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根：火燒圓明園時外交照會及禮單原件等稀見史料考釋——兼論恭親王奕與清季政治舞台

筆者在倫敦訪學期間在大英圖書館等單位特藏室多方查索，發現了包括英國國防部等單位的諸多手稿本或蓋有京津等關防、玉璽的資料。新發現的這些關於中方軍事外交等文檔多屬未刊珍稀史料，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本文公布兩份珍稀資料，為大英圖書館所藏，涉及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年英國藉亞羅號事件夥同法國出兵侵華。次年10月，英國額爾金同法國葛羅率軍在香港匯合。期間，清廷既要面對太平天國運動，同時要應付英法聯軍。面對內憂外患，1858年6月中英、中法簽訂了《天津條約》。以英國為首的西方殖民者並不滿足在華既得利益，英法聯軍以到北京換約名義，大肆進軍，強迫清政府履行《天津條約》並有面見咸豐皇帝親遞國書等要求。1859年6月14日，塘沽失陷。6月24日，大沽炮台被敵軍攻克，是日英法聯軍攻佔天津。1860年2月，英法政府調整軍事部署，擴大戰爭。在侵華重要骨幹巴夏禮看來，「我們的軍力應該集中在對付曾格林沁和傲慢的蒙古人身上……我想整個項目應該這樣進行：首先我們應當攻取大沽要塞，然後向天津移動。」面對緊迫軍情，清廷或戰或和的把戲一再重演，軍事上的良機不復存在。聯軍順勢進犯京師，並有燒劫之舉。新發現的文獻即此後英法聯軍擴大戰爭併火燒圓明園進行威脅的產物。

一、恭親王奕致格蘭特將軍的外交照會及其背景考釋

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打北京及火燒圓明園，主要借口涉及中方扣留談判人員巴夏禮等。這一點《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籌辦夷務始未》均有涉及，而馬士著《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較為翔實。但馬士所依據的材料多為巴夏禮寫給英國的英文材料，而少直接交涉中文照會。筆者在大英圖書館發現了兩份原始文檔，文檔涉及火燒圓明園前後恭親王外交等。第一件索書號為OR.6597，有信函包裝。信封為白皮，寬三寸，長約七寸，正中豎行，墨跡書「咸豐拾年玖月初六日」，紅色關防印章蓋在「拾年玖月初六」字樣上。10月6日，法軍進入圓明園並搶劫。咸豐十年九月初三(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大火達數日之久。咸豐十年九月初六日，即1860年10月21日，圓明園仍在熊熊大火燃燒之中。

裝有外交照會的信封背面有右上豎書「大清欽差大臣和碩恭親王公文齎至」，左上豎書「大英欽命陸路(字有缺損)大將軍克當台開拆(字有缺損)」。中有關防紅印兩處，上下各一。兩個關防印之間有英文草書：「Prince(字跡潦草，當為Kung，見下文)Letter to me」，「熊」(?)。「Letter to me」亦可見此屬格蘭特將軍筆跡的照會原件。照會中「大清欽差大臣和碩恭親王」即愛新覺羅·奕(1833～1898)。照會中「大英欽命陸路(字有缺損)大將軍克」即Sir James Hope Grant。Grant(格蘭特將軍)即馬士等書中所指英軍統帥，他將經囚禁巴夏禮等的圓明園予以焚毀。

信封內照會的正文：右邊豎行書「照會」並有關防紅印。另起一行：大清欽差大臣和碩恭親王為(大字型大小)照覆事照得本爵於九月初四日接到貴將軍照會內稱

另起一頁：

貴國員弁除送回二十一名尚有同時被獲之五人(，)至今未有下落(，)請本爵將如何實在情形(，)詳晰查復等因前來(，)查本爵於接辦後

另起一頁：

業將貴國在京之員弁八名(，)以禮相待送回(，)其餘各名(，)本爵並未知悉(，)迨接辦後(，)陸續詳查多日(，)始知分寄

另起一頁：

各處(，)即行札飭從優款待(，)亦已將生故共二十九名(，)分別送回(，)與貴國大臣額來文名數(，)似無不符並據

另起一頁：

貴國大臣額照會(，)給撫卹銀三十萬兩(，)已經本爵允准照覆矣(，)須至照覆者(。)

右照會

大英欽命陸路大將軍克

咸豐十年九月初六日(紅色關防印章蓋在「十年九月初六」字樣上)。

(文檔中尚有「December 10，1904.」字跡潦草，為大英圖書館收藏時登錄在案的時間。)

查《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相關記載，發現此照會與《附件五：抄錄奕為查明被押在京之英國員弁情形給英使照會》基本上一致。原文日期中有「咸豐」字樣，而抄錄件無。且原件顯示接受照會的是將軍克而非英使額爾金。這易與《附件四：抄錄奕為允許如數照交恤款給英使照會》混淆，實際上該書相關「附件四」中「英使」才是真正的英國國王授權代國行事大權的額爾金。其時，英國對華外交大使與英法聯軍中英方將領關係微妙，雙方既相互合作，亦牽制。即英將不能干預英使與中方談判事宜，而英駐華大臣可以授意採取軍事行動，但亦不能命令英軍在戰事上的進退，至於何者適宜進軍，何時談判，則主要聽從英京外交部、國防部，乃至首相的命令或指示。所以上文提到的文檔抄錄將英使與英將混淆，實為一大歷史誤會。這從奉行對華進行鐵血政策的巴麥尊主義的當事人巴夏禮的記載可見，巴麥尊稱：「如果我們採取低姿態，那麼我們將丟失通過在中國的戰事勝利所取得的一切有利地位」，巴夏禮可謂此信條的信徒。對於要不要針對修約而發動戰爭，英國眾議院展開了論辯並進行投票，終以巴麥尊獲勝而告終。而沒有等投票的結果出來，所謂「英女王的全權大臣額爾金」就被派往中國。此時的巴夏禮與威妥瑪都充當了翻譯官的角色。額爾金一度要往北方與清方談判時，他並沒有將自己的職責交給英軍總司令，而讓巴夏禮充當自己在廣州的代理人。但額爾金離開時，巴夏禮的工作並不順利，「我的工作是並不受人尊重的領事，受命於總司令，很多時候我要扮演他的眼睛和嘴巴，與中國人打交道。」但巴夏禮基本上每天以日記的方式向額爾金報告。此從側面可見英使與英將的權力牽制。後額爾金離開中國，三個月後由其弟卜魯斯繼任。卜魯斯屬對華強硬派，與其搭檔的是英將格蘭特司令。而英軍初在大沽炮台攻佔的失利被視作額爾金軟弱政策造成的後果。為了挽回自己在中國弱勢的形象並補救英方在中國遭遇的所謂損失，額爾金重新受命往中國，而其弟改任英方駐上海全權大使和商務總監。1860年3月26日巴夏禮致妻的信件表明「格蘭特將軍和他的夫人星期一到了廣州，周二和周三他們都在這裡」，(11)巴夏禮在起草租借九龍協定的時候，草稿「要先讓格蘭特將軍過目」，可見此時格蘭特也參與政事。(12)但主張對華強硬政策的巴夏禮對額爾金重回中國主持工作並不看好。1860年4月17日巴夏禮致妻子信稱：「額爾金將要回來的消息已經通過郵件得到證實。我覺得很遺憾，我認為政府送他過來無異於火上澆油」，(13)其時英方軍隊分為海陸部分，巴夏禮稱「一方面，我們的軍事準備狀況很好，格蘭特將軍對我們的巡邏隊很滿意。但是我不喜歡海軍上將的表現，他努力調集北方的軍力，給予南方太多的海上支持。」(14)巴夏禮所以有這樣的看法主要取決於他對華強硬的立場，認為對清方只有通過軍事征服。實際上額爾金抵達中國完全改變了他過去主張通過談判來解決問題的立場，1960年6月22日早餐之後，巴夏禮去總督府與額爾金會談了兩個小時，「他對自己言辭的選擇十分小心，他承認說自己這次出任主要是為了封住政府里攻擊他的嘴巴，但是決不會對中國人屈服，而且希望總司令在攻打大沽要塞方面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他必須接受並且出色地完成這項工作。」(15)這些表明額爾金一改過去和談為主的路線，支持軍事征服。因此，他選擇了一貫主張對清方動武的巴夏禮參加自己北上的團隊。1860年7月6日，巴夏禮稱是日「晚上到廣州的郵件給了我一個驚喜，額爾金勛爵下令讓我去北方，加入他們的團隊!他用詞非常客氣，我想他所遭遇的身份危機使他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轉變」。(16)額爾金一北上即授意軍方採取行動。

