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選讀兩代人的家國情懷

文史 01-22

顛沛流離的年代，拍張全家福極為難得，這是唯一的珍貴紀念。前排左起：母親裴毓貞、父親齊世英、小妹星媛。後排左起：大妹齊寧媛、哥哥振一、齊邦媛（本書作者）。

《巨流河》是去年港台地區口碑最好的一本書，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評道：「《巨流河》是一本惆悵之書。」在作者齊邦媛筆下，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個人史、家族史，更有兩代人的家國情懷。

身世

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巨流河是清代稱呼遼河的名字，1924年元宵節，我生在遼寧鐵嶺。那個年代初生嬰兒的夭折率很高，我先天體弱，快滿周歲時有一回高燒不退，眼看要斷氣了。祖母差家裡的長工連夜到十里外的鎮上，找到一位醫生將我救活。母親對醫生說：「孩子爸爸在德國念書，還沒有給她取名字。」於是這位醫生為我取名「邦媛」。

鐵嶺齊家算是中等大戶，祖父齊鵬大在奉軍里做到旅長，對張作霖忠心耿耿。父親齊世英卻是個讀書人，十八歲考取官費到日本留學，二十二歲又到柏林。母親裴毓貞和父親同齡，十九歲嫁到齊家後，便一直恪守婦道，伺候公婆，撫育兒女，十年不出家門。

父親二十六歲歸國，在瀋陽遇到祖父的好友郭松齡將軍，相談投緣。兩人都厭倦了軍閥混戰，對張作霖治下的東北局勢也深感憂慮。1925年11月，郭松齡通電請張作霖停戰下野，張不予回復，郭便率軍攻打，父親也參加了郭松齡的「叛軍」。郭軍一路奪下葫蘆島和錦州，直逼瀋陽。那年冬天的巨流河畔，兩軍對峙三日，郭松齡終於兵敗。他不願騎快馬獨自逃生，被奉軍部隊追上，就地槍決。

當時父親逃到新民市的日本領事館躲避追殺，終於在半年後尋機逃出東北，輾轉經朝鮮、日本逃到上海，1926年加入國民黨。蔣介石接見他時說：「你不像東北人。」

父親在南京安頓下來後，母親終於跨出家門，帶著我和哥哥前去投奔父親。幼小的我就在那時告別了巨流河。記得馬車出了村口，路旁見一排排禿山，怪石嶙峋。我問母親：「這叫什麼山？」母親正在前途未卜的惶恐中，隨口答道：「鬼哭狼嚎山。」

我們出山海關到北平，轉津浦鐵路，火車走了三天兩夜，到達南京下關車站。我看到英俊而陌生的父親站在月台上，等著迎接他聚少離多的妻兒。

我在南京入讀鼓樓小學，那是1937年之前的「黃金十年」，城裡給我的印象是處處充滿希望，我們小學生還去街上貼標語：「不許吐痰」、「振作圖強」。父親在中央政府任職，有一次我上學路上，不小心踩到泥濘里，棉鞋陷住。這時一輛汽車開過來停下，裡面坐著我的父親。他叫司機出來把我的鞋拔出來，然後他們就開車走了。晚上回家，父親教育我，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務車上學，一則須知公私分明，再則不可以炫耀。

「九一八」事變後，父親認為要救亡圖存，必須保存青年力量。他負責黃埔軍校招收東北學生的工作，還說服國民政府教育部撥款，於1934年在北平創辦了國立東北中山中學，招收了約兩千名流亡學生。這是中國第一所國立中學，也是父親一生引以為傲的事業。1936年華北吃緊，中山中學遷來南京，在南京郊外的板橋鎮，父親帶領學生們自己動手修建圍牆和校門。進校門前，可以遠遠看到泥磚牆上巨大的八個字：「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中山中學的學生都是沒家的孩子，母親就經常招呼他們來我家吃飯。那年除夕，哥哥帶著一位姓張的學生回家———這位少年的父親在偽「滿洲國」成立之初是瀋陽警察局局長，因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廣場上澆油漆燒死。在我家溫暖的火爐前，他忍著淚水訴說家破人亡的故事，我記住了他的名字「張大非」。

