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和她統治中國的政治模式

撰文：李細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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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1835—1908)身歷晚清道、咸、同、光、宣五朝，幾乎與一部晚清歷史相始終。慈禧太后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在她生前死後，眾說紛紜，譽毀不一。有人為她塗脂抹粉，唱讚歌，甚至頂禮膜拜；也有人痛恨她，詛咒她，極力醜化她的人格與靈魂。慈禧太后在晚清歷史上的地位如何？實在很難用一句話來定位。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要談晚清歷史，從根本上就繞不開慈禧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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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咸豐十一年(1861)辛酉政變上台，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去世，慈禧太后統治中國近半個世紀。這是慈禧太后的時代。

慈禧太后三次垂簾聽政，把太后專權體制發揮到極致，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個中原委，既有個性權欲膨脹，也有迫不得已的苦衷。慈禧畢竟不像武則天自己稱帝，因而其太后名分在皇權結構中的位置始終頗為尷尬。正是為了保持這個能夠專權的位置，她走過了一條爭權、貪權與攬權而通向權力巔峰的道路。

咸豐十一年，咸豐皇帝在熱河行宮病逝。通過辛酉政變，慈禧與慈安兩宮太后開始垂簾聽政。這第一次垂簾聽政雖然從血腥的政變而來，但當時之所以採取這種政治體制，亦確屬不得已之舉:其時同治皇帝年甫6歲，根本沒有行政能力，必需有人輔佐代行皇權。在清代歷史上，順治時期多爾袞攝政，康熙時期鰲拜等人輔政，均曾一度嚴重侵犯皇權;而肅順等顧命八大臣的專權跋扈，更是觸目驚心。這些歷史與現實的教訓，使慈禧太后毫不猶豫地擯棄了攝政與輔政體制，而僅給才高功偉的恭親王奕?以議政王資格參政的權力，最終選擇了親自臨朝的垂簾聽政體制。為此，兩宮太后曾發布懿旨剖白心跡:

垂簾之舉，本非意所樂為。惟以時事多艱，該王大臣等不能無所稟承，是以姑允所請，以期措施各當，共濟艱難。一俟皇帝典學有成，即行歸政，王大臣仍當屆時具奏悉復舊制。

很難說這是慈禧太后故作姿態。說垂簾聽政是形勢所迫，並沒有問題;關鍵的問題是，她是否真的做到了及時「歸政」？揆諸後來史實，也沒有問題。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年滿18歲的同治皇帝已完成大婚，並「典學有成」。兩宮太后正式宣布歸政，同治皇帝開始親政。

然而，不幸的是，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親政不到兩年的同治皇帝去世，年僅19歲。世人對同治皇帝究竟是死於天花還是梅毒爭論不休，其實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同治之死對於晚清歷史走向的影響不可低估。試設想：如果同治皇帝不那麼早就去世，慈禧太后還能有第二、第三次垂簾聽政嗎？這確實是個無法驗證的疑問。歷史不能假設。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同治之死使慈禧太后所寄託的希望與幻想均徹底破滅。更可悲的是，同治皇帝死後沒有子嗣。如果說咸豐皇帝英年早逝是清王朝衰亡的不祥之兆，那麼同治皇帝無後而亡更是清王朝近乎天絕的宿命。這對慈禧太后的打擊無疑是致命的。就個人生活經歷來說，慈禧太后一生是很不幸的:少年喪父，青年喪夫，中年喪子。這人生三大悲劇的苦澀，磨礪了她超人的權力意志。慈禧太后再次爆發，堅毅地走向歷史的前台。這便成為歷史的必然。就此意義而言，同治之死從根本上改變了晚清歷史的航向。

同治帝

咸豐皇帝去世時，尚剩下慈禧太后與同治皇帝這對孤兒寡母;同治皇帝去世後，慈禧太后便成為真正的孤家寡人，其心態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她的心裡只有皇權，只有絲毫不可動搖的絕對的皇權。正如溥儀《我的前半生》所說:

慈禧是個權勢欲非常強烈的人，絕不願丟開到手的任何權力。對她說來，所謂三綱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來適應自己，決不能讓它束縛自己。為了保持住自己的權威和尊嚴，什麼至親骨肉、外戚內臣，一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的確，為了能夠繼續控制皇權，慈禧太后可謂是不擇手段，因為她除了清王朝的統治權力之外，幾乎是什麼都沒有了。

