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得一身污名，保住一座北平

文史 01-21

黃郛與蔣介石

「弱國無外交」在中國近代史上得到了最真實的印證。而作為那個時代的外交官，可謂受盡屈辱。在對外爭取主權時，即使擁有三寸不爛之舌，奈何失卻支撐；面對民眾，他們不得已而為之的謀略往往被誤解為喪權辱國，人人喊打，恨不能群起而誅之；而在政客那裡，他們又成為替罪羊和遮羞布。1933年的黃郛便是如此。華北危及，日人虎視眈眈，黃郛「徹夜周旋，心酸膽裂，勉獲緩和，重留北平。」收穫的卻是輿論的重壓和蔣介石日記中記載的「無能」。

再讀今天這篇文章時，拿來了書架上邵建的《胡適的前半生》，其中有一文講「愛國癲」。1912年2月到5月之間，北美的中國留學生以空前的熱情討論「二十一條」，達成的一致意見是「對日宣戰」，這樣的口號登報，顯「吾輩非戰即死」、「決一死戰」的義憤填膺。胡適批評這是不負責任的言論。這篇文章挺長，在此沒法展開。邵建在文章中所述，擇其扼要：

面對這麼多的生命，輕言開戰，儘管是為國，恐怕這國不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想到了構成這國的無數血肉之軀嗎？挺戰者看起來佔據了「意圖倫理」，但沒有「責任倫理」極為可怕也極不負責。愛國的「愛」，是一種心理狀態，或者是一種動機，誰也看不見，能看見的就是各自面對問題的方式，很難說「戰」就是愛國，「不戰」就是不愛。不以別人的血肉饜足自己的愛國熱枕。如果「我」因愛國而「他」則必須隨從，作為一種道德綁架，它反而是不道德的。

編者按有點長，就此止住吧。今天文章為騰訊新聞抗戰七十周年紀錄片《堅忍》第二集《委曲》之文字稿，在理想國首發。

拼得一身污名，保住一座北平

1933年2月，日本關東軍悍然進攻熱河，其目的，旨在切斷東北義勇軍在關內的補給通道，以鞏固新成立的「偽滿洲國」。中國軍隊奮起抵抗，終因實力懸殊，節節敗退。3月，熱河淪陷；4月，長城失守；5月，日軍入關，平津危急。

戰不能勝，平、津關係民心甚巨，又決不能失。擺在國民政府面前的唯一應對途徑，就只剩外交了。而由何人來負責此番對日外交，則是身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最為頭疼的問題。幾乎所有人都明白，缺乏籌碼的弱國，欲單憑口舌之利，挫退強敵，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沒有人願意接下這個燙手山芋。

萬般無奈之際，蔣介石想起了自己隱居在浙江莫干山的盟兄黃郛。

黃郛，字膺白，浙江嘉興人。1904年入浙江武備學堂，一年後被選派日本東京振武學校學習，入同盟會。1910畢業歸國。辛亥之役，黃郛與蔣介石參與了陳其美主持的光復上海活動，三人義結金蘭，陳居長，黃居次，蔣居末，約誓「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此後，黃郛的從政之路頗為順暢，北洋時期曾一度代理過內閣總理之職，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又出任外交部長要職。

黃郛

蔣介石之所以在此時想起請黃郛出山，既因為黃郛與自己乃是金蘭之交，也因為黃郛乃是當時政壇上少有的知日派，對日本國內政情頗為了解，且與日本駐華公使及武官，多有私人交誼。

但在黃郛的立場，卻一直對蔣介石存有心結。事情緣自1928年的「濟南慘案」——日軍以保護僑民為借口，出兵濟南，進攻國民革命軍，殺害國民政府駐山東特派交涉員蔡公時等17名官員；重炮轟城，中國軍民死傷達萬計。當時情形，為完成北伐，國軍不得不與日軍妥協，但身為軍事統帥的蔣介石愛惜名聲，不願承擔「親日和議」的罵名，一切談判俱交由黃郛出面。黃郛雖然多方奔走，左右折衝，然投鼠忌器，立場自然難以強硬，一時間，遂成了國內輿論抨擊的焦點。而最讓黃郛意外的是，深知交涉內情的國民政府高層，居然也不體諒自己的難處。自己在前方與日軍艱難談判，高層政要們則在後方大唱高調，以博取輿論的稱讚；連「盟弟」蔣介石，也迫於輿論壓力，勸黃郛辭去外交部長之職，以謝國人。