從此，張大非就經常來我家。有一天午後，我跟著他們七八個同學去爬山，下山的時候突然起風，我走得慢，漸漸落在後面，在半山腰抱著一塊石頭，進退兩難。在寒風與恐懼中，我開始哭泣。這時，我看到張大非在山的隘口回頭看我。

他牽住我下山。到了隘口，張大非用棉大衣裹住我，說：「別哭。」

我永遠記得他眼中的溫情。

本書作者齊邦媛。

南開

一九四三春風遠

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父親安排中山中學師生分兩批撤離南京，我家隨第二批一起，沿長江上溯到漢口。這時母親剛生下我的小妹星媛，不幸得了血崩之症，生命垂危。十八個月大的妹妹靜媛也得了急性腸炎，在一天早上離開了我們。我看著她小小的身體被包在一床白色的毯子里抱出去，淚如雨下。

張大非從病房大門進來，我對他說：「妹妹死了，我媽也要死了。」

他走進病房，在床前跪下，俯首祈禱。然後對我說：「我已經報名軍校，改名張大飛。臨走來看看你們。」說完他給我一個小包，轉身走了。

我打開小包，裡面是一本皮面燙金的《聖經》，扉頁上寫著：「邦媛妹妹，願永生的上帝，永遠地愛你，永遠地與你同在。阿門！」

也許是上帝真的顯靈，母親活了下來。我們從漢口到長沙，一路上唱著：「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父母把我送到長沙的周南女中念一年級。哥哥則收到了張大飛寫來的信，信上寫：「我已經十九歲了，日本人把我們逼成這樣，我也沒有心情念書，就考進了空軍官校，可以真正報效國家。」張大飛還問我有沒有看《聖經》，我回信告訴他，贈我的《聖經》放在腰袋裡，逃警報都帶著，只是不懂為什麼耶穌說人打你的左臉，你連右臉也讓他打？

1938年10月，日軍攻陷廣州，我們繼續逃亡到桂林。那時候只要天晴，就有日機轟炸，警報一響我們就往郊外跑。在等待解除警報時，我記得有位學姐總愛細聲唱：「我每天都到浣紗溪，痴痴地計算，你的歸期……」當時我已是少女年紀，卻覺得在那樣的天空下，聽這麼「頹靡」的歌很不舒服。

局勢更加動蕩，我家隨著學校逃亡了小半個中國，終於入川，到了戰時陪都重慶。父親送我進了沙坪壩的南開中學，校長是著名教育家張伯苓先生。南開中學在抗戰八年里教育了數萬青年，在我的記憶里，張校長就是校歌所唱「巍巍我南開精神」的化身。

我在南開度過了六年，期間一直和張大飛保持通信往來。他每周用淺藍色航空信紙寫信來，說我們是他唯一可報平安的家人。我上初中時，他已開始駕驅逐機升空作戰，在火網中出生入死。而我，只有中學女生那一片小小天地。我常抄些國文課本里感時憂國的文章如《李陵答蘇武書》寄給他，他回信則寫了更多《聖經》里的話。1942年他被選入了陳納德的飛虎隊，與美國空軍並肩作戰。有位隨軍牧師告訴他，保衛家鄉是正義之戰，減少民間無辜的傷亡是軍人天職。牧師的話給了他精神指引，使他能在殺伐與救贖間求取心靈的平安。

1943年我臨近高中畢業，老師指定我寫一首級歌。我寫道：「梅林朝曦，西池暮靄……而今一九四三春風遠，別母校何日重歸來……」那是一個高中女生傾心讀了兩年古典詩詞後，所能作出的幼稚多情的歌。

四月的一天黃昏，我們正在準備晚餐，有個女孩跑來說，有人在操場上等我。我出去，就看到張大飛走過來，穿著一件很大的軍雨衣。他已經是中尉了，制服領上是飛鷹，走路真有精神，是戰爭年代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種英雄。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說：「邦媛，你怎麼長這麼大，這麼好看了呢。」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讚美我。以前我骨瘦如柴，弱不禁風。

張大飛說，部隊調防在重慶換機，七點半要趕回機場，他只想來看我一眼。

這時驟雨落下，他拉著我跑到屋檐下，把我攏進他的大雨衣里。隔著軍裝，我聽見他心跳如鼓。

只是片刻，他鬆開我，說：「我必須走了。」

我看著他在雨中跑步到門口，上車疾馳而去。這年夏天我也告別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溯長江遠赴川西，到樂山就讀國立武漢大學。一九四三春風遠，今生我未能再見張大飛一面。

