戰後更樂觀，赫魯曉夫放言「一國建成共產主義」「20年趕超美國」，可惜沒得到驗證。

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搞建設，先學蘇聯，也樂觀過，趕不上美國也要超英國。不幸「大躍進」遭挫，靠調整穩住腳跟，卻又轉向階級鬥爭為綱，「文革」更是把國民經濟拉到了崩潰邊緣。逼到了無路可退，才有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當然改革開放也是看好未來，鄧小平認為世界將有二三十年的和平，可讓中國集中精力搞經濟。我國在1980年提出2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中國做到了，進入新世紀頭10年又翻了一番，翻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不過回看20世紀80年代的出發點實在很低，像我這樣大學畢業參加農村調查研究的，當時要直面的實際是「8億人搞吃，飯還不夠吃」。所以，非改革不可，改又不易，解決一個問題又冒出一批，到今天也不能說完全改好了。怎樣看未來，樂觀還是悲觀？老實講，當下問題較多，沒工夫好好想將來。

教書要講到預期，闡明人們的行為受對未來看法的影響。我知道關於未來最好的理論答案是「不確定性」，那還是奈特教授在1921年的著作《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里提出來的。何謂「不確定性」？就是經驗概率也推不出來將來一定會是個什麼樣子，不妨乾脆譯成「莫測」。按奈特的原意，不確定性比「風險」來得嚴重，本質上不可測，用保險機制也對付不了。

這與現代物理學家或有一拼，他們說觀察一個處於糾纏態的粒子時，無從預知它究竟是什麼，根本就「測不準」—「莫測」是也。不確定的世界怎麼應對？經濟學得出了一些今天看來還站得住腳的結論，那就是離不開一套制度—法治、市場、財產權、合約，特別是股權合約。為什麼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理論上追到底，就是未來不確定。

「對未來嚴陣以待」

以上答案靠得住，但不好說完美。首先，關於未來不確定、莫測，似乎沒什麼更多內容可說，導致對「人們怎樣看未來影響其當下決策與行為」的忽視，降低對行為的理解力和解釋力。其次，莫測無非「天有不測風雲」，容易讓人「預後不良」—似乎不確定總意味著災難來臨。其實，不確定性也可能是意外驚喜，並不是單邊確定的倒霉。

所以，對「不確定」還可以解析。這方面，彼得·蒂爾的《從0 到1 ：開啟商業與未來的秘密》對我有啟發。作者把人們怎麼看未來，構造成一個兩維對兩維的矩陣（明確/不明確，樂觀/悲觀），得出了四個象限：明確樂觀、不明確樂觀、明確悲觀、不明確悲觀，然後他把「各國看待未來的方式」裝進了這個認知矩陣。這當然不夠嚴謹，因為「各國」都有一大堆人，看未來的方式不盡相同，所以頂多是對各國主流看法的概括，少不了作者自己的主觀印象。雖然不那麼嚴謹，但對我也有啟發，衝擊力還不小。

譬如他認為，「從17世紀一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對未來明確的樂觀主義者都領導著西方世界」，而「1950～1970年的美國」，更是有史以來「明確樂觀主義」的典型代表。言之成理乎？蒸汽輪船、鐵路、電報、大規模機械化、化學廣泛應用、跨海隧道、地鐵、陸地其他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從蘇伊士到巴拿馬運河的開鑿，所有這些改變人類生活的壯舉，難道真是「被法術召喚」出來的嗎？作為得天獨厚的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美國自然稟賦豐裕，人口又不多，開荒種地吃飽飯、賣點棉花、煙草、木材，對那代歐洲移民足夠好了吧？為什麼還要發明工廠流水線、造帝國大廈、建金門大橋、搞曼哈頓計劃、投資州際高速公路，還要實施阿波羅計劃？更不要提無數民間的奇思怪想、膽大妄為之舉。

總之，沒有哪一樣是「純自然」的，一概是人工、人為之物。人做事情之前，總受對未來看法的支配，難怪蒂爾先生把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美國，毫不猶豫地劃入看未來「明確樂觀」的第一方陣。

