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藏兩族間的雙向「征服」
不少讀者都曾問過我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唐朝征服不了吐蕃，而蒙古人卻很容易就做到了？」說真的，這問題的癥結，我也一直在思索。
不過，今天我們不是來回答這個問題的，而是來說一個很多人都忽略的了現象，蒙藏兩族之間是一種雙向「征服」的關係。
必須首先表明一點，關於這種所謂「雙向征服」的理解，完全是我自己的一家之言，至少以我目力所及，尚沒有看到有論文對此進行剖析。因此，我的想法不一定正確，不過是從另一個角度詮釋，蒙藏間複雜的政治和宗教關係。
在說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釐清一個概念，此「吐蕃」非彼「吐蕃」。
既蒙元帝國時期的「吐蕃」和唐人所面對的「吐蕃」，並不是一個含義。這算是一個西藏歷史有點意思的小貼士，和本文的內容相關但聯繫並不十分緊密。對此已經有了解的朋友，可以略過不看。
在西藏歷史上有這樣一個現象，國家名、地名和人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迭代關係。
就拿「吐蕃」來做例子，吐蕃名稱的由來目前學界尚有爭論，其中一個說法是「蕃」（藏語作「bod」）這個詞意為農業，與卓（bro，牧業）相對，是藏地農業為主區域人民的自稱。[1]
隨著吐蕃王朝勃然而起，吐蕃逐漸成了其王朝佔領地區的代稱。因此，我們在宋代的疆域圖上看到，甘肅南部、青海等地的地圖上標識的是「吐蕃諸部」。
這時候的「吐蕃」實際上已經不是特指「吐蕃王朝」，而是泛指藏民族以及藏民族生活地區廣大地區了。
同樣的例子還有「象雄」和「古格」，需要清楚一點，我們今天稱為「阿里」的這個名字出現的極晚，一般認為其名稱由來於，元代對這個地方的稱呼「納里速古魯孫」。
在此之前，這個地方的地理名稱一直都是「象雄」（漢地史料譯為「羊同」）。
這個地名的由來，顯然來源於象雄國家的名號，雖然現在對象雄國的政治體制究竟是部落聯盟、國家聯盟還是王朝有爭議，但它的名稱沿襲成了地名確已是定論。
與此類似，公元九世紀古格王朝在阿里地區建立後，這個綿延了六百多年的王朝，也將自己的名字印在地名上。
除此之外，地名還經常作為藏族人名的前綴和尊稱。
比如，格魯派的創始人宗喀巴大師，您可別鬧出他姓「宗」名「喀巴」或姓「宗喀」名「巴」的笑話。
「宗喀」是一個地名，而「巴」是指「某某地的某某人」。
類似的例子還有，撰寫了《阿里王統記》的高僧古格·阿旺扎巴。他是阿里地區的土著，為表尊敬和區別，在其名稱前加上了「古格」的前綴。
有意思的是，在眾多藏史的記載中，他名字的前綴有的記做「古格」而有的記做「象雄」。這恰好可以說明，「象雄」和「古格」兩個國家的名字都成地名，並可以混用。
弄清楚了「吐蕃」和「吐蕃王朝」的關係，我們就可以知道，很多人以為的「蒙古人征服了吐蕃王朝」是不對的。
吐蕃王朝公元842年就崩潰了，這時候實際意義上的蒙古人還沒有出現，根本不存在誰征服誰的問題，這個問題存在的基礎都沒有。
被蒙元帝國所征服的，是吐蕃這個地方及其上面的民眾，而不是早就滅亡了的「吐蕃王朝」。
說完了吐蕃概念的變遷，我們來說「征服」這個問題。
一般意義上來說，「征服」的詞義是「某些人用暴力的手段制服對方，使其接受、服從或順從。」[2]
換就話說，國家之間的征服就是，一個政權滅亡了另一個政權，將其納入自己的疆域版圖，並統治其國民。