新發現的照會中恭親王與英將聯絡，旨在軍事壓力上有所緩解，此為現實外交中細微之處，也為交涉大局中關鍵的一著棋。至於行文亦見恭親王辦事務實，他對英將的要求分類解答並表示逐一落實，對於賠款亦應允，出發點是求得聯軍軍事上緩進。新發現的照會在格蘭特的日記中也有提及，並表明了「我們焚燒圓明園的意圖」。(17)新發現照會中有「九月初四日」字樣，查《英將克靈頓為要求查明被押英兵尚未放還之實在情形事照會》：「大英欽命陸路大將軍克，為照會事。」「照得八月初四日，有本國員兵弁人等數名，均為免戰旗號所保者，被貴國襲擄。今送回二十一名，內有死者八人，本將軍分別查收外，尚有同時被獲之五人，至今未有下落。其中一人，為我國武弁。據查：初五日早，與前被獲各名，一同離通進京，行至半途某地方廟前，將該弁並法國官員一人，分別啟行，聲稱欲送回兩軍，以便彙報；其餘兵丁四名，與前多名，皆送海淀，或在淀遠近地方，捆縛甚凶，大違各國之常理。旋於初八日，將多名分為五六人一股，遠押各監。合請貴親王將前兵弁五人如何實在情形，詳晰查復。」(18)「右照會大清欽差大臣和碩恭親王」。時間為「一千八百六十年十月十六日」，又署有：「庚申年九月初三日」。(19)此為外交照會慣例而已。九月初三日英將發照會，初四日恭親王收到，事關清方對巴夏禮處置這一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最為棘手的事件。九月初六日恭親王即發給英將回覆。依當時通訊條件及京師被英法聯軍封鎖的情況，恭親王若在兩日之內向在熱河的咸豐帝會商並得到指示是難以想像的，由此看來，致英將照會為恭親王當機立斷，意在放人了事。後上諭可見咸豐帝之意完全相反，是要處決巴夏禮等。實際上，初三日英方駐華代表額爾金亦發出了戰爭迅將惡化的威脅。其時，英使、英將雖都聽從英京的指揮，但具體到對華的態度及其軍事措施，兩者亦有些差異。在清政府利用人質來要挾英法聯軍停戰之際，額爾金明確表示拒絕，他說「所以現在指揮權又都交到了將軍們的手中……我不知道他們準備什麼時候進軍。」(20)交涉過程中總覽行政全局及與清方談判的是英使臣。額爾金在戰爭之中總結英國人質被殺事件時，一度指責英軍方失誤，1860年10月26日，他稱：「在中國用兵就該派五千人的部隊沒有延誤地前進，這樣事情就不會發生。我在出發之前就跟巴麥尊這麼說。但我們軍隊太過龐大，為了保險，耽擱在所難免，但就因為如此，幾乎毀了全局。火燒圓明園多為額爾金決策，額爾金稱：「這是清帝最喜愛的住處，將之毀去，不僅僅動搖他的威嚴，也會刺痛他的情感。」(21)「將軍克」是執行者。英欽差額爾金威脅要挾恭親王賠款，並限期畫押換約照會，「前接貴親王八月二十八日來文，內開大半係為照復我將軍克前日去文，本大臣閱悉之下，合立抄錄轉致查照，聽便辦理。所云我軍攻破圓明園，並在進軍之間，另有各等舉動，本大臣無庸再言。只以此次進兵之故，僅因本大臣前在天津所開和議，貴國不肯定局，旋在通州亦然，加以奸謀襲害，開闢以來，無此兇惡，理合申明。」(22)可見其言辭強硬，也足見額爾金重塑自己強硬派立場。照會涉及英駐華使節與英將的分工，即額爾金負責具體談判事宜，「至於來文內開，頗歸本大臣專辦之事。所有兩國既經和好之語，貴親王何不記本大臣於八月初八日首次照復內，有該員等未回之先，我軍斷不能暫息干戈，實不便遽議和局之言?俟屢發文，毫無別議，總以務必依議，否則不能復和。」其內容涉及清方扣留英方代表巴夏禮等，即八月初四日巴夏禮等被扣，四日之後，英方作正式外交反應，初八日英使額爾金照會清方因巴夏禮等被扣，難以和談，聯軍將更嚴厲地推進軍事，「容問貴國暨貴親王，原為當國之臣，何以應之?查本國彼日不回者，計共二十六名；今送回生者，僅十三名，身上俱有辱逼虐遇之跡，輕重不等，其餘十三名處死甚凶。本大臣於始終情節，不更長言，只因深憤，難免重提，恐與此等公文有所不便之語，惟此事甚惡，尚未抵償，大英國於大清朝自不能先定和局。貴國果怨拯救其瀕危，必照本大臣所定，尅允遵行。」(23)對此，額爾金簡述了部分被逮捕的英人受虐，並發出戰爭威脅：「據查園庭似為兩國員人數名受各等暴虐之處，內各殿宇尚有未經全壞之區，立必拆清。」「此節我大將軍克刻當設法自辦，貴親王可毋庸與聞。外必將叄拾萬銀兩交與本大臣委員查收，候本大臣奏准，分別陪恤，或給遭害之家，或給被難之人，以資撫贍。」即這一決議方為英駐華代表，執行者是英將而非恭親王等自拆，至於賠款等善後亦歸駐華使者專任事。此外，「所有前在天津會定續約內，除一條改為俟約內陪項總數未得交完之間，我兩國任便將兩軍均在津城駐紮之詞，其餘照舊不改，貴國立必蓋印畫押。其園庭拆毀一舉，不日興辦。」即發出拆毀圓明園的警告，同時就賠償及其訂約簽字問題進一步威脅：「余定本月初七日巳刻以前為期，務當於限內，必以本國被凶之人陪恤銀兩，俱於初九日措交；並以貴親王真奉便宜行事之權，於本月初十日，必將續約畫押、八年條約互換等因照復。否則咨會大將軍克入京，將皇宮攻取，再當相機設法，勉令貴國必從所議；一面咨請水師提督，合一併嚴辦。」(24)這些皆是新發現照會所提及的交涉內容。即先由英使臣發出警告，再伴之軍事征服並由英方水陸軍予以實施。交涉過程中總覽全局及與清方談判的是英使臣。額爾金在戰爭之中總結英國人質被殺事件時，一度指責英軍方失誤。1860年10月26日，他稱：「在中國用兵就該派五千人的部隊……」(25)前文述及英使臣額爾金在對華強硬派巴夏禮等心目中一度對華過於謙和，早在1858年3月14日巴夏禮致姐夫的信稱：「額爾金勛爵對我也很好，我現在每年的薪金是300英鎊。……唯一令我不滿的是我們對華方針。總的說來，我們的政策很弱，無法保證巨大的勝利。我不認為額爾金勛爵是一個偉人，儘管他可能很受政府的喜愛。他在歐洲、在國會和在公眾面前都非常謹慎。」(26)但重返中國並急於要在英國眾議院改變自己軟弱派形象的額爾金因巴夏禮等被捕而對清方態度更加強硬。