不過，作者認為後來的美國轉向了「不明確樂觀」。特徵是「樂觀但又迷茫」，金融家取代科學家和工程師成為天之驕子，「財技」比科技更加耀眼，人們高估「機遇」，低估「規劃」和持久努力，低儲蓄、低投資、高消費，讓金融、政治、哲學和人生一併蒙上不明確樂觀的色調，誰也不問究竟能不能持久。當然，作者以為「當下歐洲」更糟糕，受「不明確悲觀」的支配，得過且過，眼看油瓶都倒了，議論半天也沒見誰當真起來扶一扶。

讀來最受刺激的，是這本書居然把「現在的中國」列為「明確悲觀」之代表！為了不至曲解作者原意，容我給大家讀段引文，「一個對未來明確的悲觀主義者相信未來是可知的，卻是暗淡的，所以他必須提前做好準備，也許當今的中國是最典型的對未來明確的悲觀主義者。美國人看見中國的經濟迅猛增長（自2000年以來，每年都有10%的增長），便認為中國是一個自信能夠掌握自己未來的國家……其他國家都害怕中國將要統治整個世界，而中國是唯一一個認為自己不會統治世界的國家」（參見《從0到1：開啟商業與未來的秘密》，第87頁）。

根據是什麼呢？「老一輩的中國人在孩童時都經歷過饑荒，因此展望未來時，總會考慮到天災。中國公眾也知道『冬天』即將來臨。局外人著迷於中國內部的巨大財富，但是他們沒有注意到，富有的中國人正努力把自己的財產轉移出國，貧窮一些的則能省就省，以求儲備充足。中國各階層人士都對未來嚴陣以待。」

不管大家同意還是不同意這位仁兄隨口大發的議論，我讀後還是很受觸動的。其實自我劃界，我國還歸不到上述四個象限中的任何一個。勉強要劃，不過是個另類而已—「埋頭觀察闡釋經驗現象，無暇顧及怎樣看待未來」。任何人問我關於未來的問題，我都回答「不確定」一了百了。這樣久已習慣的思維定式，要不要有點反省呢？

以色列的啟示：難做之事易做成

更多觸動來自2015年以來我的兩次訪學之旅。第一次是到以色列，是正和島商學院組織的，我受邀與一批年輕企業家同行。時間不長，加上最後我自己去看一個沙漠里的基布茲，前後8天而已，但震撼不小。行前我找到一些讀物，說以色列是「上帝」的「應許之地」，是「流淌著奶和蜜的地方」。到了我才知道不完全如此，這個法定面積比北京市還小的國家（實際控制面積2萬多平方公里，略大於北京），自然資源極為匱乏，60%的國土為沙漠，可耕地僅60萬畝，大約一半地方的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南部地區甚至每年不足30毫米。

但現在的以色列是「歐洲菜果廚房」，每個以色列農民可供養的人口，從1955年的15人增長為2014年的400人，高品質、高附加值的農產品大量出口，滴灌技術和設施農業稱雄全球，連淡水和海水淡化技術也出口。更了不得的是，它總人口800萬，卻擁有7000多家科技創業公司，是除美國、中國之外，納斯達克上市公司最多的國家，擁有比美國、歐洲還高的人均創投資本。2014年，以色列人均GDP為3.5萬美元，高科技部門貢獻了總出口的50%、就業的10%。

憑什麼？就憑人，特別是憑人掌握的知識，憑把知識轉成技術和產品的卓越能力。哪來的這套本事？源頭還是教育。我們中國人也重教育，但對比之下重點有別。一是人家的教育重信仰，讓世世代代的猶太人堅信自己不但是「上帝」之子，且生來就可以「與『上帝』角力」，所以自強不息，絕不懼怕任何艱難困苦。二是他們雖信仰虔誠堅定，對拉比也極為尊崇，但從小受鼓勵大膽發問、審慎懷疑、挑戰權威。猶太母親對放學回家的孩子，不問考試也不問成績，只問「今天是不是問過一個好問題」。

