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狂歡的一代？

顯然，如果不是經歷一種觀念上的反思性求索，幸福便很難由此去界定說它必然就是幸福的。因此，蘇格拉底式的理性主義在今天乃至將來都還有它存在和發揮作用的價值。

原文 ：《如何是狂歡的一代？》

作者 |中國人民大學 趙旭東

圖片 |網路

01

躲得過初一，也躲不過雙十一

今日不僅有「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我們也一樣在「製造中國」（Making China）。為此，我們無意之中製造了一個時代，這個時代令最為年輕的一代相比於他們的父輩有更多的機會參與一種消費物的狂歡，因此稱他們為「狂歡的一代」似乎並不為過。他們差不多出生於狂歡在即的氛圍之中，並深深地為這種狂歡的可能發生做著自己的成長努力，作為其中的一員而逐漸地深陷其中。

狂歡顯然是指一種快樂的獲得，但卻不需為此進行一種更為深刻的思考，只要憑藉網路的參與並儀式性地點贊，一切就都宣告完成。在同一個時間段里，數以億萬計的人會瘋狂地點擊滑鼠，在那幾家並非真實存在卻又比真實存在還具有影響力的虛擬的堪稱世界之最的電商平台下單，做著種種義務性的辛苦勞作，這些虛擬網路空間成為了新一代年輕人可以有機會去盡情發泄自己全部剩餘精力和價值的一個最佳狂歡場所，在這一點上，人們所追求的並不在於物盡其用，反而在於觸手可及的那種直接點擊下單而無需做其他事情的擺脫繁瑣生活折磨的快感。為此，他們也在中國創造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節日，這個節日顯然並不是用來紀念誰的，也不是用來娛神的，發明這個節日僅僅是用來娛樂他們自己而已。

可以肯定地說，這種基於一種彼此宣洩的點擊消費的激情在支撐著新一代人自我認同的參照系和價值取向。當消費成為一種價值引導之時，消費什麼並不是最為重要的，重要的僅僅在於他或她在消費這件事本身上面。對於他們而言，也再沒有什麼活動是比這點擊滑鼠更能夠帶給他們內心的快樂的。他們的興奮中樞最後會像斯金納箱中那隻瘋狂去按壓槓桿的老鼠一般被不斷地予以激活，為了去填滿他們由消費行為本身所帶動的興奮中樞的巨大窟窿，他們真的寧願「娛樂至死」。這同樣就像貪吃的老鼠在瘋狂地按壓斯金納箱中的槓桿，最後卻又可能會被這種持續的按壓活動活活累死。由於這個世界完全失去了索緒爾語言學意義上的能指和所指之間的一種對應性，漂浮在虛擬空間之中的如浮雲一般的能指符號在人的視覺可以去凝視的屏幕上不停地浮現、消失以及再浮現，由此，人們再不可能去保有按照既定秩序去安排生活的那樣一種心態了。

02

對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的徹底背叛

在這一點上，人們在生活中越來越感受到了薩特的存在虛無論意義上的「心裡想著的是笛子，但不斷湧現出來的可能卻是利刃」。許多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都可以在一個屬於自己卻又為億萬人所共享的屏幕上進行無限滾動的播放，人們在眼花繚亂的同時，卻有了與身處狂歡節一般的五彩斑斕的感受。人們迷戀於此，並沉浸於此，他們引領著甚至是裹挾著那些在過一種真實有序日子的人們一同進入到了虛擬世界的狂歡之中，這裡的標準動作同樣是去點擊滑鼠，然後下單，再之後便是等待包裹的到來，然後再去下一次的重複等待。這裡的荒謬性一點也不亞於薩繆爾·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的戈多，那只是一個希望而已，那個要等待的「戈多」從來沒有真正出現過，卻又必須要無聊地一直等待下去，就像人的種種渴望一樣。因此，厄內斯特·蓋爾納對現代世界的判斷是對的，人類從最初所有人都可以享受閑暇的狩獵採集狀態過渡到了少數人才可以享有閑暇的農耕文明，最後則是到了工業化文明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人們「工作至上、人人都沒有閑暇」，我們的慾望滿足模式也就從「直接得到滿足，變成延遲得到滿足，最後，變成了永遠得不到滿足」(蓋爾納，2002，《民族與民族主義》，韓紅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第152頁)。

這或許是這一代人在這個特定空間里的一種選擇，跟20世紀20年代美國作家海明威的《太陽照常升起》所代表的「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以及50年代凱魯亞克《在路上》所代表的「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另外還有最近日本作家大前研一所出版的《低慾望社會》中由日本御宅族所代表的那種根本無心於物慾和消費以及由本田直之所撰寫的《少即是多：北歐自由生活意見》所代表的歐陸極簡主義的生活方式實際上都是相互關聯在一起，互為彼此的。這總體上都可以看成是對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的一種徹底的背叛，這是以一種使自己更加快樂的方式去做出的一種文化上的自我抵制，但所希望的幸福並非通過如此途徑就可以直接獲得的。日本式的御宅族的生活似乎和我們「雙十一」囤貨下單在慾望表達上形成。一種極為反差性的對照。但它們卻又是具有一種共同性關聯的。在這一點上，他們的過去便可能會是我們的未來，我們的未來則可能會再一次彰顯他們的過去。這種差別是晚期資本主義生產消費關係的一種必然，在有了大量商品的消費狂潮經歷之後的所謂「低慾望」的出現會刺激一些新人身上更高慾望的滿足和實現。而同樣地，在一個地方消費的滿足和厭倦，又會像湍急的水流去尋找落差一般在另一處低洼的空間里激蕩起浪花，這也是對那裡的人生活慾望構成一種直接的激發和引誘，直到這個星球上的所有人群都經受了一遍，或被強迫注射了這種激發慾望的強心劑為止。這種激發會以一種文化的形式展現出來，成為一代人的特徵而標定在他們的身體之上。

03

積極的生活構建

人並非神，因此顯然並不能通過其所發明出來的種種拯救方式來拯救他們自己。人也只能通過一種存在感的擁有來偶發性地映射和喚醒人對於自身存在的種種迷惑不解。在這一點上，恐怕再沒有比去直接消費乃至浪費的慾望更讓人感受到一種幸福了，他們為此心滿意足，就像印第安土著揮灑一切的誇富宴一般。但這種慾望的滿足又必然不會是恆久的，一種人們想都不用想的消費觀實際上在預示著人們終將要去思考未來的生活究竟會有怎樣的變化。顯然，如果不是經歷一種觀念上的反思性求索，幸福便很難由此去界定說它必然就是幸福的。因此，蘇格拉底式的理性主義在今天乃至將來都還有它存在和發揮作用的價值。

顯而易見，吸食過量大麻之後的虛幻的幸福和母親跟孩子捉迷藏的那種幸福之間一定是存在天壤之別的。前者可謂是一種疲憊不堪的消極的自我取樂，後者則是一種積極的生活構建。在這方面，我們自然會期待社會之中能夠有更多的建立在後者之上的那種快樂和幸福的實現。對人類而言那可能意味著一種永久的快樂，而前者幸福一過，快感一沒，便不可能有持續重來的可能的幸福和快樂。而那些樂於書寫這些幸福感的人，他們自身無名的煩惱和擔憂一定也比不寫的人還要多。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41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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