此後慈禧太后煞費苦心選擇年幼的光緒皇帝繼位而繼續垂簾聽政，並在光緒皇帝親政十年之後又通過戊戌政變實現其第三次垂簾聽政。這既表明光緒皇帝的軟弱無能，也是慈禧太后進一步攬權的結果。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雖然也以兩宮的名義臨朝理政，但實際上只有慈禧太后。為了堵住天下臣民悠悠眾口，慈禧曾經謀劃廢黜光緒皇帝和策立溥儁為大阿哥，以便名正言順地繼續垂簾聽政，但均以失敗而告終。庚子事變後，慈禧與光緒的關係漸漸有所和緩，內外臣工對於兩宮臨朝的政治格局也習以為常。

光緒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一日，年僅38歲的光緒皇帝悄然走完了短暫而暗淡的一生。遺憾的是，光緒皇帝也沒有子嗣。那位74歲高齡的慈禧太后不得不再次為這不幸的兒皇帝料理後事。這一次，她又如法炮製，選擇了光緒皇帝的弟弟醇親王載灃四歲的兒子溥儀為皇位繼承人。同時，她沒有忘記自己的親生兒子同治皇帝。她以「兼祧」之說，把溥儀立為同治與光緒共同的嗣皇帝，即宣統皇帝。

此時，也許慈禧太后已有預感來日無多，因此她在選擇溥儀為皇位繼承人的同時，還特授乃父載灃為攝政王。但是，一生要強的慈禧太后似乎又不甘心就這樣退出歷史舞台，故她在諭命載灃以攝政王監國之時，又禁不住坦露自己仍將訓政的心聲。其懿旨有雲:

現值時事多艱，嗣皇帝尚在沖齡，正宜專心典學。著攝政王載灃為監國，所有軍國政事，悉秉承予之訓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歲漸長，學業有成，再由嗣皇帝親裁政事。

就在這一切似乎都安排妥當之後，慈禧太后的生命歷程也快到了終點。據說在彌留之際，她念念不忘的主要是如何給自己「垂簾聽政」一個恰當的說法。當軍機大臣呈上草擬的遺詔時，她特意加上「不得不再行訓政」等字句，並特別說明:「余垂簾數次，不知者或以為貪權，實則迫於時勢不得不然也。」試圖表白其不得已的苦衷。更有趣的是，其臨終遺言有雲:「以後勿再使婦人預聞國政，此與本朝家法有違，須嚴加限制。尤須嚴防，不得令太監擅權，明末之事可為殷鑒。」這不知是在自責，還是警示後人，有些莫名其妙。自己既如此，又不許別人如此，這就是慈禧太后至死不渝的強權邏輯。然而，又有誰能理解慈禧太后心中難以名狀的萬般苦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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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史的角度，對於慈禧太后的統治，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一種是說她在一定程度上延長了清王朝的統治壽命；另一種則說她應該對清王朝的滅亡負主要責任。關於後者，主要是一些滿清遺老在追念故朝時對慈禧太后統治不滿的批評，其情感宣洩遠勝於理性分析。甚至還有人認為，慈禧太后就是為了實現報葉赫先祖世仇的遺願而傾覆滿洲的，則更屬無稽之談。

那麼，何以說慈禧太后延續了清王朝的統治？

現在回頭看歷史，可以斷定，慈禧太后是後咸豐時代清王朝最合適的統治者。咸豐皇帝去世時，年僅31歲。他只有一個兒子，就是繼位的同治皇帝。同治皇帝19歲去世，沒有子嗣。光緒皇帝以堂弟資格繼位，活了38歲，也沒有子嗣。末代皇帝宣統，雖然活了60多歲，但同樣沒有子嗣。從咸豐之後的皇位繼承人看，無論是同治，還是光緒、宣統，都是慈禧太后一手扶植的兒皇帝，他們對於慈禧太后的統治地位不具備任何挑戰力。也許有人會問奕?怎麼樣？必須承認，在晚清滿族王公貴族中，奕?確實是一個難得的人才。他曾與咸豐皇帝競爭過皇位，雙方各有長短，道光皇帝很難抉擇，最後破天荒地一匣二諭，在立儲金匣中藏有兩道諭旨:立皇四子奕詝為皇太子，封皇六子奕?為親王。據說其實奕?之才本非咸豐皇帝所比，但是咸豐皇帝的師傅杜受田技高一籌，要他揚長避短，多次在道光皇帝面前彰顯仁慈形象，結果勝過了奕?。