武大

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往樂山去的時候，正是八月秋汛，江水暴漲，我在船上流下了思家之淚。我自幼是個弱者，處處需人保護，如今獨自離家去念大學，後悔已遲。有個女同學到我身旁說：「像你這個哭法，難怪長江水要漲。」

武漢大學的教務長是朱光潛先生，有一天他突然召見我，說：「你聯考分發到哲學系，但是你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為什麼不轉外文系呢？你多想想，如果轉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導師。」

我受寵若驚。朱光潛先生當時已是名滿天下的大學者，我聽他的話轉了系，從此可以聆聽朱先生美妙的「英詩」課。朱老師堅信好文章要背誦，英詩班上不到二十人，背書和私塾一樣，無人能逃。他給我們講濟慈的《夜鶯頌》，說詩人在溫柔之夜聽夜鶯之歌，如嘗美酒而陶醉，然而夜鶯必不知道人間疾苦。「Here, 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 other groan.（這裡，我們對坐悲嘆的世界。）」

1945年2月的一天早上，我們幾個同學由宿舍出來，走下白塔街，轉入文廟廣場，迎面看到石柱上貼了一大張毛筆寫的布告，墨跡似乎還未乾：

二月二十五日早晨，美國巨型飛機一千八百架轟炸東京，市區成為火海。日本首相惶恐，入宮謝罪。

我無言無語，沉痛而歡欣地站在石柱前，想像一千八百架轟炸機遮天蔽日的景象。狂炸我們八年的日本人，也嘗到自己家園被別人毀滅的痛苦了。那些因菊花與劍而狂妄自信的男人，怎樣保護那些梳著高髻、穿著大朵大朵花和服的女人呢？

然而中國的戰事依然詭譎，武大創校人之一的王星拱校長對我們訓話：「我們已經艱辛地撐了八年，絕沒有放棄的一天，大家都要盡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後一日，弦歌不輟。」

六月初，又是一個春天過完的時候，我收到哥哥齊振一的信。他告訴我，張大飛在五月十八日豫南會戰時掩護友機，殉國於河南信陽上空。我們家是張大飛的戰時通信地址，於是哥哥收到了航空隊寄來的通知，還有一個很大的包裹，用美軍的帆布袋裝著，裡面是我從1938年到1944年寫給張大飛的一百多封信。

張大飛上陣前給哥哥留下的最後一封信里寫道———

振一：你收到此信時，我已經死了……我請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後，把邦媛這些年寫的信妥當地寄回給她。請你們原諒我用這種方式使她悲傷。這八年來，我寫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書，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得見她由瘦小女孩長成少女，那天看到她由南開的操場走來，我竟然在驚訝中脫口而出說出心意，我怎麼會終於說我愛她呢？這些年中，我一直告訴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則，我死了會害她，我活著也是害她。我這些年只會升空作戰，而她每日在詩書之間，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這必死之身，怎能對她說「我愛你」呢？請你委婉勸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後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重慶的狂歡之夜，是我漫長一生所僅見。愁苦的大地灌滿了歡樂，人們在街頭互相擁抱，又跳又笑，聲嘶力竭地唱：「山川壯麗，國旗飛舞……」我跟著哥哥拿著火把往沙坪壩大街上跑去，走到南開中學校門口，想到當年張大飛自操場上向我走來。這一瞬間，我突然感到萬聲俱滅，再也不能忍受擁擠的人群。我一個人穿過校園，走上無人的小徑，放聲痛哭。

這年11月，張大飛贈我《聖經》整整八年後，我在樂山受洗，成為基督徒。

流離

從巨流河到啞口海

1946年，我們是第一批回到武漢大學校園的學生。在四川的時候，總聽老師們說武大宮殿式的建築多麼宏麗，東湖多麼浩瀚，但當我初次踏上珞珈山時，卻只見滿目荒涼。

那時朱光潛先生已在北大文學院籌劃新局，他臨行聘請吳宓教授來武大做我們的系主任。吳先生未隨西南聯大回北平，而來到武漢，大約就是與朱先生的私誼。我已讀到大四，吳先生建議我以雪萊的長詩《Epipsychidion》作論文，我研究了一陣，覺得雪萊那種戀愛觀和我的「鍾情派」不同。不久，吳先生召我去，把我擬的大綱幾乎改了一大半。他用毛筆寫了兩頁英文大綱，並且加上一句中文：「佛曰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他告訴我，要朝一種超越塵世之愛去想，去愛世上的人，同情、悲憫，愛不是兩個人的事。