從個角度上說，蒙元帝國征服了吐蕃是沒有異議，蒙古人對藏族人（或蕃人）的統治雖然時間不算太長，但幾段時間加起來也有百年以上。而且，這百年的時間還是有明確而強大的實際統治，有巨大影響力的時間還不算在內。
但竊以為，「征服」還有另一個層面，既精神領域的「征服」。
我們現在總說一個詞叫「軟實力」（Soft power），這個概念出現的很晚，1991年哈佛大學的老師約瑟夫·奈第一次在其作品《註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中，提出了這個概念。
他在書中將「軟實力」定義為三個部分，「國家核心價值觀的影響力」、「文化影響力」、「國家戰略和政策有效性」。[2]
直白一點說就是，「你用的價值觀和文化影響別人，並使其自願地去做，你希望他做的事情。」
在現在國家關係中，用可量化的「硬實力」來脅迫別國的案例正在逐漸變少，而用「軟實力」施加滲透的情況卻越來越多。
如果將「軟實力」的影響，也算作「征服」的話，那這種精神上的征服，幾乎完全適用於藏族對蒙古族的案例。
換句話說，蒙元帝國征服了藏族的身體，而藏族征服了蒙古人的精神，這是一個雙向征服的案例。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出現呢？
因為，蒙元帝國大概是世界史上大帝國中最古怪的案例。
一方面，憑藉快馬彎弓的硬實力，蒙古人在最短時間裡，建立起了一個人類歷史上疆域最遼闊的大帝國。
但另一方面，蒙元帝國的軟實力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或者可以肯定點說，就是根本沒有。
之所以出現這種一條腿極強，另一條腿極弱的狀況，原因在於「蒙古帝國崛起的太快。」
其在草原上固有的「強者為尊」的價值觀體系，在征服身體的過程中很有幫助，但在征服頭腦方面實在乏善可陳。
畢竟，征服腦袋不像砍腦袋那麼簡單。
另外，蒙古人的「文化影響力」，至少在蒙古帝國初期幾乎零，我們現在所見的蒙古族文化特徵，幾乎都是其後漫長歲月中，逐漸積累的產物。
最淺顯的例子便是，蒙古帝國初期（成吉思汗時代）既沒有文字，也沒有成熟的宗教系統。
第一版的蒙古文是1204年，成吉思汗征討乃蠻人之時，一個畏兀兒人（今維吾爾族先祖）俘虜塔塔統阿創製的。
成吉思汗嘉許其忠於國家的行為，又感覺其「性聰慧，善言論，深通本國文字」[3]，便讓其結合畏兀字母創製了一套回鶻體蒙古文。
1269年，西藏薩迦派高僧八思巴又結合古藏文字母，為元世祖忽必烈編製一套新蒙古文，並在元朝統治中原期間推廣，史稱「蒙古新字」或「八思巴文」。[4]
另外，蒙古帝國初期，也沒有形成自己的高級宗教系統，流行在草原上的依舊是原始祭天、敬神崇拜的薩滿教。
承托古代文化最重要的兩個支柱——文字和宗教都沒有，蒙古帝國想要推廣自己的「文化影響力」自然無從談起。
恰恰是因為這個原因，蒙古帝國的征服者在征服四方的同時，也拜倒在各地被征服者的文化面前。
所以，「征服」有時是雙向的。說句可能有人不愛聽的話，蒙古人在精神上一直都是個「孤兒」，始終在尋找安慰。
隨著帝國疆域的急速擴展，蒙古人迫切需要證明自己和其政權的正確性。為此，他們嘗試了道教、佛教以及他們能夠遇到其他所有宗教體系，最終有的皈依了伊斯蘭教、有的信奉了東正教、有的拜倒在佛教門下。區別僅在於，更接近哪個宗教的強勢區域。
多達納波的進軍路線
公元1239年（藏曆土豬年，南宋嘉熙三年），蒙古帝國涼州王闊端派遣手下大將多達那波率軍循唐蕃古道，取道玉樹、昌都、那曲、當雄攻至前藏。
這是蒙藏兩個民族間第一次交鋒，但這種交鋒表現出來的是，蒙古人對藏族人的單方面屠殺。
公允地說，此時的吐蕃確實不再是當年那個疆域橫跨萬里，輝煌豪勁令唐朝皇帝不安枕席的吐蕃王朝了。