平心而論，在清朝十二個皇帝中，除了同治、光緒與宣統三個傀儡外，咸豐皇帝是最沒有作為的皇帝。何況恭親王奕?還是他的手下敗將!當然，很難假設如果奕?當政會怎麼樣。問題是，咸豐皇帝時代，他沒有資格當政;慈禧太后時代，他同樣沒有資格當政。慈禧太后依靠奕?發動政變而上台，政變之後，給了他議政王與首席軍機大臣的權位，可謂位極人臣，權傾朝野。奕?曾經一度忘乎所以，但很快便被慈禧太后借故開去其議政王的封號，其首席軍機大臣的職務也多次被吊銷。奕?均無可奈何，最後憂鬱而終。在慈禧太后的鐵碗之下，奕?被治得如此服服帖帖，其他如榮祿、奕劻之流，更是不得不乖乖地俯首稱臣。也許有人會說，正是慈禧太后的專權，而導致了滿朝文武的平庸。當然，這話也可以反過來說。這樣就可能永遠爭論不休了。關鍵的問題是，慈禧太后是如何統治清王朝的。

咸豐帝

值得注意的是，慈禧太后所接下的咸豐皇帝的政治遺產，其實是一副爛攤子。有人把咸豐皇帝稱作「苦命天子」，的確如此。他在位十一年(1850—1861)，都是在內憂外患中度過的，無一日得以安寧。當他即位之初，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爆發，迅速席捲長江中下游地區；與此同時，捻軍興起於北方，回民、苗民等少數民族起義亦在西北、西南地區風起雲湧。清王朝處在農民起義的汪洋大海之中，風雨飄搖，大廈將傾。不曾想屋漏偏逢暴雨，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兩次從廣州北上天津，最終直搗京城。咸豐十年(1860)，咸豐皇帝留下御弟恭親王奕?在京師辦理和局，遂攜后妃倉皇逃往熱河行宮。次年七月，咸豐皇帝在熱河黯然撒手西歸。他留下的遺產除了一個年甫6歲的兒皇帝以外，便是一群專權跋扈的顧命大臣和一座千瘡百孔的大清江山。如何收拾這副爛攤子，從此亂局中挽救即將崩潰的清王朝，就是擺在虛年27歲的慈禧太后面前最迫切的政治使命。

不可否認的是，慈禧太后創造了「同治中興」的奇蹟。慈禧太后在恭親王奕?的支持下發動政變，迅速清除了肅順集團勢力，開始垂簾聽政。其時，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農民起義正如火如荼。如何鎮壓農民起義？慈禧太后採取重用漢人的政策，依靠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的湘淮軍武裝力量，作為清軍的主力。重用漢人政策本為肅順所主張，曾經也被咸豐皇帝採納，但咸豐皇帝並不完全相信漢人，而是心存疑慮頗深。

曾國藩練成湘軍之初，咸豐皇帝擔心其為漢人私人武裝，將來可能有尾大不掉之勢，特意命滿人官文以欽差大臣兼湖廣總督，節制湖北軍務，藉以牽制曾國藩。又加上曾國藩是理學名家，咸豐皇帝對於書生帶兵亦是將信將疑。曾國藩的湘軍攻下武昌、漢陽，捷報傳到京師，咸豐皇帝竟然頗感意外，以為「獲此大勝，殊非意料所及」。他還私下裡對人說:「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由於不甚信任，終咸豐之世，始終沒有重用曾國藩。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後，很快便把軍事指揮實權交給曾國藩，命其以兩江總督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制，使曾國藩成為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最高軍事統帥。與此同時，左宗棠為浙江巡撫，李鴻章為江蘇巡撫，李續宜為安徽巡撫，彭玉麟為水師提督。這些以曾國藩為首的湘淮軍悍將都得以重用提拔，均被直接安置在與太平天國作戰的最重要的前線。諸軍奮勇當先，速奏奇效。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國起義遂被以湘淮軍為主的清軍所鎮壓。隨後，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的湘淮軍又被調去鎮壓捻軍和西北回民起義，同樣迅速收到實效。正是利用這些湘淮軍的武裝力量，清王朝取得了所謂「同治中興」的局面。對此，印鸞章《清鑒》評論道:

聽政之初，軍事方亟。兩宮仍師用肅順等專任漢人策，內則以文祥、倭仁、沈桂芬等為相，外則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為將，自軍政吏治，黜陟賞罰，無不諮詢。故卒能削平大亂，開一代中興之局。

這「兩宮」當然主要是指慈禧太后。關於「同治中興」的含義，據陳弢光緒元年(1875)所編《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主要是指清王朝在同治時期的復興。他說:「穆宗毅皇帝沖齡嗣服，躬遘殷憂，上賴七廟眷佑之靈，入稟兩宮思齊之教，卒能削平僭偽，綏靖邊陲，偉烈豐功，為書契以還所罕覯。」這不免有所誇張。在清史上，兩宮尤其是慈禧太后對於「同治中興」的功績，雖然無法與「康乾盛世」相比，但至少可謂清王朝統治末世的迴光返照。

還有一個反證：後慈禧時代，宣統朝三年而亡。慈禧太后去世後，載灃以監國攝政王的身份總攬朝政。為了對付權勢顯赫的奕劻、袁世凱集團，在載灃周圍聚集了大批皇族親貴，形成載灃集團。載灃一方面罷黜袁世凱，閑置張之洞，打擊漢族大臣；另一方面自代宣統皇帝為全國海陸軍大元帥，任其胞弟載洵為海軍大臣，載濤為軍諮府大臣，緊緊抓住軍權，同時調整各部院大臣，多以皇族親貴充任。這種揚滿抑漢集權皇族的政策使滿漢矛盾更趨激化。有人對比慈禧太后與攝政王載灃，認為載灃擯棄了慈禧太后的重用漢人政策，而一味集權皇族親貴，導致了清王朝迅速覆滅。有雲:

使醇王攝政之初稍有知識，懍然於天命已去，大局將危，遵先後之遺言，禮重耆碩，相與補苴罅漏，夙夜憂危，或尚有祈天永命之望。乃聽信讒言，襲用國初忮克漢人之習，以威名赫赫、天下仰望之大臣首與為仇，幾以託孤受命之身蹈亡身赤族之禍。雖張文襄、鹿文端諸臣極力保全，猶使罷職以去。……而乃自壞長城，使革命黨生心，一班青年無聊之士忿欲思泄矣。攝政王晏然，方日用其中央集權之策。各省設督練公所，而督撫之兵權掣;到處設財政監理官，而地方之脂膏竭。至無省不練新軍，即無一新軍非革命之先鋒;無省不立學堂，即無一學生非革命之謀主。武漢一呼，各督撫賢者抱頭鼠竄，不肖者甘心作新朝之都督矣。國不自亡誰能亡之？

正是載灃個人庸碌無能，不能像慈禧太后那樣的鐵腕人物成為一個權力中心，因而無法控制 迅速走向分崩離析的局面。後慈禧時代的宣統朝僅僅三年而亡，是很值得後人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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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與中國近代化的關係，是一個很難說得清楚的話題。在慈禧太后時代，中國近代化走過了洋務、維新與新政的歷程。這個歷程是艱難曲折的。無論如何估價，都無法迴避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慈禧太后;但是，她在這個過程中究竟起了什麼作用，應該負什麼責任，則實在不容易說清楚。下面擬略作分析。

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早期近代化的歷程，慈禧太后給予了有力支持。通過屈辱的鴉片戰爭，中國的大門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有識之士大聲疾呼「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但統治者仍然晏安苟且，沉睡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之中，戰後二十年，基本上沒有什麼改革舉措。中國近代化運動的真正啟動始於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咸同之交，太平天國運動與第二次鴉片戰爭，使清王朝遭遇到空前嚴重的內憂外患的政治危機，「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如何回應這個大「變局」呢？以奕?、文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為代表的洋務派發出了「自強」的呼聲，「夫中國之宜謀自強，至今日而已亟矣。識時務者，莫不以采西學、制洋器為自強之道。」自強以練兵為急，練兵以制器為先。於是，以創辦近代軍事工業為先導的洋務自強運動便應運而生。