新發現照會原件中九月初四日，即1860年10月19日，英法聯軍於18、19日第二次火燒圓明園。見「奕等又奏初五日英兵焚毀圓明園片」：「恭親王(奕)等又奏：再，臣等於初四日亥刻，接到英夷照會，聲稱：被獲夷兵，凌虐過嚴，欲拆毀圓明園等處宮殿。當即連夜札調恆祺來寓，令其前往阻止。乃初五日辰刻，該卿來後，正在諄囑商辦間，即見西北一帶，煙焰忽熾。旋接探報：夷人帶有馬步數千名，前赴海淀一帶，將圓明園三山等處宮殿焚燒。臣等登高瞭望，見火光至今未息，痛心慘目，所不忍言!該夷到後，以大隊分扎各要隘，探報無從前進。其焚燒確有幾處，容俟查明，再行詳細具奏。據恆祺面稟：該夷去，藉此泄憤，如派兵攔阻，必於城內宮殿拆毀，以逞其毒等語。臣等辦理議撫，致令夷情如此猖獗，祇因夷兵已攔(闌)入城，不得已顧全大局，未敢輕於進剿，目睹情形，痛哭無以自容!」可見，清廷受重創，恭親王等束手無策。據英軍隨營記者佚名報道，早在10月6日晚頤和園、圓明園已為聯軍佔領，8日法軍對圓明園進行報復性的打砸搶，「在圓明園的一間國賓接待室，人們發現了額爾金閣下籤署的《天津條約》的英文本和漢文本。它被人扔在地上，躺在一堆被打碎的物品中間，直到那份英文條約明顯地吸引住了發現它的人的目光。」(27)在搶劫的過程中，「魏德先生把一些珍貴的書籍和文件保護起來，我想，他這樣做是為了英國圖書館。」(28)圓明園遭搶劫並被兩次火燒無論是對「天朝」的聲譽還是影響都是致命的，咸豐帝硃批：「覽奏曷勝憤怒!」(29)但也無可奈何。相比之下，新發現的照會正文未再提及焚燒圓明園的事情，主要是燒圓明園已發生並無可挽回。巴夏禮稱：「我想額爾金勛爵作出的決定是正確的。圓明園是皇帝的夏宮，離北京城只有5英里，皇帝和他的朝廷有2/3的時間都是在這裡度過，這裡也是我們可憐的國人最初受到拷問虐待的地方。……既然圓明園是我們的同胞受難的地方，我認為毀掉它是非常合適的。」(30)英國隨軍記者亦在《紐約時報》上發表評論稱：「對圓明園內部徹底的破壞，只不過是對大清皇帝桀驁不恭以及清國人對待戰俘方式的一個小小懲罰」。(31)面對聯軍擴大事態的威脅，中英外交照會涉及巴夏禮等被扣押及處理。

新發現材料中涉及的事件主角巴夏禮等。巴夏禮曾任英國駐廣州代理領事，是釀造亞羅號中英衝突的當事人。馬士著《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32)稱在是年「8月25日佔領天津，巴夏禮發揮的卓越作用」。(33)據1860年8月18日和26日巴夏禮致額爾金伯爵的報告，涉及與清方在天津談判的過程。馬士所著依據檔案及當事者日記稱：「在這裡，像以前在北塘和大沽以及後來在北京進軍時的各次情況一樣，巴夏禮都是到場作為額爾金伯爵的代表。他蒙受這位英國大使的信任，當派他在休戰旗下交遞書信的時候，他曾奉命提出那些不便於落為文字的進一步的要求，並去聽那些有關的中國官員的答覆。」(34)馬士的說法有問題，實際上此時的巴夏禮為英駐華大使派往英將格蘭特營中任翻譯官，兼事與清方談判，從目前史料來看，巴夏禮還承當了溝通使臣額爾金與陸軍將領格蘭特(清方稱之克靈頓)之間的關係，使得兩者在對華共同目標上的具體措施得以協調，見1860年7月31日巴夏禮致妻子的信，30日早上「格蘭特將軍來到甲板上請求額爾金勛爵讓我跟他一起去。額爾金當然贊成這樣做。我明白，我的職責雖然是陪同將軍，但我的工作絕不簡單。只要職責所在，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去……只有威妥瑪會留下來陪額爾金勛爵。」(35)而巴夏禮的所謂才幹決定了他在對清外交中的角色，他是英方代言人：咸豐十年七月十九日(1860年9月4日)有恭親王奕的岳父桂良等片：「再，奴才等照復該二國照會後，正將各款設法商議間，忽該酋巴夏禮，突來奴才桂良行寓，奴才等公同相見。該酋聲稱：『此次賠償一款，非從前可比，必須即日先付若干，余再議定如何給清』等語。奴才等當將現給照會內載有各口稅務，分成扣歸一語。該二國既經接受，何得再有異詞?該酋復稱：從前所允四百萬，至今數年，分文未收，總雲中國失信於彼。現在照會內所云，分成扣歸，原因太多，中國一時難措。今若不先付現銀三四百萬之數，定當即日佔據天津，將各官署屯紮居住，並一面進京，索討賠項，必須收得現銀，方能還我津郡等語。」(36)至於桂良在談判中的作用，1860年9月10日巴夏禮致其妻信稱：「你應該記得桂良，他是1858年時的老委員(作者按：指他曾經參與1858年《天津條約》的談判)，恆祺現在是王室的管家，恆福現在是直隸總督。北京的3名親王是我們解決整個事件的障礙。當皇帝病重的時候，他們就會暴露出各自的主張。因此，接近他們是十分必要的。」(37)此亦可見，巴夏禮充當英軍等討價還價的中介角色，為達到目的，發出戰爭威脅。巴夏禮的角色，英將格蘭特稱：「巴夏禮以他的傑出的品格應付各種問題，他的辦事能力是有目共睹的。」(38)在桂良看來，「惟該夷嗜利性成，其意若不得有現銀，仍恐難以羈縻，於撫局即不能有定議。」(39)比照英軍牧師對巴夏禮的評價，「沒有人象巴夏禮那樣適合處理中國事務。他就像英國牛鬥犬一樣真誠勇敢。……因此當人們聽到他的名字時，對他的感情是既有尊敬又恐懼的。我一直希望我們在中國的每一個官員都擁有這樣的品格。這樣的話，我們國家遇到的麻煩事可能會少一些。」(40)可見巴夏禮之難對付。

