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艷：詩性虛構與敘事的先鋒性

一、詩性虛構與天漏邑有關的中國故事

《天漏邑》通過教授禰五常與弟子們對天漏村（邑）歷史與文化之謎的追索，雜糅了田野調查的筆法，建立起詩性虛構的中國故事。在《天漏邑》詩性虛構的中國故事中，處在外圍和表層的，是在追索天漏邑之謎當中，還原古天漏邑的詩性中國敘事和追索者禰五常教授及其弟子們生活的當下敘事。小說所寫禰五常教授與弟子們對天漏村（邑）歷史與文化之謎的追索，是在寫實、紀實的基礎上，通過符合邏輯的想像喚起一個蒼茫遼闊的非現實世界、虛構的古中國村落形象——天漏邑。作家將文字學、考古學、古代文學、天文、地理、歷史與天馬行空、神秘瑰麗的想像結合在一起，塑造出一個謎一樣的天漏村，許多敘事場景真實與虛幻交織，既有紀實性，又有離地三尺的文學性，在一種看似不失寫實與紀實的天漏村當下的敘事——主要憑藉田野調查、考古發現等手法——之上，與古時天漏邑的戰爭、民生和日常生活打通，很多片段氣勢恢宏，神秘悠遠。《天漏邑》如何虛構、還原出一個古今天漏村（邑）的中國故事，並且使這個虛構的故事充滿詩性的魅力，這是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從中也可以看出作者敘事的努力與突破。

熟悉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的發展狀況，就不難體會詩性虛構出富有詩性和抒情性的中國故事，還原一個文化、歷史和美學意義上的中國形象的重要性和價值。文中禰五常教授及其弟子們通過田野調查和考古學等方法，追索天漏邑之謎，小說在俗世的日常經驗和細節情理構成的寫實基礎之上，所虛構出的古天漏邑與今天漏村的中國故事，呈現出歷史與現實的無限可能性。「有夢想，有秘密，有可能性，有精神奇蹟，有價值的想像力，這樣的小說才堪稱是抒情性的、詩性的」，趙本夫的小說語言是詩性的、抒情性的，《天漏邑》是他「面對歷史，撬動的是那些深藏不露的隙縫，從而找到和自我相關的聯索」。在對古風民俗的描摹當中，作家語言的詩性美和抒情性得到了最為淋漓盡致的呈現。不止如此，趙本夫還將天漏村的抗日敘事的故事情節，與天漏村外整個中國的抗日歷史和事件相關聯。有了這些史料的支撐，《天漏邑》中的抗日英雄傳奇故事，彷彿有源之水，讓故事的詩性虛構始終有堅實的土壤，也令小說更加具有一種可讀性。

《天漏邑》所詩性虛構的中國故事，是將追索天漏邑之謎——還原古天漏邑的詩性中國敘事與追索者的當下敘事以及其所包含的抗日戰爭敘事作了嵌套和綰合。整個中國故事的文學書寫，使《天漏邑》與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發生密切的關聯。的確，中國小說里的主觀抒情傳統自古而今一以貫之，在中國現當代小說史上，很容易就可以梳理出一條清晰的詩性、抒情性小說的發展脈絡。但是，富有詩性、抒情性的小說，往往帶來詩化、散文化的傾向，小說的虛構性和故事性往往較弱。與散文求真、不提倡虛構故事情節不同，現代小說其實是典型的虛構敘事文本（非虛構作品不在討論之列），對情節性和可讀性有著較強的要求。如何在詩性、抒情性中葆有很好的故事性、可讀性，是對作家寫作和敘事能力的一種挑戰。《天漏邑》詩性虛構中國故事的成功，恰恰來自於作家對中國傳奇小說文體資源的借鑒、汲取並加以創造性轉化的基礎之上。

二、中國古典傳奇小說文體資源與敘事的先鋒性探索

《天漏邑》毫無疑問是一部運用中國的敘事方法來講述中國故事的作品，很多人或許意識到了《天漏邑》小說敘事方面「志怪」傳統的影子。中國小說自南北朝開始大致有志怪和志人兩個方向，志怪小說一直到《西遊記》、《聊齋》等，中間是唐傳奇；志人小說一直由《金瓶梅》、《紅樓夢》等延續到晚清小說。志人的一脈，在《天漏邑》文本方面，同樣不容忽視。

《天漏邑》所詩性虛構的中國故事，亦即追索天漏邑之謎——還原古天漏邑的詩性中國敘事和追索者的當下敘事這個外層敘事，以及它所包含、嵌套的抗日戰爭敘事這兩個敘事結構，其實都可以放到中國文學的史傳傳統中去考察。對於外層的敘事結構所嵌套的抗日英雄傳奇敘事及其延伸性敘事，我們不妨把《天漏邑》放到20世紀50—70年代「革命英雄傳奇」與90年代中後期以來的「新革命英雄傳奇」的發展脈絡中來看。《天漏邑》所書寫的抗日英雄傳奇故事，與20世紀50—70年代「革命英雄傳奇」以緊張激烈的革命故事情節取勝、性格豐滿立體的英雄人物形象並不多見的情形，已有了明顯不同。《天漏邑》與晚近的「新革命英雄傳奇」必有一絕對中心人物置於英雄群像之中的樹狀結構也不相同，《天漏邑》因其故事和敘事的複雜與繁富，已經不能簡化為中心人物一個人的傳奇。