咸豐十一年(1861)，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使洋務運動有了一個中樞機構。洋務運動從此進入實際運作過程。此後30餘年的洋務運動經歷了從創辦軍事企業以「求強」到創辦民用企業以「求富」的兩個階段。在這個過程中，慈禧太后是什麼態度？應該說，基本上是支持的。比如說，奕?等人建議在同文館設立天文算學館，遭到倭仁等頑固守舊派的阻撓，慈禧太后支持奕?，天文算學館得以招生開館。其他如關於設廠製造槍炮輪船、關於修造鐵路、關於幼童留美等等，每一項事業的舉辦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傳統保守勢力的非議與阻擾。當時的頑固派「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群起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為公憤者」。但各項事業最終都能艱難地起步，與慈禧太后的支持是分不開的。不過，綜觀洋務運動的各項舉措，這只是一個限於學習西方近代科學技術進行器物層面變革的低層次的近代化運動。洋務運動標榜以「求強」與「求富」為目的，這個初衷應該說毋庸置疑。然而，其是否真正使國家走向富強呢？則需要實踐的檢驗。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充當了洋務運動成敗的試金石。結果，事實是無情的，中國被日本戰敗，北洋海軍的全軍覆滅標誌著洋務派苦心經營了30餘年的洋務運動以失敗而告終。

戊戌維新運動是制度變革的嘗試，遭到慈禧太后的鎮壓。甲午戰爭的失敗對中國社會的震動是巨大的，這個震動強烈地刺激了維新變法運動的興起。泱泱大中國敗於「蕞爾島國」日本，既明確地向國人昭示了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同時又促使國人深刻地反省中國洋務運動的失敗。維新派從血的教訓中認識到，洋務運動的局限在於僅有器物層面的變革，從學習西方的角度來看，則是只知皮毛，而不知本原。在他們看來，西方富強的本原不在於近代機器生產與軍事裝備，而在於近代經濟與政治制度。梁啟超嚴厲地批評洋務派談「變法」，只知練兵、開礦、通商、鐵路、輪船、銀行、郵政、農務、製造等器物層面上的枝節改革，而「不知本原」，是不得要領;他認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康有為在回答「如何變法」的問題時，也曾明確地表示「宜變法律、官製為先」。顯然，康、梁的變法思想主張已經明顯地超越洋務思想的技術改造層面而進到制度創新的層面。當然，在他們看來，技術與制度有著內在的關聯，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因此，中國要想變法圖強，不能點滴、枝節地變革，而必須實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革，正如康有為所說:「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

康有為和梁啟超

從「小變」到「全變」，是維新運動對洋務運動的超越之處。甲午戰後，在維新派的宣傳鼓動之下，以日本為榜樣的全面的維新變法，一時成為時代思潮的主流。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甲午戰後民族危亡的特殊歷史條件下，變法圖強不只是康、梁幾個維新派人物的吶喊，而是一時成為朝野的共識，尤其是一度引起了一些高層官僚的共鳴。如湖廣總督張之洞有感於甲午戰敗，痛定思痛，認為:「泥法而流於弱，變法即轉為強」，主張「變通陳法」，「力變從前種種積弊」。基於這樣的思想基礎，一批軍機大臣或地方督撫如李鴻藻、孫家鼐、翁同龢、王文韶、張之洞、劉坤一等政界要人列名維新派組織強學會，這對維新運動無疑是一個有力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不甘作亡國之君」的光緒皇帝對維新派也是採取積極接納的態度，一舉將維新運動推向高潮，從而轟轟烈烈地上演了「百日維新」的一幕。在「百日維新」期間，光緒皇帝發布了一系列變法諭旨，具體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這些舉措有的在洋務運動時期已經開始舉辦，有的則是全新的事項。大而言之，維新運動超越洋務運動之處主要有兩點:一是變革的全面性;二是變革已明確地指向制度層面。因此，無論在變革的廣度還是深度上，維新運動都比洋務運動更進了一步。可以說，由洋務運動開啟的中國近代化運動在維新時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如同洋務事業舉步維艱一樣，維新變法遇到反對派的阻力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本來，慈禧太后並不反對變法，她起初對變法是持冷眼旁觀的態度。但是，康、梁維新派全變、速變的激進思想，尤其是以圍園劫後的計謀將矛頭直指慈禧太后的過激策略，使慈禧太后轉而堅定地支持守舊勢力。戊戌政變使光緒皇帝被囚於瀛台，康、梁逃亡海外，譚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維新力量遭到近乎毀滅性的打擊。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轉瞬間便煙消雲散，只留下並未見諸實施的一紙維新藍圖。