大學畢業，前途茫茫。父親在我這年紀一心要救的中國，如今處在更大的戰亂之中。六月下旬，我從漢口搭船回上海。那艘船上沿著欄杆，用粗麻繩連環綁著近百名年輕男子，都是要去支援北方「剿共戰爭」的新兵。當晚我倦極睡去，朦朧中聽艙外人聲喊：「有人跳水了！」長江正在漲水期，滾滾濁流哪有生路？軍官用大電筒往水裡照，有個兵開始哭泣，引起更多哭聲。一個粗重的聲音喊：「再有人哭就開槍！」哭聲戛然而止。

「一將功成萬骨枯」，在我有生之年，忘不了他們枯乾的顏面。

1947年9月，父親的朋友馬廷英叔叔到我家，說此來是為台灣大學找教員。我正沒事做，就想去見識新的天地。10月，我第一次乘螺旋槳飛機過台灣海峽，爸爸給我買的是來回雙程票，他怎知我此去再回，已是四十多年後的事。

我在台大當上了外文系的助教，繼而結婚生子。1949年父母也都來到台灣，1954年，父親公開發言反對為增加軍費而電力加價，蔣介石大怒，開除了父親的黨籍。以這種方式離開國民黨，對父親來說是一種解脫。他28歲以志趣相投入黨，終生稱委員長為蔣先生，一生黃金歲月投入報國，老來一身輕閑。1983年的一天早上，84歲的母親去陽台澆了花，回房吩咐女傭給父親做飯。父親當時坐在門邊的椅子上，清晰地聽到母親說：「主啊！你叫我去，我就去了。」再來看時，母親已經坐著去世了。

我和妹妹在淡水海邊找到了一塊山坡地，面朝東北，海水流向渤海灣就是大連，是回家的路。母親火化後埋骨於此，四年後，父親也葬在這裡。

台灣島最南端的鵝鑾鼻燈塔左側，有小小一泓海灣，名為啞口海，海灣湛藍，靜美。太平洋的風浪到此歸於寂靜，音滅聲消。從巨流河到啞口海，埋藏了兩代人的悲傷往事。

尾聲

少年子弟江湖老

1987年11月兩岸開放探親，1993年5月，我終於登上了回家的航班。飛機到上海，再到北京，我轉乘火車去遼寧鐵嶺，一路經過葫蘆島、錦州、新民……1925年冬天，我的父親曾隨著郭松齡將軍，率領千軍萬馬攻佔這片土地。車過巨流河鐵橋時，我又在懷想，倘若當年郭軍勝了，東北又當是怎樣的格局？

堂弟振烈帶我到鐵嶺老家，我問村人：「鬼哭狼嚎山在哪？」所有人都說，從沒這個山名。我才明白，幼年聽母親說的「鬼哭狼嚎山」，原來就是她當時的心情。

在大陸，真正認識我的，只有一起走過青春歲月的同窗們。1999年我再次回大陸，就是去參加南開同學的聚會。當年同班的女同學到了十多位，見面都是老太太，互相不認得了。我們喊著彼此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地唱著「一九四三春風遠」。我也得知了當年武大老師們後來的遭遇。「文革」期間，朱光潛老師被打入牛棚，1970年遣回北大繼續勞動改造，每天掃地和沖洗廁所。而曾向我講「愛如一炬之火」的吳宓老師，遭到批鬥羞辱，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頻頻呼喊：「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我要吃飯，我是吳宓教授！」他之所以受到這樣的迫害，是因為他竟敢在「批孔」會上說：「孔子有些話還是對的。」

參加完北京的同學聚會，我又到南京。在紫金山裡的航空烈士公墓，我看到了一排排黑色大理石碑，刻的是三千多位中國空軍烈士的名字。我一個人靜靜地尋找，終於看到了這樣簡單的兩行字：

張大飛上尉遼寧營口人

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職

1999年的這一天，五月的陽光照著七十五歲的我，無限溫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