如果我們僅僅止步於從中國小說傳統的層面來看《天漏邑》，就還沒有發現《天漏邑》全部的價值和意義之所在。在中國古典小說傳統賦予趙本夫小說以骨骼之外，作家有意所作的敘事結構、敘事策略等方面的頗具先鋒性的探索，給予了趙本夫小說以豐富的「血肉」之軀。在《天漏邑》里，趙本夫幾乎放棄了他使用一輩子的敘事策略，《天漏邑》是象徵的、變形的、魔性的，在堅實的寫實主義的基礎之上，《天漏邑》帶上了魔幻現實主義和存在主義的多重格調，這是一個獨特的文本，它很難複製，它最大的意義也許就在這裡。

趙本夫在《天漏邑》里，盡顯一個老到作家的敘事功力。小說的兩個敘事結構，基本都是按線性敘事，在靈活的穿插和轉換中，小說敘事一路前行。上一個敘事往往會為下一個敘事乃至很久以後的敘事和故事埋下伏筆。不止如此，在同一章、同一個故事序列里，作家往往也採用內部倒敘和多次敘事轉換的手法，令敘事節奏發生各種變化，使整個小說的敘事產生一種懸念迭生的效果。通過敘事策略的調整和不停地敘事轉換，產生不確定性、也就是懸念，使這部詩性與抒情性滿溢的小說，同樣具有足夠的故事性、可讀性。不同的故事序列竟然還要穿插和無縫拼接，這是對作家敘事能力嚴格的考驗，非得有足夠的用心，才能夠不搭錯情節和敘事的線索和關節。可以說，《天漏邑》提供了一個如何在中國古典傳奇小說文體資源之上，進行敘事的先鋒性探索的小說樣本乃至範本。

三、人性書寫的豐贍與文學書寫的開放性

《天漏邑》內涵豐富，意蘊繁複，大家對它的評論也是「眾聲喧嘩」、充滿復調的特徵。單是其主題，都能抽繹出多個角度、多個方面的概括，莫衷一是。《天漏邑》在人性刻畫和書寫方面，打開了一個新的維度，甚至可以說達到了一個以前不曾有的深度。其實不只是在其抗日戰爭敘事裡面，《天漏邑》整個小說，人性書寫的豐贍與多維度都是可圈可點的。小說對於抗日英雄人物宋源的刻畫，是生動傳神的，不再是20世紀50—70年代革命英雄傳奇里主要人物的「高大全」形象。小說不止在其抗日英雄傳奇及其延伸性敘事裡面，有著細緻入微的人性刻畫。在禰五常及其弟子身上，也有對人性的豐贍和多維度的書寫。《天漏邑》在文學書寫上，呈現出一種開放性和不確定性。小說的結尾，是柳先生的以身飼狼和禰五常的厲聲高叫，呈現出一定的開放性，好似一個未完待續的小說結尾，仔細一想，又的確是小說該結尾的時候了。寫天漏村，不能光寫天漏村，寫進去還要寫出來，寫出來還要寫進去，進進出出，就有了廣闊和對比。

很多人覺得《天漏邑》表達了一種中國文學當中罕有的「原罪」意識，還有人認為小說有著魔幻現實主義與存在主義的色彩，但我們又分明覺得這個小說並不是去為魔幻現實主義和存在主義等作註腳，我們也並不能把天漏村、天漏邑類同於馬爾克斯《百年孤獨》里的馬孔多鎮，似乎也並不能說它具備典型的西方文化和文學中習見的「原罪」意識。說《天漏邑》是一部體現東方哲學和文化的小說，或許更為恰當。在作家趙本夫本人看來，「所有的美都是殘缺的美。作為一部小說，也不可能完美。如果讀者有興趣，盡可以參與這部小說的再創作，對它進行批評、爭論、補充、豐滿、改造。我不會認為是對這部小說的不敬，反而由衷的高興。因為一部小說如果具有各種可能的發揮和延伸，已足見它的浩大和張力」；「老實說，就連我都覺得小說寫完了，故事並沒有結束。覺得意猶未盡。就像你說的，面前一片蒼茫，甚至是悲涼。我很想去雲南找宋源，問問他當初為什麼離開，這些年生活得怎樣。」就像小說的名字一樣，天是漏的，人世間萬事萬物都是有漏的，小說文學書寫所呈現的開放性和不確定性，又何嘗不是作家有意「漏」給我們的呢？恰如中國繪畫的留白，給我們留下了足夠的空間，這空間，無論是破綻還是玄妙，都給我們留足了發揮和想像的餘地——小說以它的文學書寫，完美詮釋了中國的「漏」文化。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批評》2017年第4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閆涵/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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