庚子事變後，慈禧太后被迫實行新政，但憲政改革進展遲緩。事實上，在戊戌政變之後一段時期內中國政治雖然一度走向黑暗與反動，但是，當慈禧太后這位清王朝的實際主宰者在新世紀來臨之際於「庚子事變」中陷於絕境時，她不得不呼喚「變法」的亡靈。歷史的嘲諷是無情的，反動派成了改革者的遺囑繼承人。光緒二十六年(1900)十二月，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的名義在西安行在發布新政上諭，新政改革正式啟動。清末新政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與社會生活等領域的變革，這些變革基本上都是在體制內進行。第二階段是政治體制本身的變革，這是前一階段各項體制內變革發展的必然趨勢。日俄戰爭的結果，日本戰勝俄國，標誌著立憲對專制的勝利。在日俄戰爭的刺激下，立憲思潮在中國勃興。中國是否實行立憲及如何立憲？慈禧太后派遣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出洋，到日本、歐美各國考察憲政。載澤等人回國後，奏陳立憲之利有三: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就是說，可以永保大清江山。這正合慈禧太后心意。光緒三十二年(1906)七月，慈禧太后發布懿旨，宣布仿行憲政，開始預備立憲。

對於慈禧太后來說，立憲的目的主要是維護清王朝的皇權統治，因此改革不能操之過急，尤其不能有損於皇權。預備立憲以改官製為先，當編製官制館奏請合併舊內閣與軍機處以實行責任內閣制時，慈禧太后洞察到奕劻、袁世凱集團企圖以責任內閣制分享皇權的陰謀，便毫不猶豫地予以否決，而仍然保持舊內閣與軍機處的體制。立憲之要「預備」，最為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因為在當時的中國實行立憲的條件尚不成熟，必須要有一個準備與過渡的時期。至於這個時期究竟要多長，則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清廷起初並沒有確定一個期限，立憲派感覺遙遙無期，於是請願要求確定召開國會的年限。光緒三十四年(1908)七月，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的名義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和《九年籌備立憲清單》。《欽定憲法大綱》的主體是「君上大權」，明確規定大清皇帝是大清帝國永遠的絕對主宰，君權神聖不可侵犯，大清皇帝擁有大清帝國一切內政外交大權。其條文主要仿自日本的憲法，君主的權力在此得到最為充分的肯定。這是慈禧太后實行預備立憲的初衷與根本目的。《九年籌備立憲清單》規定了此後九年內逐步實行預備立憲的各項事宜，對預備立憲的進展作了一個總體規劃。但是，這個九年的期限，與立憲派要求的二到三年內實行立憲期望頗有差距。就在《九年籌備立憲清單》頒布之後不久，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相繼去世，政局大變，預備立憲仍在艱難地進行，但前途渺茫。

縱觀慈禧太后時代中國近代化歷程，從洋務運動、戊戌維新到清末新政，是一個近代化的依次遞進的過程。這個過程是無比艱難曲折的。洋務運動只局限於技術層面的變革，經甲午戰爭檢驗，是失敗的。戊戌維新指向制度層面，但被慈禧太后發動的戊戌政變所扼殺。清末新政由體制內變革發展到政治體制變革，開始預備立憲，但最終並沒有使清王朝穩步地走上民主憲政的道路。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慈禧太后以洋務運動的形式開啟了中國近代化，但卻以預備立憲的形式制約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與東鄰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而實現近代化的目標不同，慈禧太后時代的中國，無論是洋務、維新，還是新政，均沒有使中國順利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而是一再錯失了近代化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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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評價慈禧太后的統治？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看：