我在佩雷斯中心聽了一場阿龍·切哈諾沃的講演。在他小時候，媽媽教他說，人走進一條河流，可以順水走，也可以逆水走，但是「你要永遠逆水走」。這就預先畫出了他一生的軌跡：在任何領域一旦成功走順，立刻另闢一個領域逆水行舟。學術上打遍國內無敵手，他就跑到美國闖天下，評上終身教授後又不甘順境，再回到特拉維夫主攻科研難關。2004年他獲諾貝爾化學獎，是以色列國內獲諾貝爾獎第一人。他的經驗體現了《塔木德》里的一條哲理，即「難的事情反而容易做成」。

另一場精彩分享，報告人是以色列國防部武器研發前總管丹尼戈爾德准將，介紹研發「鐵穹」（Iron Dome）的故事。背景是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戰爭，鄰國向以色列北部地區發射了約4000枚火箭彈，造成44名平民死亡，迫使25萬人被疏散，100萬人不得不躲進防空設施。同時，在南部還有近100萬以色列人在射程更遠的「卡桑」（Qassams）火箭彈的威脅之下。2007年時任國防部部長的佩雷斯選擇「鐵穹」應對，領導研發的正是這位丹尼戈爾德。6年後，「鐵穹」完成實戰部署，僅2009～2012年3年間，就成功攔截了245枚來襲火箭彈。

在報告中，這位前准將給我們播放了一段視頻：一大家以色列人正舉行婚禮，空襲警報響起，卻沒人慌慌張張跑向防空洞，大家反而舉起手機對天空拍照，但見被攔截的火箭彈在空中散開，活像外邦來祝賀的禮花！退役後的丹尼戈爾德初創科技公司，研發一款微型導彈，用在人體的血管里打血栓。

難怪以色列成為一個與其資源和人口數量完全對不上的創新國度。到了以色列，我們才知曉那些名滿天下的矽谷超級科技公司，從微軟、英特爾、蘋果、谷歌到Facebook，無一例外都在特拉維夫設立了科研中心。在以色列研發出來的真正稱得上改變人類生活的關鍵技術，足可列出一張長長的清單。

再問一次，人家憑什麼？憑人家的智慧和永不枯竭的那股勁兒。看來這個民族把對神的信仰轉化為了對人的知識和能力的信念，敢於在已知知識的基礎上探索未知。倘若問以色列創業人群怎樣看未來？「明確樂觀」絕對佔據主流。否則，他們為什麼老挑別人不敢想、不敢碰的事情做？前面探路的成功鼓舞著後人，更多人就相信不確定的未來機會無窮。

百無禁忌想，腳踏實地干

第二次訪學就在前不久，我們幾位老師、同事和校友，自行組團到美國考察創新。事情緣起於2015年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辦過一個論壇，請到一家中國創投公司的創始人王煜全，介紹他們在美國投資科創項目的經驗。他還請來一批美國科創公司的企業家和科學家，現場說法、演示、答疑，一起討論王煜全概括的「美國積木式創新」，讓參會師生大開眼界。

此後我的一位同事薛兆豐教授躬逢其盛，參與組織了「積木式創新」的訪學之旅，並發布了他與王煜全合著的《全球風口：積木式創新與中國機遇》，詳述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的《拜杜法案》，怎樣與其他經濟、法律制度和政策配合，一起促成聯邦科研基金、非營利大學、教授與博士、各路創投資本、企業家等資源有效組合，在極不相同的技術經濟方向上創新，以及對中國製造業和中國創新的意義。

我全程聽了那個論壇的發言，也全文拜讀過王煜全、薛兆豐兩位的新著。我多年的習慣是，凡聽著有意思的，最好能實地看一看。知道2016年他們還會組織「積木式創新的深度考察之旅」，於是我報名成行，與三十幾位同有此項偏好的同事和校友一起遊學兩周。所謂積木式創新，要點是打通科學象牙塔里的「想法」（idea）與產品、市場、產業之間的經脈。

所以此次遊學，基本就在舊金山灣區與波士頓走廊，圍著兩家知名大學打轉轉。過去我是來過的，也聽過斯坦福大學的校訓「讓自由之風勁吹」以及麻省理工學院的校訓「動腦又動手」。原來不知道的，是美國最好大學的思想能量，早就越出本來也不設圍牆的校區，與市場和產業精銳部隊打成一片。