面對英法聯軍繼續北上，咸豐帝派出自己的侄子載垣、「一個是真正掌握國家的親王」(41)奕、兵部尚書穆蔭作為談判代表，「這些毫無經驗的外交家們從皇帝那裡得到了充分的權力，試圖誘使額爾金勛爵回到天津繼續被打斷的和談。」(42)載垣是欽差中文官職員，而穆蔭顯屬清帝國軍方代表。咸豐十年七月二十九日(1860年9月14日)載垣、穆蔭向咸豐帝彙報英法大使在通州等候談判的消息。附有法國公使葛羅以強硬的口氣照會載垣等，稱：「惟本大臣抵至通州，如有貴國全權大臣前來，誠允所定之章程，則軍務得息，舊好能敦。而本大臣隨帶兵將護駕進京，互換《天津條約》。如貴國不識已益，轉抗拒往通州之師，則軍務復興，而兵馳抵京師。」(43)是日，載垣等又奏巴禮夏等到通州求見片，「正在繕折間，據營員伊靈阿來通面稟稱：夷人吧夏禮、威妥瑪帶從人二十一，於明(昨)晚到碼頭，欲求見欽差等語。午刻，該夷人等即已到通，經地方官令於東嶽廟侯見。該夷等已到州官署內稱：洗澡後再定地方相見。是以奴才等派出隨帶司員等，尚未得與該夷會晤。其隊伍尚駐河西務，已知照會曾格林沁，派撥重兵攔截，勿令前進。」(44)針對此，硃批：「另有旨。該夷狡譎性成，知汝等回通，即趕緊前來，似屬和議可成，實則豫伏帶兵抵通要盟根底。況葛逆照會，萬分狂悖，不惟戰則歸過於我，並為將來戰後不受撫奢求地步，可惡可憤之至!」(45)身在京師並預備逃亡熱河的咸豐斷定巴夏禮等「豫伏帶兵抵通要盟根底」，是日廷寄：「夷情狡譎，必欲帶隊赴通，名為議和，實則預伏以兵要盟地步。況法夷所遞照會，萬分狂悖。和議必不能成，惟有與之決戰。已諭令曾格林沁等相機截擊，不得再令該夷一人北來。並諭勝保統統帶精兵，駐紮由通入京要隘矣。巴夏禮、威妥瑪等系(該夷)謀主，聞明常也暗隨在內，即著將各(該)夷及隨從人等羈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計：他日戰後議撫，再行放回。」(46)可見囚禁巴夏禮等是咸豐帝的主意之一，「若不能羈禁巴夏禮等，令其全數回河西務，亦無不可，斷不準去留任意，有礙戰局。」(47)在咸豐帝看來，「至巴夏禮等欲來求見，恐該夷以賓禮自居，長其驕傲，將來見額、葛等酋，又將何以待之?即著該王大臣無庸接見，以崇天朝禮制，仍譴委員與之辯馬交，所請索要現銀及帶兵進城，萬不能允。」(48)綜上可見，咸豐帝比較利弊，提出多條解決巴夏禮帶兵到通州的策略，並傾向於將巴夏禮等抓起來。當然發出命令的是咸豐帝，而出此計謀顯然與咸豐帝身邊的肅順等利益集團對朝廷的控制有內在關聯。而是日，載垣等已與巴夏禮談判，大體上接受了英法聯軍提出的條件，同時致信額爾金與葛羅。四天之後，載垣等才收到咸豐的上諭，並立即將扣押巴夏禮付諸行動。

關於自己在鴉片戰爭中扮演的角色，巴夏禮自稱：「在佔領炮台之後，我的工作是直接在炮台中獲取文件、考察俘虜，等等。」(49)佔領天津後，何伯一度予巴夏禮以臨時執行管理天津的職權。(50)加上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巴夏禮在廣東的種種劣跡，這一人物顯然招致清方反感。儘管如此，是年9月14日中國全權欽差大臣對磋商仍作出諾言，準備退讓。為此，英、法大使各有回信，其中，「額爾金伯爵的信則經由巴夏禮之手送達，而由額爾金伯爵的私人秘書洛奇(Henry B.Loch)、陸軍方面的瓦克爾上校(Colonel Walker)和湯姆遜(Thomson)、卡魯斯的隨員之一諾爾曼(de Norman)和『泰晤士報』的記者包爾卑(Bowlby)陪同前往；他在安德遜中校(Lieutenant Anderson)率領下的六名英國的和二十名印度的騎兵保衛著。」(51)此即34人的代表團。這與新發現的照會原件中提及的「貴將軍照會內稱貴國員弁除送回二十一名尚有同時被獲之五人至今未有下落……本爵於接辦後業將貴國在京之員弁八名以禮相待」等話中34人在數目上完全相符合。而與此同時，法國另組13人代表團遞交法國大使信件。是日，咸豐皇帝的態度有巨大轉變，他以廷寄的方式答欽差大臣載垣折片稱：「巴夏禮、威妥瑪等系(該夷)謀主，聞明常亦暗隨在內，即著將各該夷及隨從等，羈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計，他日戰後議撫，再行放還。若不能羈禁巴夏禮等，令其全數回河西務，亦無不可，斷不準去留任意，有礙戰局。」(52)比較歷史現場與事後追憶可見，扣留巴夏禮是咸豐皇帝的意思。而怡親王載垣、僧格林沁只是執行者而已。「9月16日，我們的兩位秘書巴夏禮、威妥瑪與恭親王一行進行了長時間的親切會談，帶回了一封正式的公文，其中表示委員會贊成草約的內容，並且會執行協定。聯軍在距通州5英里處的張家灣安營紮寨，決定不再繼續前進。巴夏禮與威妥瑪回來的時候非常滿意，事實上他們完全上當受騙了。」(53)9月18日，僧格林沁在張家灣設置埋伏。對此，《巴夏禮在中國》有專節「中國置休戰旗於不顧」，記錄了巴夏禮等外交使團的情況，稱：「我們快馬加鞭，在離安全地點只有半英里的地方，突然被一群中國士兵包圍。」(54)巴禮夏和其他人員成為俘虜。而載垣等自作聰明地向咸豐帝報告稱，「該夷巴夏禮能善用兵，各夷均聽其指使，現已就擒，該夷兵心必亂，乘此剿辦，諒可必[必可]操勝算」。(55)可見，清廷視此舉為獲勝，對事態看好。