數百年的領主割據，加之林立的教派，將吐蕃疆土切割成了無數的碎片，就像一個完美精緻的花瓶，碎裂後雖然每個碎片都極盡華美，但再想重新粘和起來，卻是千難萬難。
在屠殺了500多名僧人，損毀了幾座寺院後，蒙古人的立威收到了效果，難以形成合力的西藏教派勢力，不得不屈服於蒙古人的刀鋒，向蒙古人獻上圖冊和戶牘表示臣服。[5]
公元1247年（南宋理宗，淳祐七年），西藏代表薩迦派的高僧薩迦·班智達帶著兩個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趕赴涼州與闊端會盟，史稱「涼州會盟」。
涼州會盟是蒙藏關係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隨後薩迦·班智達以《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的方式，向全吐蕃宣布了二者的從屬關係。[6]
自此，廣大西藏地區第一次納入了中央帝國的版圖。換句話說就是，蒙古人完成了對吐蕃的統治。
隨後，他們在藏區設置管理機構、劃分十三萬戶、多次清查戶口（括戶）、修築驛站、整理道路、派駐軍隊、直至直接派兵打擊不願臣服的教派和家族勢力（「止貢林洛」和「貢嘎桑布之亂」）[7]。
以上政策和事件足以說明，蒙元帝國在吐蕃地區的統治是清晰並強有力的。
但在蒙古人征服藏族的同時，逆向的思想征服也在不斷深入和推進之中。
早在涼州會盟期間，薩迦·班智達敏銳的發現，蒙古人對各種宗教系統呈現一種很開放的態度，願意接受各種宗教思想。
涼州城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甚至基督教都有各自祈禱場所，並且各種信仰之間能夠和平的相處。
出現這種情況，其實也不難理解，蒙古帝國時期蒙古人，對很多新事物都有非常強烈的好奇心，並不想某些人想像的那麼封閉。
他們對身邊出現的各種新資源、新技術都能很好的加以利用，宗教系統不過其中之一。畢竟，原來自己沒有，反倒沒那麼抵觸。
隨著薩迦·班智達出手，用藏醫和精神療法治好了闊端的宿疾[8]，他成了涼州的「祭天長老」，並在各種宗教系統中超越薩滿教獲得優先祈禱權和首座地位。[9]
而後，八思巴和忽必烈的親密關係，讓藏傳佛教更上層樓。
1264年（元至元元年），元朝設總制院（後改為宣政院），八思巴領總制院事，「總制院者，掌浮圖氏之教（佛教），兼治吐蕃之事。」[10]
他在回藏區之前，忽必烈特意頒布了「珍珠詔書」。這份保存在薩迦寺的珍珠詔書中，不但明確了八思巴的領導權，還特意寫明了藏傳寺院和僧人的特殊地位，即便是元朝欽派的「金字使者」也不得冒犯。
珍珠詔書
而後當1270年，八思巴第二次向忽必烈授予密宗灌頂。忽必烈又將八思巴的地位由「國師」晉陞為「帝師」，賜封號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子，化身佛陀，創製文字，護持國政，精通五明班智達八思巴帝師」，或稱「帝師大寶法王」。[11]
受此二人關係的影響，有元一代蒙古人政權對蕃僧的優待，甚至達到了縱容的地步。
不知大家注意過沒有，金庸先生在射鵰系列小說中對蕃僧的描寫多有貶低。
並不是金庸先生對藏傳佛教有什麼偏見，這恰恰影射出了宋元時期蕃僧的囂張地位。依仗蒙古統治者對其的尊崇，蕃僧確實做出了很多令人髮指之事，《元史》中屢見不鮮的「當街毆打駙馬、咆哮公堂、爆錘州官」都是小意思。
身為江南釋教總攝的蕃僧楊璉真迦，遍掘南宋諸帝、後、公、侯、卿、相陵墓，「凡發冢一百有一所，戕人命四」。[12]