政府高層及「盟弟」蔣介石的這一態度，令黃郛極為寒心，待「濟案」事了，遂辭去所有職務隱居莫干山。後來，在給張群的一封書信中，黃郛如此吐露心結：

「濟案所受刺激，公私兩項皆為生平未有之傷心事。……兄在政治上勉有二十年之經驗，決非量窄之人，惟此一段內外交迫之傷心史，實令我沒齒不能忘。……嗚呼，人生二十年以上之朋友，能有幾人？不為利合而以義聚者，能有幾人？歷辛苦而不變者，能有幾人？」

正因為存有此般心結，在長達五年的時間裡，黃郛一再婉拒蔣介石的邀約，不願涉足政壇。直至1933年平津危在旦夕之刻，才再次答應出山。

妻子沈亦云，及諸多親友，均反對黃郛此次出山，認為此行缺乏軍事後盾，也難期望國際牽制，交涉只會有過，不會有功，無論結局如何，必遭輿論猛烈攻擊，純屬犧牲個人名節來為國家背黑鍋。對此，黃郛的解釋是：

「我豈見不及此！第國事危迫，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我遲早終為犧牲，如其犧牲於將來，與國人同盡，何如犧牲於今日，猶有幸全之望。我自出山以來，豈復計及毀譽？！佛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今實踐此言。天若憐予，當不虛負此行也。」

黃郛與夫人沈亦云。1913年，天津。

1933年5月，蔣介石設立「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任命黃郛為委員長，專職負責處理對日交涉停戰問題，力爭以最小的代價，保住中國在華北的主權。5月17日，黃郛抵達北平，當天參加華北軍分會會議，與會將領們的消極悲觀，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黃在日記中寫道：

「前線支持已不能以日計，而以時計。宋哲元將軍言其兵在喜峰口，進時如虎，退時如狗，此時則如綿羊，驅之不動。商震將軍允在某翼支持一日，為全場最能負責之人。形勢如此，已準備撤退，放棄平、津矣。」

與軍事上的全線失利對應的，是輿論一片喊戰。民心激憤，加之各種在野政治力量秘密策動，對日強硬聲浪之高，使得政府高層面對媒體質問，也不敢承認「和談」的存在。黃郛身處「和談」中心，困境更可想而知。事實上，坐火車北上途中，黃就曾被愛國青年投以炸彈。

這種「不敢言和」的困境，也與華北軍方及南京政府此前不切實際的宣傳有重要關係。譬如，此番中日兩軍交戰期間，日本天皇曾發表意見，認為對華政策底線，是鞏固偽滿洲國，對關東軍越過長城進入華北境內，表達了不滿。受此影響，4月19日，關東軍高層遂命令華北前線日軍撤回關外。日軍此番撤退，則被中國軍、政當局作為莫大勝利，大肆宣傳。5月6日，蔣介石致電北平軍分會，對此種傳揚，表達了異議。電報說：

「此次敵兵自動撤退，本非我軍戰勝之結果，中外共知。我軍乃據為通電報捷之資料，乃雪片紛飛。內長國人之虛妄，外招友邦之訕笑。致外報竟有『我國軍人太不知恥』之譏，實可痛心。應即切實糾正。一切標語、口號之政策，徒增倭寇之敵愾心，於我毫無實益，亦應予以停止撤銷。」

蔣電發出次日，本已後撤的關東軍，因做通了天皇的思想工作，再度越過長城，進入華北。其出兵目的，也從「切斷東北義勇軍在關內的補給通道、鞏固『偽滿洲國』」，升級為「瓦解華北中國軍戰鬥力，煽起內變，分化華北」。

黃郛抵達北平時，前線軍事已徹底糜爛，無可挽救，日軍所謂「瓦解華北中國軍戰鬥力」的目的，已接近達成，正致力於收買華北失意政客，企圖造成華北「自治」，脫離中央。

黃郛接手談判後，一面利用其與日本政界人士之私誼，探查雙方和談達成的底線；一面利用其在北洋政府時期所積累的與北方政界人士的交情，安撫華北，消除地方與中央隔閡，擊破關東軍運作「華北自治」的陰謀。

