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滅亡的原因是什麼？不是貪污腐敗，而是官場上的另一惡習

封建時代由於實行的是人治，因制度本身的缺陷容易導致官員貪腐，作為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代在這方面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以致於流傳著「十官九貪」的說法。不過，這話說得有點誇張，在清初、中期時官場貪腐相對要好一點，只不過是晚清時期儒家傳統道德崩潰，而新的道德觀念還沒有建立起來的情況下，貪腐才成了官場的常態。

有人說過，清代的滅亡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官場腐敗。可是我們也知道，清代對於防範和約束官員的法律、條例又是歷代王朝中最嚴密的。這些法律、條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起到過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在清初、中期。乾隆時期，國力鼎盛，貪腐橫行，而對於貪官的處置依然是有很大力度的，不客氣地講，乾隆帝是清代十二帝中對貪官處罰力度最大的皇帝。

既然「十官九貪」的說法站不住腳，而清代滅亡也非官員貪腐所致，那麼什麼才是清代滅亡的原因呢？

雖然說一個朝代的滅亡不可能只取決於某一個因素，但官員的整體素質顯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清代的官員為了少犯錯，保住自己的前程，他們的出路只有一條：那就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馮桂芬在他的《校邠廬抗議·省則例議》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今天下有三個大弊：吏也、例也、利也，他斷言不把這些條例一把火燒了，「則天下不治」。說到底，朝廷制定出的這些多如牛毛的條例本來是防範官員欺飾，結果不但對治天下有害無益，還成為胥吏謀取私利的工具。朝廷對內外各級官員，一定要用條例來束縛他們，而且用不確定的例案來束縛，這顯然是在懷疑大臣，因此官員們只能是「不求有功，但求無功。」

乾隆帝曾有個「怪論」，他說本朝無名臣，也不需要名臣。在他看來，皇帝聖明足可以一人治天下，一旦出現名臣，那就意味著皇帝失德，自古以來名臣的出現都會伴生昏君，所以不該有名臣。雖然乾隆帝這個怪論是針對朝中那些大學士、軍機大臣的，但卻有一種示範效應，因而大小官員都學會了循規蹈矩。

道光時期，執掌中樞多年的大學士、軍機大臣曹振鏞寫奏摺時用的全是小楷，細細密密，工工整整，文如其人，一時形成風氣。因此，整個朝堂都瀰漫著「以模稜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鑽營為進取之階，以苟且為服官之計」的氛圍。而這些模稜、軟弱、鑽營、苟且之輩，國家無事天下太平尚可，如果大事有變，要指望他們奮身為國，不顧利害，不惜身家，無異於緣木求魚。

曾國藩也曾說過，自嘉、道以來，官場有四大通病：京官的兩大通病是退縮、瑣碎。退縮就是互相推諉，不肯承擔責任；瑣碎就是不顧大體，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外官的兩大通病是敷衍、粉飾。敷衍就是裝頭蓋面，剜肉補瘡，只顧眼前，不問明天；粉飾，就是心已潰爛，只會粉飾太平。

這四種官場通病加在一起，成為一種風氣，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曾國藩預見說，將來一有艱巨，國家肯定會有缺乏人才之患。當然，這個預言很快就得到驗證了，太平天國爆發後，朝廷才發現，國難之時已經無人可用。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使清代出現了很多「泥塑木雕」式的官員。康熙末年，順天府尹余正健沒有幹才，致使天子腳下事務廢弛，康熙帝說他是「木雕草束之人」。有人辯解說，余正健雖不能辦事，但人有正氣，康熙帝不以為然，說那樣的話，不如立一個泥塑木雕之人，不吃不喝，豈不更好。

事實上，貪官不可怕，可怕的是官員不作為。清代的官員不是無能，也不是不願意辦事，而是由於處分條例太多，稍有不慎就會丟官丟命。因此，對於大小官員們來說，只能選擇像曹振鏞那樣「多磕頭，少說話」，亦或像鄭板橋說得那樣，難得糊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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