即便如此，民怨鼎沸的他卻一直官運亨通，直到丞相桑哥倒台，他才被牽連入獄。但不久，忽必烈便「貸之死」，「給還其人口、土田」，其子楊暗普也晉陞為宜政院使。
整個有元一代，薩迦派都堪稱元朝統治者的御用教派，忽必烈甚至一度動過「罷黜眾派，獨尊薩迦」的想法。[13]
因為他看來，薩迦作為大元帝國集團公司的西藏分公司，已經足夠了，沒有必要再保留更多的宗教勢力。
好在八思巴抵禦住了誘惑，勸服了他，從保存西藏文化特徵的角度上說，八思巴功莫大焉。
必須要清醒的認識到一點，蒙古人對吐蕃的征服是有預謀、有計劃，有必然性的。而藏族和藏傳佛教的逆襲，則更多表現為個人行為、教派行為，存在不確定性。
以當時蒙元帝國和吐蕃的硬實力對比，吐蕃的臣服不過是早晚的事，即便沒有闊端對西南地區的謀劃，換任何一個蒙古首領，吐蕃都無力對抗蒙古帝國。因此，這種征服是一個必然性事件。
反觀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精神上的征服，卻帶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因為，出現這種情況，必須基於蒙古人宗教系統的原始，如果蒙古人已固有一個完備的高級宗教系統，那藏傳佛教能否取得成功並不一定。
所以，吐蕃的軟實力征服並沒有出現明確的計劃或實施方案，更多的是憑藉藏傳高僧的個人魅力，在各個蒙古勢力之間游刃，尋機推廣自己思想，薩迦·班智達是如此、八思巴是如此、噶瑪拔希（噶瑪噶舉派高僧，第一位轉世的活佛）也是如此。
區別僅在於，薩迦派正確選擇了隊伍，而噶瑪噶舉派選錯了。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今天蒙古族普遍信奉藏傳佛教，並不是薩迦·班智達、八思巴和噶瑪拔希等幾位推廣必然結果。
任何事物都是有反覆、有波折的，尤其是將一件事情放在已百年為衡量尺度的漫長歷史中。
元朝在統治中原不到百年後，草原牧區的藏傳佛教迅速衰落，薩滿教一度重新回歸。
索南嘉措
1578年（明神宗萬曆六年）5月，格魯派宗教領袖索南嘉措應俺達汗之邀，趕赴青海湖畔的仰華寺相會，蒙藏第二次合流就此開啟。[14]
此次會晤中，兩位領袖互贈尊號，俺答汗贈給索南嘉措的尊號為「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這是「達賴」稱號第一次出現。
據說，兩位領袖在聊天中，俺達汗「不經意的」提及了忽必烈和八思巴的友誼，索南嘉措聞弦歌而知雅意的接上了話茬，說道：「我等非只今日，曾世世相會。汝為成吉思汗孫胡必賚徹辰汗（忽必烈）時，我為薩迦班智達之侄八思巴」。[15]
聽到索南嘉措的回答，俺達汗心花怒放。據《俺達汗傳》記載：「懷念從前八思巴喇嘛與忽必烈二人建立的無與倫比的經教之朝，日不忘，夜不寐。」
而後，蒙古土默特部和衛拉特四部（漠西蒙古）先後頒布了《法禁》和《衛拉特法典》，以法律條文的形式禁止薩滿教傳播及藏傳僧人的特殊地位，「各家必須銷毀「翁公」（薩滿神偶），違法者科以財產刑。有邀請薩滿教巫師來家者，科以一匹馬的財產刑，同時科以巫師一匹馬的財產刑」，「侮辱喇嘛（上師）與皇太子（洪台吉）同罰」。[16]
另外還有一個例子，可以從側面證明索南嘉措的巨大威望。
明朝對蒙藏間的聯絡極為敏感，當索南嘉措抵達青海湖畔，錦衣衛迅速將這一情況彙報給了朝廷。
恰巧，時任宰相張居正正在為一件事頭痛，這便是俺答汗從其老巢豐州灘（呼和浩特附近）向青海地區的拓展。
明庭當然不願意俺答汗拓展其控制範圍，但自己又沒有軍事實力將其趕走。當張居正索南嘉措在蒙古很受尊崇，認為這是一個達成目的的機會。