幾與英方已被俘獲的同時，法國代表團也全數被逮。巴夏禮及額爾金的秘書洛奇被解到僧格林沁營地，「他(指僧)多次向我方發出過休戰旗幟，因此我希望他會尊重我。……但幻想很快便破滅了，因為在我走上前去時被他的隨從抓住，把我按倒，跪在他面前，因為我沒有遵守他們的命令立即向他跪拜」。(56)巴夏禮被拷問為何在條約問題上反覆糾纏，並被問及為何敢對怡親王說話如此無理，「現在你揚言說會對阻止你通往通州道路上的任何力量加以打擊。現在我就正在這麼做。你說你並不指揮這些軍事行動；但我知道你是誰，你們民族所做的罪惡全都是你煽動的。你還敢出言不遜，當面衝撞怡親王。現在是教外國人學會如何尊敬中國的貴族與官人的時候了。」(57)曾氏的話基本準確，「中國人把他們所面對的災難的每一步都和巴夏禮聯繫起來，這並不奇怪，因為在英國所採取的每一項行動中，都可以看到巴夏禮的身影。」(58)曾氏命令巴夏禮，「給你們的人寫信，告訴他們停止前進」，(59)據巴夏禮回憶稱，「幾分鐘後，我們三個人被裝上一馬車，連同兩個法國人……一起解往怡親王處。」(60)怡親王即載垣，1859年(咸豐九年)僧格林沁在直隸設防，他奉諭視察；後與兵部尚書穆蔭接替桂良。他是英法聯軍議和的欽差大臣，往通州，多次接觸巴夏禮。見劉毓楠日記(61)記載，八月初四日，「派怡親王載恆、兵部尚書穆蔭赴通州議和。」(62)初五日，「將夷酋巴雅里等九名，解交刑部，不準審訊。房山等縣城，將夷兵分寄於獄，多寡不等。」(63)即巴夏禮等被帶到北京刑部，多次接受訊問，但並未受刑撘。據巴夏禮等事後回憶，清方此番目的找出巴夏禮經過什麼路線得到對中國當前政治的知識，並且想使他承認有權作外交上的讓步及阻止軍隊的前進。(64)而事態恰好相反，巴夏禮等被逮次日，英法聯軍就發動猛攻，而曾格林沁的軍隊節節敗退。初七日，「我軍敗績，京城各門遂閉」，初八日卯刻，「聖駕攜后妃諸王大臣侍衛等官，倉皇赴木蘭而去。聞駐駕熱河，人心大慌。」(65)木蘭即熱河。咸豐等攜帶肅順等倉皇出逃，途中撤銷載垣、穆蔭欽差大臣的職務，令曾格林沁停戰求和，任命恭親王奕為駐京全權大臣。

此時，清廷權力面臨形式上的分裂，一方面是咸豐及其周圍的肅順等在熱河組成權力核心地帶。而奕駐紮的京師因皇帝的流亡，權力空間上反而受制於熱河。不僅僅如此，中國以修齊治平為核心的家、國一體，還表現為皇親國戚等身體政治在空間上的展開，身體政治主要體現在血緣關係上，咸豐朝呈現的兄弟、君臣等關係的多重雜糅。咸豐帝奕詝與奕為同父異母兄弟，咸豐帝為道光第四子，為皇后孝慎所生養，而奕為第六子。奕生母為靜妃博爾濟吉特氏。道光十七年(1837)奕入上書房，與奕詝同學。後奕詝生母病逝，奕詝轉由靜妃撫養。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帝留遺命，奕詝立為皇太子，奕封為親王。是日帝崩。咸豐三年十月初七日，奉旨在軍機處行走，此為咸豐帝面對太平軍北伐而加強皇權力量的重要舉措。後太平軍北伐部隊被蕩平。咸豐五年七月初一日，咸豐帝與恭親王奕因奕生母病逝的謚號追封問題而有間隙。二十日，咸豐帝以奕辦理葬禮「疏略」而罷黜恭親王所兼職事，罰上書房讀書。恭親王被逐出軍機處，其留下的權力空間迅速地被肅順、端華、載華等皇帝身邊的宗室所填充。咸豐八年，英法聯軍進犯天津大沽炮台，咸豐帝忙於應對英法聯軍，啟用奕進行外交折衝。次年，咸豐帝補授奕為管宴大臣，多屬小恩小惠。咸豐十年八月初七日(1860年9月21日)，咸豐逃亡熱河的前一天，任命恭親王奕為欽差大臣，予以便宜行事全權。奕成為咸豐外交折衝的代理。而恭親王奕開始了其政治舞台上的多面人生。恭親王的外交折衝既要面對皇帝兼兄長的奕詝之「國」與「家」的雙重恩威，又要面對英法聯軍的敲詐勒索及國內此起彼伏的或戰或和的政治輿論。

清官方的想法見咸豐十年八月初十日(1860年9月24日)奕等奏《夷務情形由》，稱：「竊臣等於本月初九日，接據英、法兩夷照會文稱，欲令放還該兩國業已就擒之夷人。並稱未回之先，斷不能咨會兩軍暫息干戈，實不便遽議和局。並有寄諭巴、麥兩酋之信，求為轉致各等語。查巴夏禮雖非渠魁，罪同首逆，又系該夷畫策之人，幸已就獲，豈可遽令生還。(硃批：甚是，總應設法辦理。)且前次所獲之逆夷，系巡防王大臣分交各州縣看押，臣等一時也難查知麥酋在何處監禁。況該夷狡猾成性，動施技倆，即放回巴等，未必即能罷兵，不過益增其梟悍之心。臣等先行照會該夷，令將兵隊退出大沽海口，始允送還。該夷能否聽命，實難逆料。」(66)咸豐十年八月初十日有「奕等單」主要包括咸豐十年八月初八日英國照會、法國照會。照會無一例外是向清廷要人。是日奉硃批：「覽奏均悉，以後情形，實難逆料，也不便遙為指示，只有相機而行。」(67)十一日，「留守內城王大臣等，在內閣政事堂會議一次，均無定見，旋即散去。是日，將巴酋由刑部放出，暫居高廟，供給豐美。」(68)二十二日申刻，「夷兵有赴圓明園之信」。(69)這些顯示清廷如意算盤的破產，也可見他們對國際外交的無知。奕的外交策略大多屬於危機應對中臨場發揮，他本人也是在處理問題中逐步明了西方世界遊戲規則的。

