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洋文庫的奇遇
早就知道，在中國混了很久的澳洲人莫里循，將他巨量的藏書，賣給了日本人。由此，日本有了一個東洋文庫。到了東京，進入這個文庫才知道，當年購書的主兒，是三菱財團的老闆岩崎久彌。我所看到東洋文庫，已經從一棟舊樓，搬進了頂天立地的新樓，整棟大樓都是東洋文庫，包括圖書館和博物館兩大部分。一個商界巨子，當初花錢買了這麼一堆似乎沒多少用處的個人藏書，然後將之不斷擴大，添加新書和新的藏品，在今天的中國，也許是個時髦的事兒。但在20世紀初，還是需要點遠見的。
莫里循這個人，原是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的記者，在清朝最後幾年，跟朝廷的政要，包括袁世凱走得很近，民國之後，做了袁世凱的政治顧問。記者的工資不算，僅顧問的薪水，每個月，800元。在當時物價低到不可思議的情形下，這樣的工資絕對是天價了，比政府部長還高。莫里循也沒有別的嗜好，花街柳巷什麼的，是根本不去的。大筆的銀元，都用來買書。莫里循的藏書很雜，進了東洋文庫，首先映人眼帘的，是成架子的西洋書。其中，跟中國有關的，是他收集了從元代到近代大批有關西方人到東方的遊記。當然，中國書的量也很大。有大量的地方志，宗譜和族譜，還有好些集部的雜書和類書，以及大藏經和一些雜七雜八的佛教經典。大約是正好趕上了清朝的新政，他對於法律改革有興趣，所以還收藏了當年朝廷的會典，各部則例以及清朝的律例彙編，還有主持法律改革的法學家沈家本的著作。這些書，大部分都是清版，也有少部分是明版，印刷質量不敢恭維。這樣的書，當年在琉璃廠，是可以像賣大白菜一樣，論堆賣的。直到80年代，我還趕上過幾回，只是堆得太爛，成套的書已經不好找了。但是，還有一些明顯是從宮裡流出來的貨色，比如一些裝幀精美的皇家會要，親王的宗譜，還有滿人和蒙古佐領的名冊等等。
除了這些當年的大路貨之外，莫里循的藏品中，還有宋版和元版書。嚴格地說，莫里循不是一個藏書家，但錢太多了，也會偶爾涉及一下珍稀古書的收藏。儘管莫里循有很多中國文化人的朋友，但一個有錢的老外幹這種事兒，多少還是會受騙的。在中國，我僅隔著玻璃看過宋版書，但是到了這裡，所謂宋版書就平平常常地放在書架上，盡可以取下來看，甚至用手觸摸。文庫里的宋元版書，有儒家典籍的禮書，也有傳奇小說，還有不少佛經，禪宗的語錄和宗系。感覺上，它們中的一些，真的是宋元版，白綿紙，小魚口，也有少量的白口，美麗清晰的歐體和顏體字。有些則像是西貝貨，紙不對，印刷也粗糙。即使不是假貨，也可能是坊間的大路貨。東洋文庫的鎮庫之寶，是一紙唐朝的抄卷詩經(殘卷)，還有西夏文的黑水文獻以及古高句麗國的石碑拓片。這些東西，我都沒有看到。但是，作為一個愛書人，能親手觸摸一下心儀已久的宋版書，感受一下書的氣息，真的很幸福。萬沒想到，這樣的幸福，是在日本的東京獲得的，無論如何都算奇遇了。來東洋文庫博物館參觀的東京市民倒也不少，但進圖書館查閱中國古書的人，的確罕見。也許正因為如此，這裡的宋版書，才沒有像北圖那樣，受到特別的保護，非有特別的關係，根本碰不到。
在書海中遊走的時候，碰巧碰到了一群來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一個日本老師在跟他們介紹這些藏書，聽到我說中文，就走過來，要我去跟這些學生講講。當然，講中國的古籍，也許我比他更合適一點。這些中國學生，在國內的時候，從來沒有接觸過線裝書，他們還以為國內這樣的書根本就沒有了。我告訴他們，他們所在的大學，都有這樣的書，只是他們看不到，都收藏在善本書庫里。我說，等你們混成了教師，就有資格去調閱了。
文庫里對我最有價值的，是成套的《北華捷報》和《順天時報》。只是，看這些文獻，需要大塊的時間。臨走的時候，陪同我的日本朋友給我看了一些水墨畫。畫者肯定是西洋人，題材有馬戛爾尼謁見乾隆。畫面上，乾隆老兒抽著長長的煙袋鍋，不以為然地噴著黃煙。馬戛爾尼單腿跪著，地上攤了一地的西洋禮物，從望遠鏡到網球拍。手上呈上一封信，估計是英國國王的信，但卻沒有人接。整個場景，像漫畫似的。中國人的服飾，一點都不靠譜，滿人的大帽子，被畫得像英國士兵的頭盔，乾隆旁邊居然還有一個武士，手裡拿著把大刀。另一些畫，畫的是鴉片戰爭的場景，中國的戰船上面有帆，下面卻伸出一排的槳。英國的軍艦，有明輪，但火炮卻擺在甲板上。當然，接下來這樣的中國戰船一個接一個地被打沉，硝煙驟起，火光四射。然後是英國兵打著旗幟，乘著小船登陸了。中國水師的船畫得不對頭，英國軍艦也不是那麼回事，但戰況還就是這樣。畫上的日期是1849年，估計畫家是根據當事人的事後描述畫的，自己根本就沒來過中國。這些畫，跟當年馬戛爾尼使團隨行的畫師的畫作比起來，簡直差得太遠。只是，作畫的時候，第二次鴉片戰爭，都快要開打了。如果這畫師有興緻，真的跟著英法聯軍來中國走一遭，可畫的東西就太多了。
東洋文庫里的藏書，到了今天已經不儘是莫里循的收藏了。我們進去的時候，還看到成箱子的新書，堆在走廊里，等著登記造冊上架。但不可否認，莫里循的收藏，還是這個文庫的主體。當年莫里循將書賣給日本，曾經惹得好些中國人很是不高興。其實，在1917年的時候，中國剛剛經過張勳復辟，政局的動蕩，使得中國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安放這些藏品。莫里循對中國是太了解了，知道這些東西如果落到中國政府手裡，會有何種的命運。所以，無論在今天還是過去，這批藏書在日本，其實還是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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