我還是舉幾個印象較深的實例，回答在前沿做事的人怎麼看未來。先說XCOR，從洛杉磯往北約90英里處，一片半沙漠地帶里豎起一座「通往太空的門戶」，那就是莫哈韋航天航空港（Mojave Air and Space Port）了。XCOR是設在此地的一家科創公司，研製垂直起降、可往返太空飛船的發動機。毫不起眼的倉庫式廠房裡，四十來位科學家和技工已經忙了十幾年，除了預售過一批太空游機票（每位9.6萬美元，真有美國人來埋單），XCOR連一分錢的進項也沒有，就靠投資人燒錢研製著一個型號又一個型號的太空發動機。

我們見到的那些朴樸實實的傢伙，他們究竟怎樣想未來？據說在莫哈韋小鎮上聚集著一幫太空迷，基本共識是地球不堪人類重負，要為太空移民未雨綢繆，早做準備。先向火星移民200萬吧，那不過是一個初級目標，可真要實施，還不得天天向太空發定點班車（船）？於是才要「可往返使用的太空飛機」，才要過去根本不可能有的太空發動機。

再說Hyper Loop One，立志要造超級高速列車，構想把大管道里的空氣抽乾淨，讓列車在真空狀態下由磁懸浮技術推進，時速可達每小時800 公里！當我們在洛杉磯市中心一個滿牆塗鴉的街區找到這家公司時，它的CEO乾脆利落地用半個多小時簡單介紹了他們的夢想、進展、成就與希望。聽起來總共融得不過1億多美元的資本，就要干一項如此驚天動地的大業。據說他們在拉斯維加斯沙漠里的測試已通過，也有找上門來的客戶下了訂單。前途一片光明，幾十位工程師幹得熱火朝天，很多人不領工資（其實要領也沒有），而是把工時折成公司股票，「萬一成了呢」？

這兩檔事的未來大不確定，問題是乾的人不知道嗎？為什麼還冒得出來那麼「離譜的想法」？他們也不覺得上太空、超高鐵這類事只有「國家」去想才合適。人家的「國家（nation）觀」裡面含著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國民，絕不單單只是「政府」，更不僅僅只限「官人」。百無禁忌地想，還能動員一群人踏踏實實地干，七八年、十來年就撂在那件事情里了。這後面沒有薛兆豐在遊學中屢屢強調的「制度」，當然完全不成。不過人們怎麼想未來，似乎更是隱性的根本，要是沒有明確樂觀看未來，那些錢財、人力、物力幹什麼不好？

路上我帶著布賴恩·阿瑟的《技術的本質》，不是易讀的一本書。不過跟著看了十多個科技項目後，我覺得明白了一些。何謂新技術？就是「針對現有目的而採用一個新的或不同的原理來實現的技術」。那什麼是「原理」？「就是應用某種現象、概念或理念」，而技術不外乎就是「概念的物化」。更好懂的是，「新技術由社會需求形塑而成；它們主要來自標準域外的經驗；它們更容易伴隨展示交換的過程產生；它們經常在網路中得到促進」（參見《技術的本質》，第120 頁）。這不正是此次遊學我們天天見到的嗎？探究這些從事創新活動的美國人看未來的態度，他們一律相信科學原理可被發現、可被應用，而人類的種種難題總有希望解決—「明確樂觀」撲面而來！

讓務實的「明確樂觀」抬頭

回頭再議蒂爾先生認定中國人「明確悲觀」的根據。我認為他找到的最靠譜的理由，不是漫長文明史留下的思維定式，而是向前看不到明朗的前景。請看如下議論，「對中國來說，最容易的發展方式就是不斷學習已經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模式。中國現在就在做這樣的事情：使用更多的火電，建立更多的工廠和摩天大樓。由於人口數量巨大，資源價格不斷攀升，沒有什麼辦法能使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完全趕上世界那些最富有的國家，中國人也知道這一點」（參見《從0到1：開啟商業與未來的秘密》，第87頁）。什麼意思呢？就是按現存技術，以10億人口計數的中國，要想都過上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資源和環境都支持不了。早有這麼一種說法：全世界都過上歐洲人的生活，需要三個地球；都過上美國人的生活，需要五個地球。可是，哪裡有三五個地球？結論是不可能，這才是中國人「明確悲觀」的真正由來。