面對英法聯軍強大的攻勢及要佔據京師的威脅，據傳奕一度也有棄京而去的想法，咸豐帝獲悉後，立即撫慰。戊寅(十七日，公元十月一日)廷寄(答義道等折，並諭奕)稱：「恭親王奕，經朕特派辦理撫局，責無旁貸。前有硃諭，令其專心妥辦，如或不成，即督兵剿擊。昨復諭令相機辦理，朕亦不為遙制。總期撫局速成，朕即可及早迴鑾，鎮定人心，並保全億萬生靈性命。諒恭親王必能領會朕意，竭力圖維，不至輕為遷避。」(70)這其中可見咸豐帝對奕的信任，更重要的是讓奕明白其駐守京師的重任與職責。是日奕致函英法聯軍，「再次懇求我們部門停止前進，暗示可讓巴夏禮充當調停人」，(71)而事態日益惡化，次日即八月十八日(10月2日)，奕、桂良、文祥奏巴夏禮已提出住於高廟城內戰守皆不足恃折，稱：「竊臣等於十二日，接到該夷照覆，業於十四日，將辦理棘手之處，奏明在案。拜折後，復接該夷照會，據稱：三日之期已迫，並言明日如不送回，即行攻城。臣等仍給與照會，並設法將巴夏禮提出，於德勝門內高廟暫住，並派成琦帶兵防守，仍以禮相待。並令恆祺透徹開導，令其寫漢字信函，勸令退兵後，即將伊放回。任密飭成琦，萬一該夷攻城緊急，即遵諭旨，將巴夏禮等立時正法。其刑部及各縣監禁夷匪，亦傳知刑部、順天府行知各縣，一併按此辦理。」(72)咸豐帝亡命熱河，名義上承諾予恭親王奕以駐京全權代理，不為遙制，但實際上仍為清方政治乃至外交的總導演，廷寄再稱：「昨據恭親王奕等奏，夷務緊急情形。當諭令相機辦理，朕亦不為遙制，總期撫局早成，朕即可及早迴鑾，鎮定人心。諒恭親王必能領會朕意，妥為辦理。」(73)面對危急關頭，重申「不為遙制」，名義上讓奕等相機辦事，但又表示英軍等「如肯遵照恭親王等所給照會，退至張家灣一帶，酌定適中之地，定期各派委員，將在津續定條約蓋因畫押，將巴夏禮等送回，固屬至善；如必不肯遵行，或並無照復前來，不必待其進攻城池，莫若既將所獲巴酋等全行送還，以示大方，尚可冀其從此罷兵換約，不值得為此數十夷丑，致令億萬生靈俱遭塗炭」。(74)可見此時的咸豐皇帝在外交禮儀上也無奈地選擇了「大方」，只不過讓自己的兄弟奕充當執行者而已。奕是咸豐帝駐京代理，在外交上也屬咸豐帝的影子，並無太多的發揮空間。

聯軍步步緊逼，10月6日佔領頤和園、圓明園，10月8日，恭親王下令釋放巴夏禮、洛奇等。(75)這一事件及後果涉及千頭萬緒。但在巴夏禮等看來這是他們的幸運，咸豐皇帝下令將他們斬首的文件在釋放15分鐘後就到達。(76)被釋放的重要原因是聯軍不僅火燒圓明園且揚言要佔據金鑾殿等。英軍將領及相關人員另有日記式的回憶，即巴夏禮等被釋是聯軍強大的攻勢之下恭親王等必然選擇。

二、恭親王的禮單及其政治運作

面對戰或和、或戰或和，還是且戰且和等如此複雜多變的時局，駐京全權大臣奕採取了多維策略，展開了多重外交。就近代政治舞台而言，恭親王奕等對英法的外交與其對咸豐奏摺話語的修辭及其思想呈現的方式無疑有明顯的分界線。面對強悍的他者，奕對英法聯軍採取多方聯絡感情的措施，面對英法聯軍統帥的「面子」問題，恭親王送禮大方，充分發揮其兼管宴大臣的資源優勢，對聯軍以示安慰。筆者在大英圖書館亞非閱覽室的手稿部發現恭親王送禮清單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該禮單為長9厘米，寬約為38厘米的函件：外層包裝，(77)包裝左邊題有：庚申九月十五日。內頁有洋紅紙兩張，第一張墨書：

恭親王送禮系中英《北京條約》簽訂之後的第四日。可見這些禮物顯然送給英方首領。關於送禮，劉毓楠日記對此有所記載，但時間及其禮單內容與筆者發現原件有別。劉毓楠九月十四日記：「恭親王送夷人滿漢席二桌，鮮果四色，餑餑四色，紹酒二壇，共十六抬。送至怡王府。」(78)英軍佔據北京後將司令部設在怡王府，意在對載垣下令抓捕巴夏禮等施以報復。比照可見，將軍克收到的只是其中劉毓楠提到的禮單中一半禮物，而怡王府此時為英軍所盤踞，根據外交禮節及其劉日記記載，另外一半很可能送給了英方另一重要人物，但並非如此。日記中「夷人」至少包括英國將軍克，這是沒有問題的。另一份禮物實際上送給了法方，(79)十六日劉毓楠日記載：「恆祺與法人送行，送鮮果四盒，餑餑四盒」。(80)這也有問題，二十三日(11月5日)「奕等又奏於互送禮物並法使求在天主堂超度王兵片」，稱：「臣等至禮部於該夷換約，口佛夷口葛酋取出洋錢數枚饋送，業經奏明在案。臣奕於次日派員備席。送給該酋以為答禮。並給英酋一席。口佛夷全行領收，英酋祇領餑餑水果。」(81)送禮日期當為1860年10月26日。

從平息事態來看，奕在禮儀上注重「大方」，「至十九日，英酋遣人送來該國酒果數瓶，並洋菜四色，聲稱：兩國和好，特備禮致敬。臣奕未便顯拂其意。因即收受，擬仍酌給禮物。以示羈縻。至該酋等欲至臣奕府拜謁，當即託詞拒說，仍於廣化寺接見。前換約時口葛酋懇請欲於天主堂超度該國傷亡之人，臣等以條約中既准其傳教，此等小節，似不足與之計較，因即允其所請。至十七日，該夷前往彼處念經一日，亦尚安靜。」(82)硃批：「知道了。」(83)此時，咸豐對其弟奕面見「英酋」並沒有表態或有何特殊的情緒。恭親王奕在外交禮儀上確實「大方」，似給對方「長臉」。他送的是滿漢全席等，而法國大使送他「洋錢數枚」。相比之下，英國將軍克接受禮物四日後，「仍還酒菜」等。奕這樣大方的外交禮儀實屬外交舞台演出的規則，他在給七弟奕儇信中稱：「若通權達變，凡事示以大方，使彼信之不疑。苟能相安，可無他慮。」(84)奕給七弟奕儇信中稱「條約內既許住京，斷不能阻止，即使明歲來京，亦不致肆行無忌。至國書一節，倘不親遞固好，然住京後彼要朝覲亦不能止。若聖人識以坦白大方，撫局方能成也。」(85)奕詝、奕、奕儇雖是同父異母的兄弟，而在王朝的權力框架內，奕詝與奕、奕儇有君臣之分，這無疑意味著等級秩序上的森嚴。而恭親王私下議論咸豐皇帝辦事的尺度，顯示了政治人物奕的外交折衝，他本人在對待英國將領及外交人員上也是這麼做的。

