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滅亡前，其實還有一計可用，若能成功，明朝則暫時不會亡國

崇禎勤儉勤勉，兢兢業業，付出全部的精力與明末龐大的文官集團抗爭，十七年來，他用盡心力意圖復興明室，最終，城破自縊。

這裡要注意崇禎皇帝最大的性格特徵：剛愎自用，獨斷多疑。並且，要正確認識崇禎，必須要了解他執政時期所面對的主要敵人：其一，明末以東林黨為首的文官集團，其二，為崛起的後金，也就是後來的滿清，其三，則為農民起義軍。

明朝末年，崇禎朝就陷在這種內憂外患的危局之中，不得已之下，皇帝也是抱著「若攘外先安內」的打算，索性跟兵部尚書陳新甲商量與清軍和談，還派了一名密使前往瀋陽表達和意。

不久，使臣將雙方和談的資料帶回京城，送到陳新甲家中。未曾想，陳家書童一時疏忽竟將這張紙當成了文章送到朝廷報社去了。第二天《邸報》就出現了崇禎帝與滿人的和談細節，一時間人盡皆知，滿朝文武皆竊竊私語。崇禎皇帝火冒三丈，當即命人將陳新甲拉出去斬首示眾。

明清交替期間，雙方曾在和談上費了很大功夫。那麼，雙方是處於什麼考慮議和，明清議和又是因為什麼原因未能達成呢？我們不妨以後來者的眼光來看待此事，明清之間勢同水火，雙方和談的可能性有多大？崇禎與皇太極這兩名統治者對於議和又是怎麼看的呢？

所謂「兵者詭道」，皇太極用實際行動向我們闡述這一道理：滿人入關前後，皇太極始終打著「和談」的幌子，與大明朝反覆周旋。在皇太極眼裡，「戰」於「和」其實，沒什麼分別，完全是根據當前形勢的考慮。

為了在更恰當的時機發動戰爭，所以，必須議和；而為了雙方達成議和，又必須通過戰爭手段使對方妥協，所以說：「戰戰和和，虛虛實實罷了。」雖然皇太極在大部分時間中提出的議和都是出自兵不厭詐的「詭道」，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時間節點中，他的議和還是有些誠心的。

努爾哈赤想要的只是一個「王」號，只要大明朝能封努爾哈赤為「王」，他就有號召東北各少數民族的權力。與父親相比，皇太極的實力翻了幾番，即便如此，皇太極仍希望與明朝締結友好的關係，雙方仍然保持貿易往來。在滿人連戰連捷時，皇太極仍尊明朝正統。甚至，在公文中稱崇禎為皇帝，在和談未達成前，不寫滿人的天聰年號，僅寫干支以示尊重。

皇太極始終保留著雙方進行貿易的文書，也就是：明朝頒發給女真部的貿易許可。這說明，皇太極從未放棄與明朝建立貿易關係的打算。從這一點看來，明清之間，起初的確存在著和談成功的可能性。然而「可能」並不代表「事實」，雙方和談，明朝要付出大量的代價：必須認可後金王朝的合法性，將東北劃給皇太極作為封地，將其封為藩王等等。

雖說，這些條件無異於降低了明朝統治的威望，但是，卻能讓雙方止戈，東北地區重歸和平，明朝則有餘力對付各地起義勢力，保持大國地位不變。

其實，明朝此前並不是沒有「封王止戈」的先例。

早在嘉靖年間，蒙古俺答汗不斷騷擾中蒙邊境，挑起戰亂，導致京城幾度戒嚴。俺答汗提出的要求就是：恢復中蒙貿易，否則，雙方就要一直打下去。明軍在與蒙古人的戰鬥中死傷無數，雙方都沒在戰爭中佔到便宜。之後，吃了大虧的明朝統治者終於幡然悔悟，隆慶五年將俺答汗封為順義王，連俺答汗麾下的各部首領也受到封賞。

自此，明朝與蒙古之間長達四十年的戰亂終於結束，後來的幾十年里，中蒙邊境一片和平氣象。這便是「封王止戈」的先例，崇禎完全可以如法炮製，與後金講和。

兵部侍郎楊嗣昌在奏章中表達了「封王止戈」這一想法，並表示：「這跟當年俺答汗侵犯邊境時的情況與現在如出一轍，俺答汗被封為順義王后，中蒙邊境恢復男耕女織的和平生活，百姓安寧祥和... ...」楊嗣昌覺得，目前大明朝的首要任務就是安撫後金，這樣才是維護國土安全的長久之計。可惜，文武百官里很少有人有這種見識，即便有，也不敢像楊嗣昌這樣說出來。

皇太極的思維太活躍，使他的政治思想高出後金群臣一籌，也更比明朝的官員高明得多。

皇太極意識到：當前，後金政治形勢動蕩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將明朝樹立為滿人的「第一大敵」，一旦雙方化敵為友，後金政權中的不安定因素定會土崩瓦解。所以，想要維持統治，必須對政治場予以整頓，使周邊勢力為之臣服。

處於對明清局勢的分析，儘管崇禎皇帝言辭欠妥態度囂張的「議和信」讓皇太極心下不悅，但他還是熱情接待了明朝使臣，給他們豐厚的獎賞。雙方經過十多天的談判後，當明朝使臣啟程之際，皇太極安排官員將他們送到盛京十里外，設宴款待後又命士兵將使臣送到邊界。