要害是照搬、仿製支持現有發達生活的技術，幾億人或許行，十幾億人、幾十億人斷然不成。環境已經發出了警告。倘若把經濟開發的環境成本全部「內化」為價格，那麼現代享受對多數人口註定「貴」不可及。誰能勸說人們安於「耕地靠牛、點燈靠油」的傳統生活呢？繼續向前現代化，要承認現存技術再先進也還不夠先進。欲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現代化需求，研發不能停，創新不能止。

要讓中國人（還有非洲人和其他人）普遍明確而樂觀，從0 到1 尚不夠，還要有能耐把不斷冒出來的1，在環境支持限度內擴展成為n—可不是小數目的n，而是10億、13 億、30億。如果我沒誤讀，這也是《富足》一書的中心觀點。此書作者彼得·戴曼迪斯是工程學背景的哈佛大學醫學院博士，又是美國商業太空領域的領軍人物。帶著他的這本書在遊學路上邊看邊議，堪稱絕配，值得推薦給大家一試。

看來我們要面對一個閉環。明確樂觀的未來觀，是一切經濟、科技革命行為者的精神前提；可是，只有當最神武的科技展示出多數人也可以過上富足生活的現實前景時，人們才可能普遍對未來抱有積極態度。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呢？老問題要新解，我們在遊學中感悟到一點，願意拿出來與大家分享：創新創業的最優主體既不是超大組織里的所有人，也不是單槍匹馬的先知先覺。

最優創新組織是不大不小的「群」—同氣相求容易達成共識，互相欣賞、互相切磋、互相鼓舞，組織成本不高就能形成一致行動。群與群交互作用，行動出正果，就可以感染更多人群。這像生命一樣，能夠無中生有，是起於「一鍋原生濃湯」，活躍分子湊到一起，悶在一塊，高頻互動，直到長出一個新結構。從這點來看，革命、改革、建設，在發生學上是一樣的。

最後，我總結幾點分享：一是發達經濟體的前沿創新值得關注，中國人大可從中「淘寶」；二是想法比資源重要，因為每個時代的可用資源皆由想法決定；三是敢想敢做極有意義，而相信未來更好，是敢想敢做的前提；四是創新創業人群要主動對沖瀰漫周遭的各種焦慮—增長焦慮、轉型焦慮、教育文化焦慮，還有講不明白的焦慮。但僅憑焦慮殺不出重圍，要讓務實的明確樂觀在中國抬頭，先從創新創業的人群里開始吧。（周其仁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周其仁：赤子其人，灼見其文

王林正和島首席經濟學家，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周其仁老師是我非常尊敬的學者，他睿智而深刻，《一個經濟學人眼中的未來》便文如其人。

宏觀經濟學是一門顯學，也是一門門派甚多的界別，僅在中國就有所謂「七大門派」之說，但無論哪個門派，對周教授都非常推崇。

在這篇文章中，周教授引用了兩位學者的觀點，比較了兩個國家的實踐，歸納出了對「未來中國」的兩個希冀。

他引用的第一個觀點，是奈特教授在1921年提出的「未來存在不確定性」；他引用的第二個觀點，是彼得·蒂爾提出的看待未來的四個象限—明確樂觀、不明確樂觀、明確悲觀、不明確悲觀。

行文至此，讀者似乎尚不太明白周教授文章的主旨何在，但他隨即筆鋒一轉，提到了彼得·蒂爾著作對他的震動：「讀來最受刺激的，是這本書居然把『現在的中國』列為『明確悲觀』之代表！」

接著，他從到以色列和美國兩個國家的考察感受進而談及中國未來的希望在於制度改革與科技創新。他說：「照搬、仿製支持現有發達生活的技術，幾億人或許行，十幾億人、幾十億人斷然不成。」