面對四兄奕詝皇帝身份，奕差不多事無巨細，件件彙報。其重要的原委就是此時王朝權力在空間面臨著事實上的分裂。

咸豐帝流亡熱河造成清廷事實上存在京師與熱河兩個政治中心。讓朝臣及咸豐帝本人一再擔心的問題出現了，作為象徵符號的皇帝威權能否降得住駐京大臣?面對清軍敗績，咸豐帝早就有狩獵木蘭之想，咸豐十年七月七日(9月9日)皇帝有硃諭：「據桂良等折，外事決裂，今擬親征，著王大臣定議」，(86)明為親征通州，意在流亡熱河。大學士賈楨領銜上折稱：「一經遷徙，人心渙散，蜀道之行木(未)達，土木之變堪憂虞，夷人既能至津，亦何難至灤耶?種種情形，不堪設想。」(87)所謂「土木之變」即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英宗聽信太監王振讒言，留其弟駐紮京師，率部親征瓦拉，經過土木堡戰敗被俘。隨後其弟朱祁鈺繼位，是為景帝。這一故事對咸豐朝顯然有震懾作用，而大沽戰敗，咸豐亡命熱河，事實上步入了類似「土木之變」的歷史困境。恭親王奕的政治舞台無疑就是皇帝缺席的京師，京師即皇帝、親王等寓所所在的地理空間，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一度為英法聯軍佔領並掌控。其時奕在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使命是如何以物質等利益上的滿足打發來自歐洲且以聯軍形式出現的「他者」，其後再邀咸豐帝迴鑾，至少要做到讓咸豐帝走出肅順等團團包圍，重新在京師恢復皇權舊有的規範與恩威。他對外發表了諸多外交照會，對內公開的奏摺涉及《北京條約》簽訂後請咸豐帝迴鑾京師，還有在書信中表露政治思想，圍繞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外交斡旋等展開了台前與幕後的演出。

三、新發現的文獻及關聯史料呈現的政治景觀

從新發現的這兩件資料及其他關聯資料來看，咸豐皇帝逃亡熱河期間，承擔留守京師的重臣恭親王奕面對內憂外患，尤其是歷史上的「土木之變」的故事，在政治舞台上展現了台前與幕後的多面人生。考察火燒圓明園期間的政治事件中奕等外交斡旋，可見政治人物台前與幕後差異很大。1860年10月10日英軍隨軍記者報道：「聯軍方面收到了清國恭親王的一封信，宣稱清國政府已準備同意我軍全部條款。我們完全可以指望短期內就能宣布我們的這次戰役完成任務了，和平達成了。」(88)「現在，外交又將重新代替戰爭。而我們將十分焦急地觀察，而且懷疑是否可能會有一個良好的結果」。(89)咸豐十年八月二十九日(10月12日)，奕給英法的照會稱：「照得本親王前經派員以禮優待貴國巴參贊，並與妥商辦理續約蓋印畫押各事宜後，即可以禮送還貴國之人，屢經知照貴國，是待貴國不為不厚。何以貴國兵丁擾及園庭，焚燒殿宇?貴國乃系知禮之邦，約束兵丁，素有紀律，豈有兵軍肆意焚掠園庭，而兩國帶兵官及貴大臣推為不知之理?應由貴大臣將如何辦法，詳為照復。」(90)從照會的行文及修辭來看，這是奕代表天朝大國的外交重臣在發言。而新發現的恭親王照會英國將軍克信函，其言辭也屬前台演出。那麼他的私人信件無疑是脫下天朝大國的外衣，是後台奕真實心跡的表述。他給親屬信中除強調「諸容面敘」外，稱：「至行在一切公事，弟當勉力為之，想無須多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勿勿布復」，(91)部分信件已焚，無從知曉內容，但這些殘留的密信對了解事實真相及其心態無疑是十分關鍵的。奕以密信致七弟奕儇(即慈禧的妹婿)稱：「諭旨總以夷務辦理未有把握見責。復思此次夷人之猖獗，迥非從前可比。自入城把守安定門之後，其勢洶洶，若苟有異志，則都中旦夕且不能保，人心之渙散、倉庫之空虛，及京中一切情形，夷人莫不深悉。到處漢奸勾引，又何事不可為。而其心僅以索現銀五十萬為賠恤之用，往怡府數日，為泄忿之舉，其心已可概見。緣夷人此次之大肆猖獗，實因拿獲巴夏禮及英、法二國之夷兵，我處凌虐太甚，彼心不甘。」在他看來，怡親王授意曾格林沁抓捕巴夏禮造成嚴重的政治後果，「為此燒毀園庭，傷心慘目，有不忍言者。」(92)其時的國事、家事對奕、奕儇而言，實為一體，他在私人信件中稱：「至親遞國書一節，該夷不復堅執前說，而我處亦不必再行饒舌，俟恆祺、崇厚到津後，漸漸消弭，易於措辭。明歲駐京人數，此時亦不能預定。上以此二事未能說妥見責，然夷性詭譎，狡猾異常，不與晤面，不能深悉其情。彼之來意，暗中實為通商，諸事總不肯明言，故以爭分要體面為辭。」(93)即奕私下裡將英法聯軍的侵略目的歸納為通商，而在外交禮儀上歸結好面子，由此看來，恭親王有其一孔之見，「額爾金勛爵和恭親王之間進行了常規的會談，勛爵還將自己的弟弟介紹給他。在我們離開北京之前，卜魯斯先生已經開始和中國當局展開了貿易業務，這正是我們的特別大使館的目標。」(94)恭親王雖仍有夷夏之辨的心態，但已區別咸豐帝外交上無知。恭親王接見夷人的重要目的是洞悉夷情，這些皆說明他在外交舞台上演技日益精湛。

就外交而言，奕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應該說非常成功。從現有的文獻來看，西方人對奕很有好感，芮尼博士描繪了1861年英法聯軍進犯北京時的中國外交政策首腦恭親王(奕)。(95)稱：「恭親王表情很和善，是個典型的韃靼人。……他的臉和手很小，手指纖細，有點女氣。……他中等身材，體形瘦削。他身著海獺皮皮袍，外罩紫色馬褂，他的帽子是普通的那種韃靼帽，上翻的部分襯有黑絲絨。帽子上端是一個深紅色的絲球，而不是頂子和顯貴們所戴的孔雀翎。」(96)人物的描述除了呈現相貌外，更重要的是要傳遞一位晚清重臣給英國人以「和善」的好印象。