並且，皇太極給崇禎寫了封信，委託使臣交給明朝皇帝。在這封信中，皇太極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先是，回憶了後金與明朝之間交戰的歷史因素，隨後，又分析了雙方目前的境遇，甚至，表示儘管滿人已穩操勝券，但是，仍願與明朝締結友好關係。

這封信被收錄進《清太宗實錄》中，從這封信的字裡行間中，我們不難看出皇太極謙恭的態度，在一番不失禮的客套後，皇太極提了四項並不苛刻的要求。我們唯一能從信中看出皇太極的強勢，就是那句：「倘若明朝不願與我軍講和，那麼，就別再派遣使臣或寫信了，倘若九月我們仍沒收到回復，那麼，後金將會出兵... ...」

可見，全信中之所以僅出現這一句通牒，則完全是因為皇太極對崇禎的誠意缺乏信心罷了。

密使回京後，首先，來到陳新甲家中，將與皇太極的和談材料交到上司手中。這時，正趕上崇禎召見陳新甲，陳新甲便將這份材料放在桌上匆匆出門了。陳家的書童想著今天的「塘報」還沒送，而陳新甲此時不在家中，於是，便自作主張將桌上的材料抄了一份，送到報社中發了出來。和談本是朝廷最大的秘密，一夜間人盡皆知，滿朝文武議論紛紛。

此時，更有甚者上疏密折彈劾陳新甲，說他：「苟且偷生、私通敵國。」

崇禎聽後更是火冒三丈，起初，他只想將這件事壓下來，並未追究陳新甲的疏忽，希望能不了了之。但是，過了一段時間，朝官對這件事的非議越來越多，輿論使崇禎一改初衷。

原本想要中興明朝的皇帝，此時，他思想來了三百六十度大轉彎，他不想成為輿論中的「罪人」，成為向滿人低頭的「昏庸皇帝」。崇禎越發覺得議和是「國家之恥」，於是，索性將罪責全部歸咎於陳新甲，下旨命陳新甲回家悔悟。此時的崇禎並不想為難陳新甲，只是希望陳新甲能替自己背起黑鍋，平息朝野上下的輿論風波罷了。

事已至此，雖說議和已告一段落，但是，陳新甲若能體會到崇禎的「良苦用心」，還不至於丟了官職和小命。可惜，陳新甲沒想明白，他仍覺得從頭到尾議和都是崇禎的打算，自己只是聽從聖意照章辦事罷了，於是，便想著替自己鳴冤，還將皇帝寫給自己的密詔公諸於眾。陳新甲的舉動終於讓崇禎怒不可遏，當即下令：「將這個不識抬舉的陳新甲砍頭遊街。」

陳新甲一死，議和大事告吹，明朝再次陷入與後金的戰爭中。

最終，直到1642年，崇禎才意識到「策遼事者，不宜戰而宜和也」，可此時的明朝，早已萬劫不復了，崇禎的念頭也成了「馬後炮」，於事無補。

在明清雙方的軍事對壘中，崇禎並非沒看到議和的好處，也曾幾番派出使者與皇太極協商，但是，最終均被自己人破壞了，換來後金更加猛烈的進攻。從這個角度來看，明朝走向覆滅似乎是最不可能發生的結局，可是，偏偏在許多莫名其妙的因素影響下發生了。

究其原因，首先，便是大明百官缺乏對議和的認知，滿朝文武沒有與後金議和的打算。自始至終，在雙方的和談中明朝缺乏主動性，每次皇帝都未召集百官商討議和事宜，也沒糾正朝中對於議和的錯誤認知。

朝臣們大多抱有「天朝大國不容侵犯」的思想，堅持認為後金是「國賊」，必須剷除掃蕩。

在這種大環境中，主張議和的官員均凄慘收場。袁崇煥被扣上「通敵叛國」的罪名被處死，支持袁崇煥的錢龍錫也因「密謀主款」被發配邊疆，前文說道的楊嗣昌因力主議和被同僚群起而攻之，陳新甲更是成了眾矢之的... ...

總而言之，明朝的政治家們放不下「天朝大國」的架子，因固守自封的想法失去了對事實的判斷。他們普遍認為：「議和」就是「乞和」，這是明朝在向他人服軟。明朝唯一的出路就是與對方死戰不休，逼著後金就範。

遙想當初，明朝首次與後金和談時，袁崇煥看到後金的使臣態度謙和，三步一磕頭，便陶醉於此，錯誤的認為：這是後金國力空虛、乞求停戰的表現，於是，便有了「而制其死命，俾不得再逞，以休息天下」的想法。因此，在袁崇煥給皇太極寫信時，「命令」皇太極撤出城還全部官生男婦。

其實，這種要求在皇太極看來無異於痴人說夢，拿成千上萬滿人的性命換來的人口和疆域，憑什麼你袁崇煥一句話我就要拱手讓人？皇太極覺得「兩國和好宜先議定疆界」，而你們今天的態度「是爾有意激怒我，願事爭戰矣。」... ...

參考資料：

【《明史》、《明清「和談」始末》、《清太宗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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