文章至此，我看到了一位故人的身影：楊小凱教授。

請容我在此盪開一筆：初識楊小凱是在1967年，在長沙一中紅磚老教學樓的一間教室，他披著一件綠色軍大衣，正在與同學侃侃而談，當時他在讀高中。接著，就是我陪他妹妹楊小成給入獄的他送生活用品。「文革」後他被平反，然後出國學成的經過，頗具傳奇色彩，網上文章很多，我就不贅述了。

楊小凱教授在國內影響最大的觀點，也許是「後發劣勢」論。楊小凱教授認為，後發國家在技術上追隨和模仿先發國家是很容易在短期內見效的，而這種模仿在路徑上形成依賴後，甚至會以為不必在制度層面進行改革也能成功，從長期看，這是對國家發展不利的。在這一點上，周其仁教授與楊小凱教授「英雄所見略同」。

十八屆三中全會所布置的300多項改革、十八屆四中全會所布置的近200項改革，全都是從制度改革層面做出的戰略決策，而「創新發展」則是「五大發展理念」之首。應該說，周其仁教授這篇文章所表達的是一位有良知、有高度的學者的真知灼見—他確實看到了中國的未來！

有心勁兒，就有未來

賈林男正和島林男工作室創辦人

因為在正和島工作的緣故，近年來我有幸和周其仁教授有過幾次實地調研城鄉和企業、出國遊學的經歷。在一言一行中，周教授的思維方式、治學態度和人格魅力都深深鼓舞了我，讓我想成為他那樣的人。

一次在昆明呈貢新區城鄉接合部的公廁牆垛子上噴著一串人見人煩的電話號碼，下書「辦證」二字，周教授掏出相機「咔嚓」拍下照片，我問他臭烘烘的，照它幹嗎？原來這也是周教授寶貴的調研線索：「回去打這個電話，聊出來的東西，比書本上不知要多出多少倍！」

總有人說周其仁教授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學界、商界的「國寶」，他聽了一定搖頭。一次，某互聯網巨頭托我聯繫周其仁教授去其峰會演講，邀請函上赫然印著「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周教授見了說：「把『著名』拿掉，難聽死了。」一輩子朴樸實實做學問，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用思想和觀點「解放」了很多人，這就是周教授。

這位「經濟學人」究竟如何看未來？這篇他在2016年夏天的演講，企業家至少有三點用得上：

（1）明確樂觀的未來觀，是一切經濟、科技革命行為者的精神前提。今天中國商界瀰漫著各種焦慮情緒，但靠焦慮殺不出重圍。「中國經濟有的是仗可以打」，我在《做踏踏實實的企業家》書中寫過周教授的觀點，他對很多企業家說：「你想好了，等到你不幹，五年以後別人超過你了，你認不認？」

（2）中國經濟靠什麼突圍？改革突圍、創新突圍。對企業家主要就是創新突圍。過去我們擅長從市場端出發，從需要的產品向上找技術和原理，而未來尤其要重視科技的力量，從科學原理、發明出發，解決技術難題，最後做成受市場歡迎的產品。

（3）創新的最優載體既不是超大公司，也不是單個人，而是同氣相求、相互切磋、相互鼓舞的「群」。大學、科研機構、資本、企業家等資源高頻互動、有效組合，將是愈發重要的一條創新發生學原理。

① 人最怕的就是要的東西太多，信的東西太少。

② 天下事都是專業化，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這是成功的策略。什麼都想要的人，最後就是什麼都要不到。

③ 未來怎麼樣，不取決於經濟學家講了什麼。未來不是觀出來的，未來是干出來的，抉擇和行為決定未來。

④ 中國的經濟市場之水，總的體量非常大。水大魚大。美國當年首先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然後才有世界上最大、最強的公司。這個定理我認為對中國未來10年、15年一樣是有效的。

⑤ 最優的創新載體既不是超大公司，也不是個人，而是群—想法、理念相似，自發性、凝聚性極高的群，可大可小，重要的是高頻互動。

《本質》

正和島 編著

機械工業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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