但最讓黃郛頭疼的是，華北軍方與南京政府，均不能配合和談。華北軍方高層此前自吹自擂過甚，此時礙於輿論壓力，既不能有效抵抗日軍攻勢，又不敢命前線部隊堅決執行後撤停戰指示，遂導致後方已在和談，前線仍在衝突，日方則利用此種衝突，一再擴大談判優勢。南京政府高層，同樣不敢負責任地給出對日和談的政策底線。所以，談判進展極難。拖延至5月22日，日軍已是四路進逼北平，城內秩序大亂，暴動迭起。北平軍分會認為大勢已去，北平難逃淪陷厄運，決定整個軍分會南撤至保定，僅留部分軍隊作守城犧牲之用，以告慰輿論。南京行政院這才發出非正式指示，確定和談底線：「除簽字承認偽國、割讓四省之條約外，其他條件，皆可答應。」蔣介石則補充道：「惟盼文字斟酌，打磨乾淨，不可有影射，縱屬同一意義，而用語必須堂皇，則電呈核准，自亦可不成問題也。」

接獲上述指示後，黃郛緊急約談日方代表，次日，雙方達成初步協議，北平遂免遭淪陷。對這一夜的具體經歷，黃郛所談甚少，但曾留下這樣十六個字來形容：「徹夜周旋，心酸膽裂，勉獲緩和，重留北平。」

與日軍談判之「心酸膽裂」尚未回復，來自「盟弟」蔣介石的傷害又至。作為軍事統帥，蔣介石不能公開表態贊成對日和談，黃郛是諒解的。黃郛所不能諒解的是，深知內情的蔣介石，在聞知和談達成初步協議之後，為了個人將來在歷史上的地位，竟在給黃郛的電報里，做起了文字遊戲。5月24日，蔣介石致電黃郛，表示認可初步協議，「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轉而卻又要求黃郛一面向日方力爭停戰協議不要「形諸文字」，一面「激勵士氣，重整軍容，以備最後之犧牲。」

黃郛與蔣介石

5月25日，同樣的文字遊戲，再次見諸蔣介石給黃郛的電報：「至於協定一節，總須避免文字方式，以免將來引以為例。最高無上之決心，不可須臾或忘。弟以為不有一北平死戰，決不能滿倭寇之欲，亦不能得國人諒解也。」

蔣的文字遊戲，用意相當明顯。日軍重兵而來，非痴非傻，如何可能應允停戰協定不形諸文字？作為軍事統帥，又如何不知「決一死戰」乃是空談；若真能「決一死戰」，又何必請黃郛出山主持和談？這兩封電報蘊含的真實心思乃是：既然和談已初步達成，接下來給黃郛的指示中，不妨多說一些立場強硬的漂亮話，以迎合當前輿論及後世史家。

針對這兩封電報，5月27日，黃郛給蔣介石回了一封長信，信中滿腹悲辛。黃郛說：

「弟既強我以肩此重任，弟必給我以同等信用。兄山居六載，雖不敢謂已達悲智雙修之域，然自信悲願決不至賣國，智慧決不至誤國。至尊電所謂『應下最高無上之決心，以求得國人之諒解』一語，則兄尤不能不辯。兩年以來，國事敗壞至此，其原因全在對內專欲求得國人之諒解，對外誤信能得國際之援助，如斯而已矣。最高無上之決心，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時早已下定，無待今日。兄至今尚未就職，弟如要兄依舊留平協贊時局者，希望今後彼此負責的遵守『共嘗艱苦』之舊約，勿專為表面激勵之詞，使後世之單閱電文者，疑愛國者為弟，誤國者為兄也。赤手空拳，蹈入危城，內擾外壓，感慨萬端，神經刺亂，急不擇言，唯吾弟其諒之。」

「希望今後彼此負責的遵守『共嘗艱苦』之舊約，勿專為表面激勵之詞，使後世之單閱電文者，疑愛國者為弟，誤國者為兄也」一句，可謂直接道破了蔣介石的隱秘心思。

雖然蔣為安撫黃郛，立即再去長信解釋，否認自己有上述心思。但當5月30日《塘沽協定》簽訂，華北危急解除時，其日記中還是留下了這樣的文字：「昨日停戰協定在塘沽簽字，事實並未有過，而文字實令人難堪，代表之無能與前方之怯餒，不勝慚惶。」（1933年6月1日）