一方面，慈禧太后統治靠的是老辣的政治經驗與高超的政治手腕。就政治經驗來說，慈禧太后並不是天生的權謀者。辛酉政變的成功，激發了她的無限的權欲。在同治朝第一次垂簾聽政，使她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比如她在處理與恭親王奕?的關係，以及重用漢族大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方面，均能得心應手。她的唯一的兒子同治皇帝的去世，對她的打擊是致命的。本來她已歸政，但她的唯一的希望破滅，使她不可能再頤養天年。此後，她的全部精力均傾注於清王朝的統治權力，一再臨朝理政，欲罷不能。名義上在位30多年的光緒皇帝，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傀儡而已。朝廷內外大臣如榮祿、奕劻、袁世凱、張之洞等，均無不俯首帖耳，甘心臣服。當然，這些都離不開她高超的政治手腕。慈禧太后慣用的統治術，就是善於利用各派政治勢力之間的矛盾，凌駕於各派衝突之上，操縱其間，保持自己權勢，以此維持政局的穩定。咸豐十一年辛酉政變的成功，就是利用恭親王奕?集團，而剷除了肅順集團。第一次垂簾聽政時，慈禧太后比較倚重恭親王奕?;位居議政王與首席軍機大臣的奕?，起初並不把年輕的慈禧太后放在眼裡，遂有居功自傲而尾大不掉之勢。同治四年(1865)，慈禧太后略施小技，便去掉了奕?議政王的封號，使奕?稍有收斂。但是，奕?勢力對慈禧太后的統治始終是一個潛在的威脅。慈禧太后既要依靠和利用奕?，又不能使奕?集團勢力過分膨脹。光緒十年(1884)，慈禧太后又借中法戰爭戰局不利之機，撤掉奕?為首的全部軍機大臣，換成禮親王世鐸為首的新軍機處，並諭命新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與醇親王奕譞會同商辦。實際上是用奕譞集團取代了奕?集團。

光緒二十四年(1898)，慈禧太后在榮祿的支持下發動戊戌政變，第三次臨朝理政，榮祿一度成為其最寵信的大臣。榮祿去世後，慶親王奕劻繼而為首席軍機大臣，與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相勾結，形成當朝一種顯赫勢力。與此同時，朝中還存在另外一種勢力，以深受慈禧太后寵信的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瞿鴻禨為首，以兩廣總督岑春煊為奧援。奕劻、袁世凱集團權傾朝野，慈禧太后本想藉助瞿鴻禨、岑春煊勢力予以打擊。結果出人意料，由於瞿鴻禨弄巧成拙，反而使奕劻、袁世凱先發制人地反戈一擊，致使瞿鴻禨和岑春煊橫遭罷斥和放逐。奕、袁集團因此而權勢至於鼎盛，這讓垂暮之年的慈禧太后深以為患。為此，慈禧太后採取了一系列抑制奕、袁集團勢力再度膨脹的措施。首先，調醇親王載灃入軍機處，以分奕劻之權。其次，去掉袁世凱直隸總督及北洋大臣之職，調袁為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實為名升暗降之法。再次，又調張之洞入軍機處，對袁加以牽制。慈禧太后煞費苦心，基本上維持了光緒末年政局的穩定。

另一方面，慈禧太后缺乏近代政治家的政治智識，她關注清王朝的皇位統治更勝於關注近代中國的前途與命運。當洋務運動在清政府向西方列強「借師助剿」的過程中興起時，慈禧太后也感性地意識到洋槍洋炮的厲害，而對於洋務運動在技術層面的變革給予了相應的支持。當戊戌維新指向制度變革時，慈禧太后及時予以鎮壓。當清末新政發展到預備立憲階段而走向政治體制變革時，慈禧太后游移持重，企圖採取拖延戰術，終於功敗垂成。制度變革尤其是政治體制變革，是慈禧太后時代中國近代化的一個難以突破的瓶頸。在慈禧太后時代，清王朝的專制皇權與近代中國的政治民主化趨向之間有一個內在的緊張關係。慈禧太后關注清王朝的皇位統治更勝於關注近代中國的前途與命運，因而始終無法突破其間內在的張力，也無法真正地邁出政治體制改革最關鍵的一步。預備立憲終於未能完成政治體制的結構性轉型，清王朝很快就在革命中覆亡。誠如第二次出洋考察憲政大臣于式枚所預言:「行之而善，則為日本之維新;行之不善，則為法國之革命。」不幸而言中，這真成了清末預備立憲結局的讖語。

可見，慈禧太后的統治，主要靠的是政治經驗與政治手腕，是一種典型的「老人政治」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實際最高統治者沒有國家元首與政府首腦的名分，靠個人的威望與影響力控制權力，在幕後操縱國家政權。這種政治模式，明顯地表現出保守而缺乏遠見的特徵，可以維穩而難以開新。其實質是一種隱性專制政治，必然成為民主政治的絆腳石，從而與政治近代化潮流背道而馳。清末預備立憲舉步維艱可為明證。清政府也因此付出了遭受滅頂之災的慘痛代價。

（作者授權刊發，注釋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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