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這十年，達沃斯富豪財富飆升1750億美元

全球金融危機過後10年的2019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又稱「達沃斯論壇」）上，七國集團（G7）中的四個國家元首都選擇了缺席，不過常年在達沃斯論壇「A級名單」上的富豪們必定要來，且他們中最富有的12位的財富總額在這10年中飆升了1750億美元。

非營利組織樂施會（OXFAM）通常會在達沃斯論壇開幕之前發布其年度財富不均調查報告（下稱「報告」），而今年的報告則顯示，自金融危機以來，億萬富豪人數幾乎翻了一番，在2017～2018年期間，幾乎每兩天就新增一位億萬富豪。然而，富人和大企業如今支付的稅率卻是幾十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達沃斯精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富有

2009年的達沃斯論壇令人印象深刻，彼時在會議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首席經濟學家、哈佛大學教授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說，同他交談過的每個人，都說這是他們去過的最黯淡的達沃斯，「氣氛十分壓抑。」

10年後，再次出席達沃斯論壇的金領高管們發現，他們的財富已經大幅反彈了。

根據媒體的一項分析，2009年以來凱雷集團董事長魯賓斯坦（David Rubenstein）的財富翻了一番，摩根大通CEO戴蒙（Jamie Dimon）的凈資產是原來的3倍。

黑石集團CEO施瓦茲曼（Stephen Schwarzman）的個人財富則增加了6倍。整體而言，包括上述富豪在內的12位達沃斯常客，他們的財富總額在10年中飆升了1750億美元。

而在這10年中，包括美國和德國在內的許多西方發達國家的家庭財富中位數均停滯不前，甚至整體財富上升的國家也沒有抵擋住全球貧富差距所帶來的困擾。

在G7中，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法國。在迎來了英語水平上乘的總統馬克龍後，法國一度將達沃斯論壇視為重新展示國家形象、吸引外國投資的絕佳場合。2018年，馬克龍在達沃斯論壇發表了長達一小時的演講，並用英、法兩種語言交替發言，向在座的各國領袖和商界巨頭宣稱「法國回來了」！彼時馬克龍還特地用英語解釋法國的改革措施。

然而2019年，由於國內的「黃背心」運動，馬克龍宣布缺席。

曾經是馬克龍的密友和多項政策顧問的達沃斯常客、巴黎政治學院教授皮薩尼-菲利（Jean Pisani-Ferry）不禁在近日的文章中發問：儘管法國在金融危機中未能倖免，但實際上，從2007年到2017年，法國家庭的實際收入增長了約8%，這一數字超過了許多其他歐洲國家，但法國的中下層人士為什麼卻越來越多，並且無法維持生計？

實際上，與美國不同的是，法國的稅收政策使得富人的部分財產向低收入人口傾斜，社會財富也進行了較為充分的轉移。

菲利認為，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西方社會的人口結構正在發生變化：法國人口老齡化、單身和單親家庭的增加減少了個人購買力；此外，大城市正在吞噬小城市的資源，自2000年以來，法國的大城市房價不斷上漲，而小城市房價卻在不斷下降，使得有產者的資產差距不斷加大。

根據法方數據，2006年~2011年，法國13個城市的工作崗位平均增加了5%，包括里昂、馬賽、圖盧茲、里爾、波爾多、南特、尼斯、斯特拉斯堡、雷恩、格勒諾布爾、魯昂、蒙彼利埃和土倫。

但作為整體，法國的工作崗位卻在流失，失業率一直徘徊在兩位數。這13個大城市中充斥著共享經濟和充滿活力的創意產業，許多市民在上次投票中都投向了馬克龍，然而在城市之間的邊緣地帶，那裡沒有共享單車、共享汽車，是一個人們感到全球化只是從他們身邊路過的世界。

向富裕人群稅收傾斜致貧富差距拉大

社會貧富差距還在持續拉大，這讓達沃斯論壇也不得不在近年來不斷重點討論這一問題，不過迄今為止的數據結果仍令人不那麼滿意：貧富差距並未減小。

根據前述樂施會報告，在2018年，全球億萬富翁的財富增加了9000億美元，這意味著，每天他們增加25億美元的財富，而全球26個最富的富翁財富加在一起則和最窮的38億人一樣多。

然而這38億人的財富還在不斷縮水，僅在2018年一年就減少了11%。

報告認為，形成這種貧富差距狀態的原因之一是不少西方國家向富裕人群傾斜的稅收政策。

報告統計指出，2015年，在每1美元全球稅收收入中，僅有4美分來自於針對遺產或財產等財富的稅收。在很多發達國家，這類稅收被持續削減甚至被廢除，而發展中國家幾乎都沒有類似的稅種；富人和大企業的稅率也一直被大幅削減。例如，發達國家的最高個人收入所得稅稅率在1970年是62%，到2013年已降至38%，而貧困國家的平均個人所得稅稅率則是28%；在巴西等一些國家，如今最貧困10%人口所支付的稅款在其收入中所佔的比重，遠比最富有的10%人口更高。

與此同時，報告指出，公共服務卻長期資金不足。在很多西方國家，良好的教育或優質的醫療都變成了只有富人才負擔得起的奢侈品。譬如，在發展中國家，貧困家庭孩子5歲以前的死亡率是富裕家庭孩子的2倍。在肯亞，富裕家庭子女接受教育的時間平均為貧窮家庭子女的2倍。

菲利一針見血地指出，許多人認為以往的社會契約被打破：在法國，人們曾普遍認為，法國不斷提高的教育水平將為孩子們帶來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更高的社會流動性。但是，現在增長的效益已變得過於微薄，工作的人群正受到數字革命的威脅。只有已處於領先地位的人才會在這種競爭中受益。

在設計本屆論壇主題時，達沃斯論壇方面已經認識到，四大變革正在賦予全球化新的定義，其中之一即為第四次工業革命下，新技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興起。

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表示：「全球化4.0才剛剛開始，面對這一巨變我們完全猝不及防。目前，人們還在用業已過時的觀念解決全球化進程中的問題。僅僅對現有的流程和機制小修小補無濟於事，只有對其進行重新設計，我們才能在未來抓住大把的新機遇，並規避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

（實習生康愷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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