蔣很清楚自己的日記，將被後世史家所批閱，所以給了黃郛「無能」二字作為評價。

此次危機過後，黃郛繼續留在華北，負責與日軍交涉，直至1935年春，才因病再次退隱莫干山。

黃郛1933年的對日和談，實際上開創了國民政府此後處理華北危機的一種「金蟬脫殼」模式，即將交涉責任，下放給如黃郛所負責之「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這樣的地方機構，由地方機構與日方周旋，中央政府則隱於幕後指導。這樣做對好處，正如黃郛所說：

「局部軍事長官所派之代表，其資格並不足以代表國家，何得議此種有關領土完整之政治問題？」

換句話說，由地方機構出面交涉，本身能夠緩和日軍的侵略；而地方機構交涉權有限，又可保華北主權不失。這一模式，當日在國民政府內部被稱作「退卻戰略」。這一戰略要獲得成功，有一個關鍵前提，即對方願意與華北的地方機構進行談判。而沒有外交談判許可權的日本軍方，恰正希望借「地方交涉」之名，來規避外務省對其自由行動的干涉。這種詭異的「一拍即合」，使得國民政府這一「退卻戰略」，能夠一直實施到1937年。期間，華北地方政治機構數量之多，設立、撤銷之頻繁，蔚為壯觀。

然而，這種謀略，顯然難以被一般愛國民眾所理解，輿論壓力之大自可想而知。1935年12月25日，曾參與中日和談的前外交部長唐有壬，在上海被愛國青年槍殺。同樣備受輿論壓力的黃郛，則在接受《大公報》記者王芸生的採訪時，這樣說道：

「這一年的經過，在明了國家情況的人，當然能夠諒解；一般人則以為我黃某天生賤骨頭，甘心做賣國賊。對外未曾做了什麼事，對內卻須時時做解釋工夫，真是痛苦萬分。一年以來對內對外，盡做矮人，我並非不知道伸腰！只是伸伸腰之後有什麼善後辦法？為國家設想，不能那樣冒險。我現在好比打網球的球。日本人說：黃先生你若是沒有辦法，還不如請你趁早躲開，免得礙我們的事！一球拍把我拍到南方來。到了南方，逢人便問：『膺白，你什麼時候回去？』又一球拍把我拍回北方去。但一談到辦法，便好像我向中央討債，夾在這兩種心理中間，能辦出什麼成績來？對方(日本)氣量是小的，力是大的，而欲無窮。國人則眼光是短的，調子是高的，肩頭不負責任。……但國家既需要我唱這齣戲，只得犧牲個人以為之，我年已五十五，大小的官都曾做過，尚復何求？」

1936年12月6日，黃郛病逝，時年57歲。國民政府在其褒詞中寫道：「智慮忠純，文武兼資，致身革命，卓著勛勞……不避險阻，力任艱難，隱忍求全，用紓禍變，心孤事苦，尤人所難。」

1945年，黃郛的夫人沈亦云女士為乃夫撰寫《家傳》。蔣介石親筆作序，內有「大仁大勇」、「不計毀譽，以一身翼衛國族之安全」之評價，亦感慨其在世之日，「不能弭鑠金之口，……忍辱負重，誠有非常人所能堪者」，直至抗戰勝利，其委曲求全，「乃克大白於天下」。十年劫難，諸般滄海，蔣的心境也已變遷，不再執著於用漂亮的電報來塑造自己的歷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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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蔣介石與黃郛之間的結義情形，可參見：劉維開，《蔣中正在軍事方面的人際關係網路》，「蔣介石的人際網路」學術討論會，2010。

沈亦云，《亦云回憶》（下），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P445。

沈雲龍，《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台）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P690-693。

同上，P172。

楊永泰致黃郛魚電，1933年5月6日。此電，系蔣介石以親信幕僚楊永泰名義，致電黃郛，欲由黃郛轉達給華北軍方高層，約束其不切實際之宣傳。

蔣介石致何應欽、黃郛卅電，1933年5月30日。

蔣介石致何應欽、黃紹竑、黃郛迥電，1933年5月24日；蔣介石致黃郛有電，1933年5月25日。黃郛致蔣介石感電，1933年5月27日。

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台）中研院近史所，2012，P220-252。

沈雲龍，《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P76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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