索南嘉措很輕易的，便解決了張居正頭痛的難題，他在給張居正的信中是這麼說的：「有閣下吩咐順義王（俺達汗）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17]
當俺答汗和索南嘉措相繼去世，格魯派又選擇了一個蒙古族王公雲丹嘉措（俺答汗曾孫）作為四世達賴，更拉近了二者之間心理上的距離。
當雲丹嘉措被迎回拉薩後，各地蒙古貴族蜂擁而至，不斷帶著禮物前來朝拜。由此，黃教在蒙古各族中的地位愈發不可動搖。
如果對比薩班和索南嘉措兩位領袖，就會發現一個很有趣味的類同之處。
既兩位所屬的教派在吐蕃都不是勢力最強的存在，薩迦派當時蝸居於後藏，而格魯派則在藏巴汗和噶瑪噶舉派的夾擊下掙扎求生。
我們當然不能排除兩位領袖心懷天下，為整個藏區福祉而奔走的決心，但其間是不是也有擴大自己教派勢力的想法，也未可知。
即便有這種想法也不算為過，畢竟身為一個教派領袖，為本教派奔走呼號本就是責任，要不憑什麼你來當領袖？
兩位領袖的抉擇獲得極大的回報，薩迦派在元代如日中天，而格魯派也在清代艷如烈陽。
恰巧二人極其教派，所藉助的都是蒙古人的力量，而這兩次恰恰是蒙藏兩族的兩次合流。
綜上所述，如果您認同「核心價值觀」和「文化影響力」等「軟實力」的「征服」也算征服的話，那蒙藏之間的征服便是一種雙向的征服。藏族人身體上被蒙古人統治，但精神和信仰系統上則正好相反。
可能有些人會不太認同我的觀點，因為身體上的征服比較顯而易見，擊垮其政權、控制其土地、統治其人民，都是些可以量化的指標，比較類似於物理變化。
而精神上趨同，這種化學變化，卻難覓其蹤，完全無法量化。誰也沒法證明，藏傳佛教在蒙古人心中究竟有多崇高，影響有多深。
因此，文中涉及藏傳佛教影響力的案例都是側面證據，但這些側面證據也足以證明，藏傳佛教在推廣的過程中，是自上而下被強力推行的，而這恰好是幾位西藏宗教領袖，倚重並期望出現的情況。
還記得最開始闡述「軟實力」一詞時的定義嗎？
軟實力就是「你用的價值觀和文化影響別人，並使其自願地去做你希望他做的事情。」
幾位充滿智慧的藏族宗教領袖，以包括情感投入在內的方式，走了一條上層路線，成功的將自己的價值觀，在廣大蒙古民眾間傳播開來。當這種價值觀、人生觀體系成熟後，長久的佔據了蒙古人思維方式和行為舉止的高點，使其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式生活。
如果這還不算精神上「征服」，那究竟什麼才算是呢？
參考書目：
[1]、《唐蕃關係史研究》_林冠群；
[2]、《現代漢語詞典》_呂叔湘、丁聲樹主持編撰；
[3]、《元史·塔塔統阿傳》_宋濂、趙塤、王禕編著 (明)；
[4][8][13]、《薩迦世系史》__阿旺貢噶索南 著__陳慶英、高禾福、周潤年（譯註）
[5]、《西藏曆代的邊事、邊政與邊吏》_張雲；
[6]、《闊瑞與薩班——涼州會談》__樊保良，水天長；
[7]、《論元代在西藏地方建政立制的基礎》_張雲；
[9]、《西藏通史》__陳慶英、高淑芬；
[10]、《元史·桑哥傳》_宋濂、趙塤、王禕編著 (明)；
[11]、《帝師八思巴傳》__ 陳慶英譯；
[12]、《元史·世祖本紀》_宋濂、趙塤、王禕編著 (明)；
[13]、《略論楊璉真伽和楊暗普父子》、《再論元代河西僧人楊璉真加》__ 陳高華；
[14]、《安多政教史》__智觀巴·貢卻乎丹巴繞吉，吳均等譯；
[15]、《蒙古源流》__薩囊徹辰撰 (清)，道潤梯步譯；
[16]、《西蒙古史研究》__杜榮坤、白翠琴；
[17]、《明史·張居正傳》__張廷玉 等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