政治外交前台與清王朝官員活動的後台無疑有自己的界限。舞台的前台實際上是在演出，奕扮演天朝大國的欽差，是面對作為「他者」英法聯軍的挑戰這一社會角色的擔當。奕的外交演出是否成功，英人當事者巴夏禮在1861年9月8日致妻子的信件中稱：「今天有重要的消息——中國皇帝駕崩了……誰會成為繼任的皇帝現在還不得而知，他的兒子很小，只有七歲，所以一定是由他的一個弟弟來接過皇冠，恭親王或者另一個在熱河的親王。我們希望是前者，他才是數年來一直在幕後的國家發言人。」(97)恭親王外交斡旋成功的關鍵在於他區分台上與台下的界限，並在政治舞台台前與幕後順利調適自己作為咸豐與英法聯軍的緩衝這一角色擔當的心態。

總之，對中國而言，第二次鴉片戰爭涉及中外不同的社會秩序及其政治支撐，戰爭是雙方劇烈碰撞的暴力表述方式。被殖民者與殖民者的身份落差在賣國條約中得以充分的界定，這裡中國的天朝大國政治身份認同就有了問題。系統地考析這些史料，分析恭親王奕及其政治舞台，有利於把握中英雙方最初真實的戰略意圖、姿態及其變化的邏輯層次。討論近代中英關係，通過文獻解讀歷史，比較兩者優劣，有利於看清戰爭的動機及其引發的清廷內部權力空間上重新分配及其帶來的變數，明白事實與現象背後的政治想像等。

注釋：

[英]斯坦利·菜恩-普爾、弗雷德里克·維克多·狄更斯：《巴夏禮在中國》，金瑩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12頁。

1860年4月8日巴夏禮致妻子的信，《巴夏禮在中國》，第220、221頁。

字跡潦草，待考。

或譯作格蘭特將軍或有其他音譯。後有Henry Knollys編輯Life of General Sir Hope Grant：with selections from his correspondence，收錄了portraits of Sir Hope Grant，and maps and plans，該書共兩卷，由Edinburgh的W.Blackwood and Sons出版社1894刊行。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2)，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89頁。

《巴夏禮在中國》，第156-157頁。

(11)(12)(13)《巴夏禮在中國》，第181、202-207、216、222、216頁。

1858年11月13日巴夏禮寫給姐夫的信件。《巴夏禮在中國》，第156-157頁。

(14)(15)(16)1960年5月20日巴夏禮致妻子的信，《巴夏禮在中國》，第223、225、228頁。

(17)[英]霍普·格蘭特、諾利斯：《格蘭特私人日記》，陳潔華譯，中西書局，2011年，第86頁。

(18)(19)《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2)，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89頁。

(20)(21)(25)[英]額爾金·沃爾龍德：《額爾金書信和日記選》，汪洪章、陳以侃譯，中西書局，2011年，第213、220、221頁。

(22)(23)(24)《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2)，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87頁。

(26)(30)《巴夏禮在中國》，第193-194、264頁。

(27)(28)(31)《英法聯軍佔領北京西郊，圓明園慘遭洗劫》(1860年10月9日)，鄭曦原編，李方惠、鄭曦原、胡書源譯：《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192、196、264頁。

(29)《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七)》，中華書局，1978年，第2473頁。

(32)即Morse，Hosea Ballou(1855～1934)，原籍美國，1874年，畢業於哈佛大學並進入中國海關工作，1903～1907年，一度任海關總稅務司統計秘書，1909年退休後往英國劍橋，1917年入英國籍，1910～1918年間，出版《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Chinese Empire)，三大卷。

(33)(34)[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張匯文等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671頁。

(35)(37)(40)(41)(42)《巴夏禮在中國》，第232、247、247、249、249頁。

(36)(39)《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2)，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10、211頁。

(38)1860年11月17日格蘭特致卜魯斯的信，《巴夏禮在中國》，第246頁。

(43)(44)(45)《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七)》，中華書局，1978年，第2287、2288、2288頁。

(46)(47)(48)(52)(55)《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七)》，中華書局，1978年，第2288、2290、2319頁。

(49)(50)(51)[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張匯文等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672、672、672頁。

(53)《巴夏禮在中國》，第249頁。

(54)(56)[英]約·羅伯茨(J.A.G.Roberts)編著：《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蔣重躍、劉林海譯，中華書局，2006年，第18頁。

(57)(60)[英]約·羅伯茨(J.A.G.Roberts)編著：《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蔣重躍、劉林海譯，中華書局，2006年，第18、20頁。

(58)《巴夏禮在中國》，第173頁。

(59)(64)[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張匯文等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678頁。

(61)劉毓楠，字南卿，開封人，其書法多有可觀，咸豐二年中進士，累官至禮部郎中、江南道御史。

(62)《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2)，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34頁。

(63)(65)《清咸豐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2)，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34頁。

(66)(67)《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2)，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17-218、218頁。

(68)(69)《清咸豐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2)，第134、135頁。

(70)《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七)》，中華書局，1978年，第2378-2379頁。

(71)《格蘭特私人日記選》，第50頁。

(72)(73)(74)《廷寄》，《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七)，中華書局，1978年，第2382、2382、2383頁。

(75)(76)見洛奇的記載，《巴夏禮在中國》，第257、259頁。

(77)右上有：Brit.MusOriental.6598Menu of represtsent by PrinceKung to Sir HopeGrant.ChineseOR.6598Presented byColnll(字跡潦草，可能是Coloel，即陸軍將領)it Knollqd(字跡不清，疑為Sir Hope Grant.)December 10，1904.

(78)(80)《清咸豐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2)，第141、142頁。

(79)比照新發現的禮單日期為九月十五日，劉毓楠日記有誤。

(81)(82)(83)《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七)》，中華書局，1978年，第2542、2542、2543頁。

(84)(85)《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662頁。

(86)(87)《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六)》，中華書局，1978年，第2254、2255頁。

(88)(89)《清軍投降，北京城樓升起英法旗》(1860年12月28日)，該報道是對10月9日《紐約時報》刊發報道的繼續，鄭曦原編，李方惠、鄭曦原、胡書源譯：《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197、198頁。

(90)《抄錄奕為同意英法軍強佔安定門但須明定章程給英法照會》，《第二次鴉片戰爭》(5)，第177頁。

(91)部分信件已焚，無從知曉內容，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662頁。

(92)(93)《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661-662、662頁。

(94)(97)[英]斯坦利·菜恩-普爾、弗雷德里克·維克多·狄更斯：《巴夏禮在中國》，金瑩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67、290頁。

(95)[英]約·羅伯茨(J.A.G.Roberts)編著：《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蔣重躍、劉林海譯，中華書局，2006年，第20頁。

(96)芮尼：《北京及北京人》第1卷，第42-43頁。[英]約·羅伯茨(J.A.G.Roberts)編著：《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蔣重躍、劉林海譯，中華書局，2006年，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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